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叹了一声：现在倒退了，难多了！过去总社记者可以下去写“内参”，分社记者也可以跨地区写“内参”，现在不行，总社记者下去写的“内参”也必须分社社长签字才能上报。涉及地方高官的内容，分社社长一般是不签发的。新华分社都地方化了，分社要考虑跟地方领导的关系啊，要地皮盖房子，很多利益都得依靠地方，哪敢得罪地方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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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我问：你写《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这本书，单位里没有对你造成压力吧？

杨继绳回答：我写书时没有对同事提起，但也有人知道，知道的人都支持我。我要调查，要求社里开介绍信，都能顺利开出来——当然，我不是说调查大饥荒，而是说调查粮食政策、农业政策等。他也没有感到精神上受到周围的压力。《墓碑》这本书出来，新华社也没人问。

“内参”哪敢得罪地方高官？

杨继绳在查阅资料中，深感当时各地还是有不少有良知的官员和记者，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汇报了、记录了不少真实情况。虽然这些报告，一直被密藏在档案柜中。他对我说，现在看，当时的一些调查报告、会议记录，保留了很多历史真相，当时新华社记者的“内参”也说了一些真话。

所谓“内参”，就是“内部参考”，是专门往上呈报、不公开发表的调查汇报。这让今天的人们感叹：真话，是不能让百姓知道的！

我问杨继绳，你当新华社记者，写“内参”多还是写见报的稿件多？他想了想说，写“内参”更多。他写的“内参”，后来不少被中央领导人和领导机构转发。毕竟，真话虽然不能让老百姓得知，但能让手握重权的领导人知道真实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大跃进时代的报刊充斥这样的高产宣传。

杨继绳告诉我，新华社与毕竟不同于一般党政机关，更宽松一些。他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工作近20年，“我们分社的头儿，资格很老，是延安出来的12级干部。有些稿子他就是不太有把握，也敢签发”。

毛泽东50年代有个批示撑了“内参”的腰。杨继绳介绍说，当时新华社记者写“内参”，通过新华社系统“通天”，各省市负责人告状，埋怨说他们不受信任，告状对新华社造成了压力。毛泽东出面解释说，这不是什么信任不信任的问题，是两个渠道么。新华社不是官也不是民，反映群众的呼声，是另外一个渠道。这一“最高指示”保护了新华社。“不过，到运动来了，写‘内参’的记者还是要挨整。”

杨继绳叹了一声：现在倒退了，难多了！过去总社记者可以下去写“内参”，分社记者也可以跨地区写“内参”，现在不行，总社记者下去写的“内参”也必须分社社长签字才能上报。涉及地方高官的内容，分社社长一般是不签发的。新华分社都地方化了，分社要考虑跟地方领导的关系啊，要地皮盖房子，很多利益都得依靠地方，哪敢得罪地方高官？

反思历史是为了放下包袱

通过采访写作这部著作，杨继绳终于弄清了他父亲饿死的那场大饥荒的真实情况。他明白了，这不是一个家庭的不幸，三、四年里全国有数千万人饿死——在没有战争，没有瘟疫、气候正常的年景饿死。

我问：大饥荒过去了半个世纪，现在多数中国人已经忘了“饥饿”的滋味，甚至有为数不少的人进入了列宁所说的“胖得发愁”阶段。《墓碑》这本书对今天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对我这个问题，杨继绳很认真地思忖一下之后才说，共产党执政，干了一些好事，也干了很多错事，错事成了历史包袱，如何释放？不释放，包袱越背越重，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越来越成问题。共产党如何释放这些历史包袱？

农业问题非常重要是不言而喻的，中共领导搞的是农民革命嘛。中国农民为中国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奉献，光是工农产品的“剪刀差”就是几千个亿。在过去的制度框架下，农民不可能反抗，现在制度变了，农民对于不公的待遇，就会反抗。今天别说三四千万人饿死，就是三四千人饿死，就不得了了，三四千人饿死，也会产生过去三四千万人饿死的政治效应。

杨继绳说，我是农家子弟，种田养殖，也放过牛，我是共产党闹革命的受益者，不可能有什么“异端思想”。“我写这些东西，是要将共产党的包袱放下来，轻装前进。我是共产党员，但我首先是个农民后代，首先是中国人啊。”

我问：想必你遇到过不少读者不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杨继绳不假思索地回答：“国人的历史健忘症，这正是我写作的动力！有人骂我：”当年怎么没有饿死你？饿死你不就少一个造谣的人吗？‘这不可笑，而很可悲！很多人不了解、不相信饿死人的真实历史，所以我要千方百计将问题说清楚、说准确。我的书中列出两三千个资料来源，我没有受过正规的文科训练，但我是学工的——讲理性，讲逻辑，讲实证，没有根据的东西我不会往上写。每一个材料，每一个数字，都有出处，都有可靠的资料做依据，而且都是官方文件、回忆录、中央领导讲话，是当时正式上报的内参和公开报导，不是拍脑袋想的，更不是道听途说。我写这本书，就是要立起永久的墓碑，永久地记忆下去——不是为了增加痛苦，而是为了不再重覆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