(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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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人权捍卫者陈西(网络图片)


 

在贵阳城的一个半坡上,密密麻麻遍布着陈旧的楼房和平房。弯弯曲曲的小道在房舍之间蛇形迂回,有的铺了水泥,有的是土路,还有极少数保持着多年以前的形象,中央铺一溜石板或者石块。外乡人根本不晓得这些小路通向何方,两条相邻的道路,很有可能通往山的不同两面,或死或活蛛网一般,走岔一条将迷失进无助之中。大部分小路汽车根本开不进去,极少数可以通车的,对头车要错上很久。骑摩托车的人们经常在这些爬坡的弯道上摔倒,小贩们在小路交汇摆摊设点,步行是这里最好的交通工具。

 

山坡上住了一户人家,女主人名叫张群选。有一天她带我走那些弯弯曲曲的小路,好教我辩清从各个方向去往她家的道路。附近有好几个出售廉价商品的“民工商场”,路上接踵摩肩,好不热闹。她用一种似乎担心因自己不够殷勤而使人冷落,却又不由自主地收敛着,不使自己表现出过分殷勤的语调,提醒我留心身上的手机:“我的手机就被偷过,后来贼又把它还给我了。”

 

我有些许诧异,很快又觉得此事当在情理之中,也许贼被她身上安逸平和的气场所打动:“也许是个没钱回家的民工,偷了又觉得不好意思,就拿来还你。”

 

“才不是呢?”在贵阳人里,她算得上是个“人高马大”的女子,但说起话来从来都是放轻声,比很多身量不如自己的人还要多出三分怯色,与她的丈夫非常相似。“我感觉有人戳了我一下,一摸手机不见了。然后有个人告诉我说:‘你手机掉了。’肯定是他偷了以后发现不值钱,就把它扔了。”于是她掏出手机来给我看,果然,和我的一样,都是好几代之前的古董。

 

和楼下脏乱喧闹的世界相比,她的家整洁有致。每到贵阳,她若得知,必邀我去前去家中当“厅长”(睡在客厅沙发上)。“小戎么,你们就别管了,跟我走就行。”

 

在沙发上整整齐齐地铺上床单,备上好几个不同类型的枕头供我选择,被褥换来换去,问我喜欢那一套。我说“都很好。”然后见她忙来忙去,铺好了,怕薄;又换一套,又嫌太重;再换一套,又嫌太小……恨不得把家里所有的铺盖都拿出来试一遍。

 

若问她何以如此殷勤待我,盖因其夫陈西,与我交厚之故。陈公原名“有才”,因慕西学而更名单字“西”。亲朋故旧,仍以“有才”呼之。其人目光温良,少言寡语,虽年过五旬笑容依旧腼腆,两番因政治迫害入狱,共一十三年。

 

那些景象恍如昨日,那个家好象从来没有经历过任何波折。陈西在家中写作,并编辑一些人权档案。经常邀我给他做“技术指导”,因为他于电脑操作方面并不十分在行,妻女早出晚归。“毛毛”是他们的女儿,在医院当护士,常常需要值夜班。虽然我和“毛毛”一辈人,口中却称她母亲为“张姐”。每天早晨离家上班前,张姐都要交代下“有才”,如何安排好我们俩的午餐,如果没有其它原因,她就要“有才”无论如何要将我带回家吃晚饭,待她下班回来再为我们准备丰盛的晚餐。

 

她似乎从不忧伤,也不大喜过望。无论发生任何事,都用坚定而心无旁骛的态度照看着家人们,教他们吃好饭,穿好衣,收拾好仪容。那好象是一种顽固信仰,除此之外家人一切际遇皆属次要的。所谓“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悲无喜,听其自然。”陈西经常被软禁,家门口时不时有大汉堵门。每逢此时,她处之如常,谈笑自若,不愠不忿,无怨无尤,每日仍以家人衣食为务,早出晚归,行色泰然。

 

到了2010年底,陈西第三次被捕,随后获刑十年。她又象以往那些年景一样,奔波于探监路上。这一次,陈西被关押在黔、桂、滇三省交界的兴义。那里是大名鼎鼎的张之洞故乡,100多年前,张之洞屡屡暗中将黄兴、宋教仁等人从自己眼皮子底下放跑。虽然革命党们威胁着自己的权势,但张总督明白:这些人是忠义赤忱之辈,不可妄生相残之心。

 

兴义去贵阳八百多里,她每次带着好几十斤给陈西的准备的行李,往返奔波,为了每月二十分钟的见面时间。

 

两年后,我又到了贵阳,她如以往一般,听说我来了,便邀我仍旧去她家当“厅长”。因为陈西已不在家中,见我又犹豫之色,便说:“毛毛也在家,明天我要去给有才寄书,太重了,你帮我提。”教我无法拒绝,便随她前往。次日我们提了好几袋书,辗转几趟公交车,去警方指定的邮政点寄发。她仍如往日,我们行了一路,她并无悲愁,便好象是去给某位在远方游学的子弟寄书一样,要助他一臂之力,教他学业有成。无论身在何方,夏避蚊蝇,冬添寒衣;无论何故,莫要废食忘寝,收拾好仪容,看管好身体,切切勿忘。

 

我一本本从书脊上看见书名,都是些严肃而不俗的学术书籍。就算勤学的研究生,仔细研读其中任何一本,皆可获益终生。我问书单是否陈西所开?她点头复摇,又流露出寻常见惯的那些许自怯之状。自陈西被捕之后,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她流露过了。

 

“有些是有才点的,有些是我自己估着给他买的。”

 

我细细又细细打量了一番那些书,大部分系她自己定夺买的,而且书的品质普遍比陈西点的那些更加不俗。

 

我想象着她为了买这些书,跑来跑去在各个书店寻觅徘徊的景象。我不知道她每购得一本称心如意的书时,心头是何滋味?还是如同面目所流露出来的那般,无悲无喜,听其自然,注意力仅仅单纯地放在精心挑选一本好书上?

 

看到是寄往监狱的东西,邮政所的工作人员眉头一皱,沉下脸来。对已经习惯于把高低脸色作为一种特权来使用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他们显示自己权威的机会。如果我们是把书寄往某某政府机关,他们一定笑脸相迎,服务周到。检查完毕,那些人不让我们用牛皮纸把书悉数包好,说是“不和规定”一类。不包起来的话,很可能会在路上损坏了书,无论我们是分辩还是说情,办事的人一直拉长着个马脸,一概不允,甚至连理都懒的搭理我们。她似乎不愿让我卷入到和邮政所的纠纷中,轻轻笑着对我说:“算了,反正寄到那头他们还是要拆掉。”

 

我分明感到那一笑之间暗自咽入腹中的沮丧,多年来竟从曾未见过。她多想把书包得整整齐齐地寄到夫君那里。更加教人羞愧地是,自己身为一个大男人,竟然连这点用场都派不上。

 

我已经很久没有去过贵阳了,从云南一路向东的铁路沿线,我的朋友们走的走,坐牢的坐牢。离乡和返乡,我又习惯了走另一条线路:自成都走成昆线回云南去。时代正在渐渐变迁,良心犯的数量正逐月增长。在分析家们眼里,这是民间社会逐步觉醒的一大标志。我们民族的救赎之日,正在随着这凝重的增长曲线,努力向地平线上攀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