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敏感度不足？无心之失？如果这两个借口可以成为郑若骅继续留任律政司司长的理由，香港政界、法律界、工程专业界自此以后都可以拥有免责金牌。虽然，郑若骅的辩解可能比卷入劏房及囤地丑闻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所说好听些，但如果恋栈不去，同样只会令人质疑，香港现在真的没有管治人才只能用他们吗？如此知法犯法、囤地自肥的人分别把守香港法治和财政大门，岂能不令人担心蛇鼠一窝的恶果？
僭建究责有别 只须政治正确
传媒和市民多认为，经历唐英年、梁振英僭建事件后，问责官员理应对僭建抱持警觉、敏感。其实，这是基于香港原有行政中立、司法独立的惯性思维。实际上，唐英年、梁振英当年被揭发僭建问题后，所受的「礼遇」差别甚大。唐英年被穷追猛打、在特首选举中由大热变惨败，梁振英则被轻轻放过、「行骗长官」的仕途未受影响。
梁振英在小圈子选举中获胜后，翌日就去中联办谢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也迫不及待地更新香港特首数据，上载「梁振英同志」简历。其后，中联办对梁振英的僭建问题、收取澳洲公司巨款问题，要么是装聋作哑，要么是响应中央早已知道，指令亲共议员一再阻挠立法会的调查。而梁振英就掀起反港独战争，为中共直接插手香港管治铺路。
梁振英与西环狼狈为奸，向香港官员所做出的负面示范，就是僭建是否成为问题、收取利益是否成为问题，由中共说了算。个人言行敏感与否不是问题，甚至本身有没有犯错也不是问题，关键在于中共权贵要不要用你保你，在于你有没有紧跟党的指示。
后来，苏锦梁、孙明扬、曾伟雄等高官也被揭住宅有僭建，又有谁被究责、又有谁下台？可见，如果只有唐英年僭建事件，问责官员肯定会提升政治敏感度、提高警觉，但有了梁振英、苏锦梁等僭建事件，官员的政治敏感岂会在意是否有僭建，只须在意政治是否正确。
翻版反应扩散 祸源制度僭建
郑若骅对僭建问题的公开反应，几乎是梁振英翻版。2012年6月22日，屋宇署指梁振英住宅所在裕熙园4、5号屋僭建多达6处。梁振英辩称，僭建物在购入大宅前已存在，并不知道此等是僭建物，坚持自己只是疏忽，并无隐瞒及不涉诚信问题。身为测量师的梁振英可以这样说、可以免责，身为工程师的郑若骅岂不是也可以这样说、觉得自己可以免责？
陈茂波可以囤地囤成财政司司长，是另一类唐英年、梁振英效应的翻版。唐英年妻子郭妤浅当年自承大宅僭建是她的主意，与唐英年没有关系，结果唐英年还被舆论加了「卖妻求荣」的罪名。而2013年7月，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揭发在新界东北发展计划的发展区内拥有农地，可能受惠于政府征地赔偿，有利益冲突之嫌。陈茂波辩称土地由妻子及家族成员拥有的公司购入，而妻子持有的利益并非申报要求。甚至乎，他还够胆引用圣经经文，声称自己是以「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之心」为宗旨去服务市民。
显而易见的是，陈茂波、郑若骅的「政治觉悟」，是梁振英僭建、收取巨款而不被问责所形成的翻版效应的扩散，祸源是香港制度被「僭建」，是构成一国两制的行政中立、议会制衡、司法独立被践踏的结果。香港高官只要有心与中共权贵狼狈为奸，就无惧传媒揭丑、舆论批评，就无惧政府问责、立会调查，而失去一国两制保障、失去民主法治保障的港人，又能奈其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