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南方周末2008年10月2日刊发了胡德平的文章《倡导民主法制，反对封建主义——重温叶剑英三十年前讲话》；2008年10月29日又刊发了叶选基的文章《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两篇文章提出了改革开放必须面对的一些重要问题，起到了温故知新的作用。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与本报2008年年底在北京为这两篇文章举行了座谈会，兹摘要刊登两位作者和各界专家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分两期刊发），以飨读者。

首先感谢《南方周末》发表我的文章，今天又为这篇文章召开座谈会。

《南方周末》是一份有影响的媒体，它善于反映人民的需要，善于学习国内外的经验，对改革开放充满感情，在改革开放中贡献很大，能够在《南方周末》发表纪念叶帅重要讲话的文章，我很高兴。希望大家指出文章的不足和缺陷，以便再做进一步研究。

其次，讲一讲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一个重要的立意就是纪念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为此，首先要把30年前的重要史实尽可能搞清楚，不能含糊，更不能歪曲。只有在搞清楚史实的基础上，才能深入挖掘历史对于我们今天的意义与价值，更好地总结经验和教训。

30年前，在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于很多重大问题，一些老同志都有了共识。全会做出了很多正确的决策，比如批判“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制，批判极左路线，反对封建主义，恢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传统，倡导民主、法制，平反冤假错案等。这些都是党得以启动改革开放的重要的思想基因。当然这些基因的产生，是中国社会多种力量共同促成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果，也是包括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等在内的党的领袖集体共同的历史性贡献，它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意愿，反映了时代发展趋势，所以才取得了改革开放的巨大进步。今天，我们应该努力使这些基因不断产生新的细胞，培育、发育出更完备的新的组织，把这些基因发扬光大，继续发展下去。这样，党、社会、人民的面貌才会发生更大变化。不能只追求GDP，以为生产发展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忽视了生产目的和人的发展，可能会使改革失去方向，失去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这是必须高度重视的。

最后，我觉得今天的民主比“四人帮”时期进步多了，但是，党内民主建设和国家民主政治建设还很不够。改革以来，百姓是不是就欢欣鼓舞了呢？我的心情，一是高兴，一是忧虑，处于矛盾中。关键的问题是，在可以用民主法治保护社会进步的时候，我们是否敢坚持下去？我觉得，只要手中有真理，对于一些左的“大批判”就不用害怕。

叶选基（叶帅之侄）：

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之际，我在研读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的过程中，回忆起许多的往事，在许多同志和《南方周末》的支持和帮助下，写了《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一文。

我写这篇文章主要想说明这样一个观点，其实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这就是综观党的全部历史特别是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的历史，我们党所做出的正确决策，都是顺应了时代发展趋势，都是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都是我们党的集体智慧的产物，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共同决策的结果。在党的漫长历史中，以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党的领袖人物，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同时也不能忘却，没有围绕着他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领袖集体，就没有一切。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一书第95页，引用胡耀邦同志传达的邓小平的指示“领袖不是单数”，就是有力的佐证。我们党迄今所战胜的各种困难、取得的所有的成绩、改革开放30年赢得的成果，都是在我们党的领导集体共同努力之下取得的，而离开这个原则，搞一言堂，没有正常的党内民主，就会出现失误，就会付出惨重代价。

叶帅一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等历史发展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几个重大转折关头，都在党的领导集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至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历史时期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历史事实。

对于“两个凡是”，我曾谈过看法，实际上，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两个凡是”社论出台之时，确实如李鑫在理论务虚会上的发言所说，那时中央政治局已同意邓小平在适当时候出来工作了，不存在发表该社论是为了阻挠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但该社论又确实起了很不好的作用，从而一开始就受到在“文革”中被冲击、迫害的老同志的强力反对（包括邓小平在内），因此“两个凡是”没有市场并被节节冲破。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实质上是反对教条主义以及要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问题，是从理论界争论发展到端正思想路线的政治大问题，对推动全党对“文革”的反思和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起了很大的作用。从“完整、准确”到真理标准大讨论，也是认识的发展和深化的过程，世上没有先知先觉的圣人。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是：党怎么处理和国家、人民之间的关系，党在这个关系中应当处于一个什么地位？是在人民和国家之上，还是在国家和人民之中？尤其是面对今天的金融风暴，在维护稳定的前提下，如何化解危机？深化改革开放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应该以史为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顾和研究建国初期所施行的在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的实践典范，探究《共同纲领》精髓，完善党内和党外民主政治生活，发挥人民群众、人民团体的参政、议政作用，从而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才能不脱离实际，克服官僚主义，有效地落实反贪、倡廉；也必然会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国家从而得以长治久安。

何方（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

我有个意见，就是应该研究和宣传胡耀邦的改革开放思想，这方面似乎大家注意不够。据我了解，最早提出和实践改革开放的，是耀邦同志。十一届三中全会着重解决的是把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公报中虽出现两次“改革”二字，但并不是后来理解的改革，“开放”二字则一次未提。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已有13处提到“改革”，但还未和“开放”并提。全面论述“改革”的，是耀邦同志1983年1月20日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据朱厚泽同志说，最早把“改革开放”连在一起提的也是耀邦同志，朱还在贵州省委传达过。另外，有关和平与发展的问题，也是耀邦同志提得最早。总之，耀邦同志的思想和贡献很值得我们继续挖掘和研究。

王贵秀（中央党校教授）：

读了德平同志的文章，我的体会是，看改革开放的这段历史应该全面、客观，比如没有当年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就没有改革的好形势。还有叶帅、耀邦等人，没有他们的努力，也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我们不应忘记这些人的贡献。今天我们研究历史，应该把眼光放宽，实事求是。

沈宝祥（中央党校教授）：

叶剑英把“四人帮”定性为封建法西斯，这是至今仍然需要很好认识的问题。胡耀邦提出反封建的思想也是很早的。我这里有几个材料。1977年11月25日，胡耀邦为《理论动态》一篇揭露“四人帮”的文章写的按语中说：“随着他们权势的扩张，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最突出的则是农奴主的封建专制思想和垄断资本主义的法西斯思想。”1978年6月10日，经胡耀邦审阅的一篇关于民主与法制的文章中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从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脱胎而来的。封建的观念形态，封建的伦理道德，封建的传统风俗根深蒂固，并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我们从‘四人帮’的身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封建主的阴魂。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就是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流毒和影响。”1980年7月5日，胡耀邦指导和修改定稿的《封建主义遗毒应该肃清》一文发表，比邓小平8月18日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下简称“8.18讲话”）早了一个多月。1981年1月5日，《理论动态》又发表了《马克思为封建官僚画像》一文。所以说，耀邦同志对反封建提得很早，说得很到位。

选基同志提出的党、国家、人民的关系很重要，值得研究。华国锋、叶剑英等人为什么能一举粉碎“四人帮”？当时毛泽东那么高的权威，为什么批邓批不下去？关键是人心的向背。例如1976年的“四五运动”，就是广大人民和共产党员表达对“阶级斗争为纲”的不满，表达对“文革”的不满，表达对穷社会主义的不满，也表达了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批评的运动。他们向往的是四个现代化，发展生产力。这就是人民的愿望，当时有几百万人。这是广大人民的政治行动。有了这样的群众基础，我们才能粉碎“四人帮”，才能实现历史性的转折。现在有些文章对人民的力量讲得不够，或是将群众作为陪衬来讲，就不够实事求是了。改革，有些事是群众先干起来，然后领导再去总结概括推广的。

阎长贵（《求是》杂志社编审）：

1949年以后，在反封建的任务并没有彻底完成的情况下，我们就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灾难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我们宣称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封建主义影响很大。叶帅在30年前第一个提出反封建，许多革命老前辈，如李维汉老人，他们也从“文革”磨难中清醒过来，都提出反封建的问题。1980年邓小平发表的“8.18讲话”，采纳和概括大家的意见，明确地提出了反封建的任务。但将近三十年来我们并没有把反封建的决策和政策贯彻下来。德平的文章提醒读者，政治体制不改革，“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就很难确立，经济建设就没有制度保障，反腐败也不能彻底，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就会受到阻碍和延误。林京耀（中央统战部研究员）德平这篇文章让读者知道了叶帅在决定改革的关键时刻中的作用。

叶帅强调，反对封建主义要实行民主法制。三十年来，我们在立法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叶帅提出的要制定“各种经济法”已经有了多种。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实行权力制衡，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我们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德平的文章给叶帅的历史作用定了位，也很有现实意义。

杨继绳（《炎黄春秋》副社长）：

三十年来，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改革的成果分享不合理，社会矛盾比较尖锐。当今，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对存在社会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对导致这些问题发生的原因，看法却南辕北辙：左派认为是市场经济造成的，改革派认为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至于怎样解决这些问题，方法当然也不一样：一派认为，应当回到毛泽东时代；一派认为要深化改革，尽快实现民主化。

有人说，当今很难形成改革的共识，我认为，多数人应当有这样的共识：宪政民主加市场经济，就是我们改革的目标。我曾经在我写的书中说，在邓小平和邓以前是强人政治，是战争年代造就的政治强人执政，今天是常人政治，即普通人在和平年代走上政治高层。常人政治的一个特点是，他们不能像政治强人那样按照既定的理念行事，只能在社会合力的推动下行事。而当今既得利益群体左右着社会合力的方向。所以，常人政治很容易成为既得利益群体的“车夫”。这正是常人政治的困境。要摆脱这个困境，只有实行民主和法制。

盛平（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德平同志和选基同志这两篇文章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一是挖掘了新的史料，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比如，叶帅的报告是当年中央工作会议三大报告（另两篇即华国锋的报告、邓小平的报告）之一，是一篇今天看来仍有重大意义和现实价值的历史性文献。当时没有说哪一篇是主报告。1982年编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没有收录叶帅的报告，德平同志的文章恢复了当年的历史真相，这是一个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原则问题。选基同志的文章，披露了1977年初华国锋对邓小平复出的态度，肯定了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中的作用，依据真实的材料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论述。

二是，根据历史事实和材料，纠正了一些习惯性的看法，深化了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和认识。比如，关于“两个凡是”问题，选基在文章中指出，“两个凡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由来已久，它的产生和发展，既与党内长期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有关，也与苏联自斯大林以来形成的政治权威必然是思想理论权威的传统有关，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高度集权的体制。所以，大树特树、“顶峰论”等等，其实都是“两个凡是”的表现形式。

再如关于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两年的评价问题，历来都说是徘徊的两年，认为直到1978年底才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其实这两年间很多同志做了很多工作。在叶帅、华国锋、邓小平的支持下，耀邦同志就做了大量拨乱反正的工作。他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和发起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这些工作都是1977、1978年进行的。耀邦同志在1980年代曾经说过：“77、78这两年的工作是比较顺心，比较打得开局面的。”“怎样评价过去的两年？77、78年是政治大搏斗的两年，是翻天覆地的两年，是扭转乾坤的两年。”如果没有这两年的巨变，没有做那么大量的工作去消除“文革”的后果，消除几十年的极左思想的影响，也不会有三中全会以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局面。选基同志的文章在我们国内比较重要的媒体上，第一次说这是扭转乾坤的两年。可以说，粉碎“四人帮”和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这篇大文章的上下篇。

三是，在恢复历史真相的基础上，重新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对于今天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两篇文章中都强调指出，30年前开始的这场改革是由一系列的事件组成的，是由党的领导集体顺应时代趋势和人民群众的要求，共同发起和推动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不是哪一个人的力量。而反思十年“文革”浩劫，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形成改革共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更重要的是，两篇文章都强调了30年前叶帅和耀邦同志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问题对于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意义。

胡冀燕（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据于光远同志说，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每个人的发言，第二天简报就会全部如实发表出来，没有任何删节。大家畅所欲言，没有受到任何打击、批判。因此叶帅才说这次会议是党内民主的典范。在这样民主的氛围中，我国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发端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才得以逐步展开。这一点我认为非常重要。可惜这段黄金时间太短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刚刚出现的民主氛围和思想解放的浪潮受到严重影响。后来也讲政治体制改革，但似乎已被行政体制改革所取代。“民主”、“自由”一度也成了讳莫如深的字眼。

改革三十年，成就有目共睹，不容置疑，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缺乏政治民主，党内监督机制不健全、缺少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腐败分子就有了可乘之机。解决这些问题，只有继续深化改革，特别是要把政治体制的改革真正提上议事日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张化（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主任）：

这两篇文章，从叶剑英与三中全会的角度切入，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深化了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认识，对于推动研究深入是非常有益的。此外，前不久德平还发表了《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披露了不少材料，为我们深入研究三中全会及其前后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和值得重视的思想，可以得到不少启示。

一是，不论是三中全会的决策，还是改革开放的启动，都应该注重党中央领导集体的作用，着重反映党中央领导集体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和把握。在党中央领导集体中，有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的功绩，不应忽视的是，也有华国锋的贡献。

二是，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充分掌握材料，细致地分析历史。在德平的几篇文章中，有不少让人耳目一新的材料。比如，他引用华国锋在中央党校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提醒这段话应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王任重问华国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国锋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德平认为，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能够发表并得到转载，有关报纸的社长、总编辑并未受到处分，各地党、政、军领导同志能各自表明态度，而组织、推动这一讨论的耀邦也未被停止中央党校副校长和中组部部长的工作，这与华国锋的克制、宽容态度有着重要关系。值得注意的还有德平披露的这样几条材料：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讲：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就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个晚上，耀邦回到家后说：在一个堤坝上，华主席一锄头打开一个缺口，历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冲多大，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此前，这些材料鲜为人知。看到这些材料后，为我们全面研究华国锋与真理标准讨论的关系打开思路。实际上，他对这场讨论采取了宽容、克制的态度。我们应该尽力恢复历史真相，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描述历史。

三是，对于已有的材料，要从新的视角来认识，注意发掘其中有思想价值的内容。德平关于《重温叶剑英三十年前讲话》的文章就体现了这种努力。德平首先对叶剑英的讲话做了解读和分析，他认为叶帅是中央领导同志中指出“四人帮”是封建法西斯分子的第一人。德平还认为，叶帅倡导民主法制，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无论从叶帅讲话当时的情况看，还是三十年后的情况看，反对封建主义，倡导民主法制，都是关系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大问题。如果把叶帅提出的这些问题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实际上是在历史转折的过程中提出了改革开放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德平文章谈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党在肃清封建遗毒、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有艰巨的任务需要完成，需要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些认识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时，应该重视解决这些问题。

庞松（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德平与选基的文章，都涉及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年的历史定位。我认为这是改革开放政策在全党、全社会取得共识的不可缺少的阶段，通过深揭狠批“四人帮”搞的封建专制主义、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干部政策、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正名”、破除按劳分配上“资产阶级法权”的禁忌、伤痕文学对“文革”创伤的初步反思等，全党、全社会对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形成了共识。

我认为，这两年还是推动中国从过去社会政治关系高度紧张的非常状态，向着公共理性复归的社会政治常态迈出坚实步伐的重要阶段。随着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大规模进行，数百万蒙受不白之冤的党员、干部、各界人士和普通群众陆续得到平反昭雪，因亲属、工作关系受到株连（亦系封建残余性质）的约有1亿的社会人群由此得到了解脱。全面恢复高考，使全国人民看到了希望。通过社会政治关系的调整，全社会开始出现公平、公正的人文氛围，价值理性逐渐回归。人们普遍感受到一种久违了的凝聚社会和人心的“和解”气氛。以往历史时期在全国、全社会范围内被压抑的各种散在的力量被释放出来，有力地调动了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应该说，这是推动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实现向经济建设转移的真正动力。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工作重心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正是这两年历史合力作用的逻辑的结果。

改革开放前的很长时期里，我们曾经在许多问题上是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脱离的。譬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包产到户几起几伏，一直受到打压。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在农业发展上提出一些灵活措施，可是在生产经营制度上仍然是“两个不许”。李瑞环有个说法：许多事可以讲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老百姓吃不上饭就没有理由。“民以食为天”，“饭”字半边是食，半边是反，没有食就会反，反的就是人民公社的僵化体制和不符合实际的农村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