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社会信用体系成\”国家全面监控\”？

德国之声：中国计划至2020年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其中包括建立全国公民信用评分体系，2015年来，这一项目在多个城市试点。您不久前才去了中国，人们对此有什么反应？

Alpermann：中国民众对这一体系还不太了解，最广为人知的是对个人信用进行评估的芝麻信用评分。但是，一些城市进行的试点项目还没有进入全民意识之中，只在某些地区和论坛上引起了讨论，却未引起广泛关注。

德国之声：据《光明日报》6月22日报道，试点以来，733万人因失信购买机票受限，276万人购买高铁车票受限。这难道没有引起不安吗？

Alpermann：当事人当然很不安，但大多数看到这条新闻的人会觉得和自己无关，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有关该问题的几份研究显示，引起争论的是私营因特网服务商如何处理这么庞大的数据，以及搜集了哪些数据等等，而不是国家有没有权利对失信者进行制裁。至少在社交媒体上还没有引起特别的讨论。

德国之声：人们不担心这样一个体系会发展为国家监控体系吗？

Alpermann：很难判断每个人对此是怎么想的。从公众舆论以及柏林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等机构的研究来看，社交媒体用户主要是针对私营服务商提出批评，而不是针对国家机构。就算提出批评，也只是说国家部门间合作不力，而不是担心国家会建立一个监控体系，公众舆论中看不到这样的政治意识，但不能排除人们私下里有这样的想法。

德国之声：您说的这些私营服务商指的是受政府委托搜集并评估数据的IT企业？

Alpermann：这些企业自己也研发一些软件，比如对支付宝用户进行信用评估。这是在自愿基础上进行的。如果用户得到好的信用评分，就可以享受一些好处，私营企业也以此为依据做出相应调整。

德国之声：那么对这些IT企业的批评主要针对什么？

Alpermann：一是大家根本不知道以什么作为评估指标，这方面非常不透明。国家评估体系也是如此。第二是搜集了大量私人数据，包括一些与企业商业利益看起来没有关系的数据。所以人们当然要问，它们将拿这些数据做什么用，是否有权知道个人这么多的数据。

德国之声：您能举几个例子吗？

Alpermann：比如在一些试点地区，相关软件与交通摄像头连接，当摄像头通过自动人脸识别技术记录某人闯红灯后，这一信息自动就会对其社会信用评分产生影响。但其实这一信息并不能说明某人在贷款方面守不守信用，对私人借贷方而言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却列入评分系统中。

德国之声：德国也有Schufa(普通借贷安全保护集团公司),它是一个私营经济信息公司，提供第三方信贷信息。该公司称其拥有约660万个人、400多万企业的和信贷有关的信息。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模式吗？

Alpermann：Schufa系统关注的是和信贷有关的信息，贷款方或者房东等可以通过它了解客户的财务状况和资信，这和中国政府所计划的完全不同。中国政府计划的是建立一个社会责任和信用体系，它远远超过了财务信息范围，比如刚才提到的违反交通规则，以及儿女不定期看望父母，或者违反公共道德等都会记入评估系统中，远远比Schufa更渗透到私人生活领域。比如批评政府的言论或个人其它不受欢迎的举动都可能进入评估系统中。而且刚才也说到，一切都非常不透明。全国性计划和地方试点项目显示，这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信息收集系统，涉及方方面面。

德国之声：能不能设想一下中国社会在这一系统下将怎样运作呢？

Alpermann：首先，中国在社会信用和互信方面显然出现了问题，以至于政府认为需要采取这样的手段进行修补，重建个人之间、经济参与方与个人之间、政府与个人之间起码的互信和社会信用–这是令人感到苦涩的。但在全国范围最后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实施，还很不清楚。试点项目也有不同方向。可以看到，政府尽力想将自动获取的信息融入该系统中，比如交通摄像头获取的信息。但是否在全国范围内这样做还很难说。也就是说还会进行很多投资，还会要等上些时间。

德国之声：您认为中国政府是否将如计划的那样到2020年建立起这一体系？

Alpermann：试验阶段将到2020年，之后将进行总结，决定在全国如何实施。一些方面还需要大量投资，另一些方面比较容易实施，比如各部门之间分享汇总已经掌握的公民信息。

德国之声：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项目，对您来说最感到不安的是什么？

Alpermann：首先是其对中国今后的影响。人们不知道该计划会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施、公民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国家监控。可以想象的恐怖景象是国家进行全面监控并采取制裁措施。

第二个问题是这会起到怎样的示范作用，这在中国还完全没有引起讨论。中国政府对因特网的审查很成功，许多报道说，中国还出口相关技术。可以想象，中国政府什么时候也会向其它威权政府出口社会信用体系这一项目的技术。这将是另一个恐怖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