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叙述的“故事”，时间跨度30年，主题是人、书籍与社会脉动的关系。
故事一点点展开，由近及远，直至源头。有两点发现：我们前行的距离，已经很远很远；可站在出发点向前望，目标似又模糊起来……很契合中国这30年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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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多数人来说，1976年10月之前，除政治学习之需，几乎没有其他读书生活。不是过来人，难以置信。
但还是有人有书读，多数是“偷”来的，在人群中，到底是少数，甚至极少数。有书不能读，或根本无书可读，是普遍实情。1978年之后用了近10年的时间，“买书难”才得以缓解，证明中国读书人被饿到什么程度。1978年5月，国家出版局组织重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一次性投放市场1500万册，瞬间售罄，堪比十年后深圳发行股票造成的轰动。
那一年我在黑龙江虎林县，准备高考。
2008年，据说是书店零售业最惨淡的一年，20年前的买书难，转为今天的卖书难，是原因之一。20年，卖书一事，天上人间。
可30年的国人阅读史，源头大概就在1978年2月下旬到5月初的三十几种重印书上市。从大势看，这几十种重印书，恰如涓涓细流，自此慢慢形成洪流，排山倒海，一泻千里。
1979年夏季，在我入大学前不久，李泽厚出版了《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李的哲学奠基著作———《批判哲学的批判》，据说成稿于“文革”，到1979年初才有机会与读者见面。直到1986年《古代思想史论》和1987年《现代思想史论》出版，李泽厚八十年代启蒙思潮精神领袖的地位，再无人挑战。
李虽是那个时代年轻学子当之无愧的精神偶像，但却不是我的，我更喜欢日本人木村久一关于天才儿童教育法的《早期教育与天才》和《豺狼的日子》。
读所有能读之书，只要带字儿。卢梭《忏悔录》（人民文学1980）、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世界知识1980）、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1980）、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1981）、爱克曼《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1978）和奥威尔的《1984》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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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是中国开放后的启蒙时期。
此前的四年，是中国“解冻年代”的曲折年代。人们压抑几十年，尤其“文革”十年，愤怒的火焰达到一触即发之势。“伤痕文学”正是在此背景下悄然走热。地处偏远的边疆小镇，感受解冻的热度，比之中心城市，差得很远。补上伤痕文学一课，在我，已是几年以后的事。因为我们那里，很难看到发表《班主任》、《伤痕》的报刊。读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叶文富《将军，你不要这样做》，是大学一年级下半学期。
对国家灾难的系统反思，差不多要等到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群众1982）、奥威尔《1984》、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社科1980）和顾准《希腊城邦制度》（社科1982）、《让历史来审判》（人民1983）出版以后。我们几乎是第一时间阅读到这些作品，尽管有些还是“内部发行”。顾准再次引起重视，要等到12年以后的《顾准文集》（贵州人民1994）出版，奥威尔的作品终于走出解禁之境，而王亚南的著作一版再版，直到最近。
人民文学、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等出版机构，是启蒙年代的出版栋梁。商务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那年代读书人，谁没个十几、几十种？没有哪一套丛书对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影响，比“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更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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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属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一代人。对祖宗遗留下的伟大作品，整个八十年代，涉猎有限，尽管此一时代，“国学”热，比西学热，差不许多。
“国学”热，从八十年代到今天，二十几年不衰，当然有其内在逻辑。新儒家作品的引进，钱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杜维明，甚至有人把余英时列入其中，纷纷登陆，国内学人也陆续挖掘出境内代表人物，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等。
无独有偶，像是配合，1996年启动、2000年验收的夏商周断代工程，2004年由季羡林、任继愈、王蒙等人牵头发起的《甲申文化宣言》，把“国学”热推向高潮。所有这一切，是否与二十多年来持续加温的“国学”热，有着亲缘关系？
“走向未来”丛书，从1984年出版第一批书，截至1988年，可查共出版了74种。巧合的是，丛书第一本，是李平晔的《人的发现》，像是戴厚英《人啊人》三年后的回响。其实，这套影响巨大的丛书，叫丛书并不准确，因为从选目中很难看出其中的内在逻辑。作者队伍，从境内到港台，到外国，应有尽有。选题也是五花八门，政治、经济不必说，甚至还有美学、文艺理论。内在唯一一致的，大概就是八十年代一批文化精英，集体亮相所具有的姿态了。它的运作，很大程度上开了民间出版的先河，虽然编委会成员二十年后各奔东西。受丛书运作模式鼓励，一批冠以“丛书”之名的套书，先后出场，比如三联版“西方学术译丛”（1986），贵州人民“传统与变革”丛书（1986），华夏版“20世纪文库”（1987），上海人民“人文研究”丛书（1988），等等。
组成一个编委会，拥有很大确定选题的自由空间，连续出版（多年、多种），滥觞于“走向未来”丛书。1989年以后，这样的丛书，很多，但最耀眼的，是南北二刘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
《顾准文集》
《光荣与梦想》
《第三次浪潮》
《释梦》
《增长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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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刘东，江苏人民）、“人文与社会”译丛（刘东，译林），和“经典与解释”（刘小枫，华夏、华东师大）、西方经典注疏集（刘小枫，华夏、华师大）。二刘都是八十年代启蒙运动的宿将，参加过多种丛书编委会，并有著作产生影响———《西方的丑学》（刘东，四川人民“走向未来”丛书）、《拯救与逍遥》（刘小枫，上海人民“人文研究”丛书）、《诗话哲学》（刘小枫，山东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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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出版，限国内发行。1984，奈斯比特《大趋势》（社科）面世，同年，商务出版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直到1996年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海南）、卡斯特“网络时代三部曲”（社科文献2000）、卡斯特《网络星河：对互联网、商业和社会的反思》（社科文献2007）、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广西师大2008）问世，出版界紧紧抓住了信息社会从预言到现实，这一至关重要的脉动。可以说，中国开放，大国崛起，经济持续增长的步伐，都与这一轮信息－网络技术、观念传播，有着太密切的关系。二十多年来，至少在此方面，官民上下同欲，收获之丰硕，怎样估计都不为过。
但不能忘记，迎头追赶信息化，是在另一更大背景下展开的一条副线，主线是现代化与全球化。当年讨论现代化时，争议少，共识多。等到全球化来临，———这一现代化的衍生物，却争议不断。还好，在拥抱全球化一点，官民主流，又一次意见一致，“全球化”在中国登堂入室，修成正果。
1983年，《第三次浪潮》出版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布莱克《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随后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1985）、海尔布罗纳《现代化理论研究》（华夏1988）、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1988、上海人民1989），相继上市，迈开了现代化历史与理论研究的步伐。从1990年起，北京大学出版社连续推出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1990）、《现代化新论》（1993）、《东亚现代化》（1997），加之1996年，布莱克主编的《比较现代化》出版，掀起新一轮现代化研究热潮。25年来，以此为题的作品数以千计，前赴后继，绵延不绝，蔚为壮观。
这不正是中国人一百六十年来现代化梦想的写照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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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出版了几种颇受关注的书，包括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贵州人民）等。30年来，有一批作家秉承了何博传这一风格写作，比如赵瑜（《兵败汉城》、《革命百里州》）、卢跃刚（《乡村八记》、《大国寡民》）、胡平（《千年沉重》、《禅机》）、王军（《城记》）、马立诚、凌志军（《蛇口风波》、《交锋》）。
此一写作风格，学者们也有发挥，且写出的作品，大都风靡一时。仅我个人读到的就有杨东平《城市季风》（东方1994）、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2000）、章立凡《记忆：往事未付红尘》（陕西师大2004）、杨显慧《定西孤儿院纪事》（花城2007），等等。
台港作家中，此一风格非一人能为，在大陆形成巨大影响的有柏杨《丑陋的中国人》（湖南文艺1986）、龙应台《野火集》（湖南文艺1988）。所有这些作品，都是当时社会脉动或早或晚的折射，因而留在了读者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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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30年有关书籍的人和事儿，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下面这些作者和他们的作品。按时间排序，他们（它们）分别是：
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商务1979）；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1979）；巴金：《随想录》（人民文学1980－1986）；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人民文学1981）；劳伦斯：《儿子与情人》（人民文学1982）；斯蒂尔：《李普曼传》（新华1982）；欧文。斯通：《凡高传》（北京1983）；任俊明等：《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讨论集》（人民1983）；段若非等：《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论文集》（人民1984）；瓦西列夫：《情爱论》（三联书店1984）；费正清等“剑桥中国史”系列（社科1984至今）；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1985）；颜月君等编《朦胧诗选》（春风文艺1985）；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人民文学1986）、《寻找家园》（花城2004）；波伏瓦：《女人是什么》（中国文联1988）；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1988）；余秋雨：《文化苦旅》（东方出版中心1992）；霍金：《时间简史》（湖南科技1992）；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1993）；洛伊宁格尔：《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山西人民1993）；布鲁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社科1994，译林2007新译）；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高等教育1998）；福塞尔：《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中国社科1998）；萨义德：《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2002）；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三联书店2003）；福山：《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之人》（社科2003）；金耀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广西师大2004）；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社科文献2006）；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湖南科技2006）；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科文献2008）……
相信漏掉的比所列的多很多，但我无法穷尽，况且篇幅也不允许。就此打住。
□刘苏里（万圣书园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