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的步步进逼下，香港前景越趋严峻，故捍卫香港核心价值的人士更需要团结，同时，亦都要时常小心提防中共的统战。
毛泽东曾说统战是中共在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之一。而统战的核心原则，就是「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亦即是要先找出「最大矛盾」（即敌人），将之标签、孤立。同时，透过笼络与分化，联合所有其它人，尤其是与这一小撮人理念最接近的同路人，「提醒」他们要与这一小撮「激进」人士划清界线，甚至令他们以为这一小撮人被攻击是罪有应得。这样，那一小撮人被边缘化后，便很容易会被消灭。然后，中共就会对付「次矛盾」。如是者，所有与共产党意见相左的人士和团体都会逐步被消灭，剩下一言堂。
其实，统战并不是中共的专利。诚如笔者常提及，二次世界大战时，由德国传教士Martin Niemoller所著的《First They Came》──「纳粹政权首先迫害共产党人，我没有为他们发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纳粹政权接着迫害犹太人，我没有为他们发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纳粹政权然后迫害工会的人，我没有为他们发声，因为我不是工会中人；纳粹政权之后迫害天主教徒，我没有为他们发声，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纳粹迫害我，就已经再没有人可以为我发声了。」
袖手旁观正中中共下怀
所以说，当被中共标签为「敌人」的人士受到攻击时，我们仍袖手旁观，那就是正中中共下怀，最终自食恶果。
笔者实在也曾堕入过中共统战的圈套。记得在1985年基本法起草委员会首次会议上，委托在港的25位草委作为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谘委会）发起人，而当中六名草委，包括李福善大法官（召集人）、新华社副社长毛钧年（秘书）、谭惠珠、廖瑶珠、司徒华及我，就成立了谘委会章程草拟六人小组（六人小组），起草谘委会章程。
首次六人小组会议举行前，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李储文亲自来到我的办公室会面，提出他的看法。而其意见竟与我心里所想的极为接近，事事以港人利益为依归。如是者，每次会议前，李储文都会先跟我见面，后来司徒华也有加入。笔者觉得能跟一个开通的中共党员谈得如此投契，的确很难得。
六人小组第四次会议时，章程草稿内有八处采用「民主协商」的字眼。廖瑶珠坚持要删除「民主」二字，当时我曾讽刺她说：「这岂不是白马非马，以民主的方式来征询市民意见不是更好吗？」
但后来我读了一连三篇由齐辛（李怡的笔名）撰写关于民主协商的文章，才得知原来在内地民主协商只属知会性质，故这并非真正的咨询，所以我知道自己因不熟悉内地的语言而犯错了。但我认为这是小事，以后只要更小心便可。后来有一晚我突然在梦中惊醒，反问自己若今次犯错因认为是小事而不妥善处理，那往后再犯任何错都会当成小事，长此下去，后果真的不堪设想，而我亦枉为香港草委。
几天后，汇点举办《基本法》研讨会，其间我被问到为甚么不支持廖瑶珠的修订，我实时公开承认过失，并承诺在下一次会议上要求更正，将「民主协商」改为「协商」。
笔者在两天后的「谘委会发起人会议」上，费尽唇舌地争取修改章程草案，但廖瑶珠却未有帮腔。最后，只有一处仍沿用「民主协商」字眼，其它则改写了。会后，我问廖瑶珠何以不发言支持修订，她笑言我也应尝尝力排众议的滋味。
当时，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为何会打算不了了之，其后我才醒悟到那时候自己显然已不自觉地堕入统战陷阱，为了维系跟李储文的良好关系，而愿意在一些小事上妥协。中共的统战手法，就是会先指派「某人」来接近你，而「某人」可能是党员或亲共人士，亦可能是你的亲朋挚友。在适当时候，「某人」就会奉命影响你的想法及行为，令你不好意思抗拒，然后你就会逐渐变成中共的代言人。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或可能是中共统战的对象。因此，我们时常都要扪心自问，自己是否已被统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