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之所以难忘，是因为这一年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将发生深远的历史影响，以至未来史学家将一再提起这一年发生的重大事件。

对中国来说，围绕中共十九大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就具有这样的性质。无可争议的是，其中的郭文贵事件，最具划时代意义。一个多月来，郭的缄默让不少人感到，他的气势已被北京当局压制住了，但他12月23日的直播再次表明，“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那么，如何来理解郭文贵真相革命的时代意义？为什么这场革命方兴未艾？最近看到达赖喇嘛去年的一个讲话，得到很大启发。达赖指出，百年前列宁夺得俄国政权的十月革命，在全球掀起了一场由仇恨主导的文化大革命，而二十一世纪的人类，需要一场由善主导的文化革命来救赎那场革命的罪恶及其后果。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郭文贵的真相革命，我们或许能对今天中国和世界涌动的潮流，获得更有整体性的把握。

普京、习近平和特朗普，不仅都具有政治强人的性格和心理，而且，都是冷战时代的产儿。他们同时执政三个世界大国，固然有某种偶然性，但也折射了2017年一个重要的时代特徵，那就是人类正处在一个文化世代交替的关口。冷战出生的最后一代权力精英，仍享有很大的政治和文化特权，但是，由他们偏狭的情感经验塑造的思维方式和政治理念，面临著后冷战时代成长的新一代精英越来越强有力挑战。在全球规模空前的交流中成长的新一代精英，对人性中的合作潜力，有完全不同于上一代精英的情感体验和知识积累，这是达赖主张的新文化革命最重要的认知基础。

事实上，没有郭文贵的真相革命，新的文化革命在中国已悄然发生。这一点在国内最近围绕中国人是否该过“洋节”以及如何理解电影《芳华》的争议中，得到了最新印证。推动这场文化革命最强大的力量，无疑来自现代传媒技术的革命。这一革命，给人类的交往带来了革命性的文化体验。郭文贵真相革命持续的动力源泉，就来自于沟通革命持续推动的文化革命。郭文贵真相革命的贡献，就在于他开创了这场文化革命全新的政治形式。与列宁开创的阶级仇恨革命相对应的是，新的文化革命的政治形式，也具有高度国际化的特徵，只不过这种新的政治形式，扬弃了乌托邦的迷幻，而注入了更多西方的法治精神和更有超越性的宗教情怀。

特朗普执政一年尽管有种种非议，但他的政治理念和执政风格，如同习近平一样，强烈地催化了美国的政治文化革命，正在激发美国许多影响深远的社会演变。虽然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理念，试图重续“孤立主义”的外交传统，但势不由人，中美通过这一轮全球化已经结成了超过当年“中苏同盟”的“命运共同体”。

郭文贵试图通过“郭传媒”实行的反盗国贼新策略，就体现了这样一种理念，那就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革命若想结出正果，就必须充分借力中美相互依存的经济和政治现实。既然中国权贵大量攫取的财富已经通过大量移民国际化、资本化，那么中国反贪腐、反盗国的政治斗争，就不可能不把美国和西方卷进来。而美国和西方的司法、金融和政治体制，一旦被迫介入中国的反贪进程，一个新时代就真的因2017的郭文贵事件而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