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年底,重庆打黑进入高潮阶段,已被定为十九大隔代接班的习近平亲赴重庆为薄熙来助威,网上流传着习近平当年亲切听取公安局长王立军汇报打黑成功的新闻照片。《重庆日报》当时有一篇题为“习近平调研重庆侧记”就详细记述了习近平视察重庆警力,参观打黑除恶资料汇集处,赞扬“重庆的打黑除恶做得好”,希望这一运动“再接再厉地向纵深前进”的详细报道。言谈举止,习近平对薄王的“打黑成绩”不止欣赏,甚至赞叹不已。

 

“薄熙来当年是‘打’,习近平如今要‘扫’了,”旅居美国的历史学者任松林在网络政论节目“书斋夜话”中说。他总结道,“薄规习随”,习近平在做同样的事,不过是抹去了薄熙来的名字。

 

尽管一些专家认为,这场运动可能在短期内降低犯罪,减少基层官员参与的腐败案件,但是任松林等学者认为,不管是“打”还是“扫”,说到底,当权者说你是黑你就是黑。

 

“不要再谈什么依法治国,”他在节目中说,“论霸道,人们都看到,蔡奇最霸道;论黑,百姓都知道,党最黑。”

 


 

有些分析指薄熙来发明的唱红打黑,从后来习近平的种种做法去看,其实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是相当深刻,两人在崇尚毛式做法上并无二致。只是薄熙来后来被指表现出“夺权”的企图,成了“阶下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月24日报道:薄熙来当年打黑 习近平如今扫黑

 

习近平与薄熙来组合照

 

打黑又来了! 中共当局发出文件,将在全中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习近平五年来反腐矛头直指高官,现在权力稳固,铁帚扫向民间难以计数的“苍蝇”。舆论惊奇的是,习近平发动的扫黑与当年薄熙来的打黑何其相似。担心薄熙来当年打黑变黑打,习近平的扫黑可别变成黑扫。

 

官媒新华社对中共的意图做出解释,之所以扫黑,是因为“黑恶 势力更隐蔽”,披着合法外衣隐蔽性更强,称黑恶势力大多以“公司形式,依托经济实体存在,组织形式”合法化“,组织头目”幕后化“,打手马仔”市场化 “。

 

这是一幅黑暗的全国性黑社会画面。其实,不少观察中国现实的人士都在指出,中国社会的恶势力现象越来越严重。社会黑社会化,但是社会黑社会化的根本问题恐怕在于制度本身。

 

比起薄熙来当年的打黑,官媒的解释说,仅一字之差,此次扫黑比打黑“更加全面深入”,“党中央重视程度前所未有”。称“过去打黑更多是从社会治安角度出发”,这次扫黑是为了“夯实党的执政根基”。原来,这次扫黑除了“打击黑恶势力本身,还要打击基层的腐败”,查处“微腐败”,“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组织建设”。

 

看来习近平担心的还是共产党基层的腐蚀和腐败。这让一些分析人士担心,一旦出于巩固本党根基的需要,同当年薄熙来打黑是为了“邀功”“站位”就极其靠近,打黑除恶政治化,若是把薄熙来一己之私变成习近平一党之私,法律再次成为幌子,受害的还是民间和社会。

 

这里简略回顾一下几年前发生在重庆的“打黑”运动:2009年至2011年,薄熙来在重庆市委书记任上,以公安局长王立军做先锋,发起“唱红打黑”,唱红,就是唱文革时期歌颂毛泽东的红歌,打黑,就是扫除邪恶势力,一时间,重庆成了黑恶势力遍地的罪恶之乡,司法局长文强成黑恶势力代表,被枪毙了;为关入监牢的一位富翁行使辩护职能的北京律师李庄也被判入大狱,一时,风声鹤唳。薄熙来在重庆展开的打黑除恶专项行动,据媒体披露的部分数据,两年时间,大约5700人被诱捕、包括商人、警察、法官、政府官员和薄熙来的政治对手。

 

后来,薄熙来夫人谷开来杀了人,开始被薄熙来冷落的王立军逃入美国领事馆,引爆薄王事件。薄熙来倒台,连习近平也表彰过的“唱红打黑”成了官媒笔下一个丑恶的词汇。打黑因无视法律程序,任意拘捕,滥用公权力,这一打黑被法律界揭发为“黑打”。

 

唱红打黑运动随着薄熙来倒台一时寿终正寝,可是,北京至今还在三令五申:薄熙来余毒尚未肃清。为此,薄熙来以后,陈敏尔以前的重庆市委书记,公安局长及一大部分官员都因“清除薄王余毒不力”倒台了。其中最显赫者是十八大崛起的六零后储君孙政才。习近平的亲信陈敏尔就任重庆市委书记当日,信誓旦旦清除“薄王余毒”。但是,薄王余毒是什么呢?

 

观察人士指出,当年审判薄熙来,最受外界指责的“唱红打黑”却未置一词,只把薄熙来作为一个比起后来越贪越大的国家级贪腐犯相比只能算得上是一个小小贪腐犯来处理。当局以此想否认外界所指囚禁薄熙来本质上是权斗,是要扫除薄熙来等人的政治野心,为习氏江山铺路的说法,结果就为清除所谓薄王余毒造成巨大的模糊性。陈敏尔下车伊始,就指向唱红打黑,据港媒报道,今年1月13日,重庆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周波以及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王廷彦遭降职,原来这两人正是薄熙来当年唱红打黑的政治打手。分析指出,薄王余毒一直说不清,现在从陈敏尔的行动看,他是把清毒重点引向薄熙来的“唱红打黑”。

 

但是,这一说法也无法解释习近平现在为什么要发动全国性扫黑。另外的分析指出,其实,从思路上看,习扫黑与薄打黑存在着精神上的高度一致性。

 

2010年年底,重庆打黑进入高潮阶段,已被定为十九大隔代接班的习近平亲赴重庆为薄熙来助威,网上流传着习近平当年亲切听取公安局长王立军汇报打黑成功的新闻照片。「重庆日报」当时有一篇题为「习近平调研重庆侧记」就详细记述了习近平视察重庆警力,参观打黑除恶资料汇集处,赞扬“重庆的打黑除恶做得好”,希望这一运动“再接再厉地向纵深前进”的详细报道。言谈举止,习近平对薄王的“打黑成绩”不止欣赏,甚至赞叹不已。

 

有些分析指薄熙来发明的唱红打黑,从后来习近平的种种做法去看,其实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是相当深刻,两人在崇尚毛式做法上并无二致。只是薄熙来后来被指表现出“夺权”的企图,成了“阶下囚”。

 

▲自由亚洲电台(RFA)1月25日报道:巩固政权?中共开启新一轮“扫黑除恶”运动

 

中共中央、国务院1月24日发布《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引发舆论关注。通知表示,为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扫黑除恶要与反腐败基层“拍苍蝇”结合起来。有评论认为,中共以搞政治运动方式开展“扫黑除恶”,将会破坏法制、制造冤案。

 

中共日前发布通知,要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根据官方新华社的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官方发布的《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中指,要把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

 

北京异见人士查建国向本台记者表示,基层腐败以及“保护伞”问题在中国很严重,中共的这一项举措会赢得一批民众的支持,不过后续是否会变成“人治”还有待观察:

 

“确实最基层,尤其农村的贪官腐败的现象和黑社会有联系。确实现在中国大陆有很多这样的现象。他(当局)要搞这个(扫黑除恶)可能也会得到很多老百姓的支持。今后发展的方向,在扫黑的过程中是人治还是法治?这里面很复杂。”

 

有关通知也引发舆论热议。不少民众呼吁打击村霸,也有网民评论道:薄熙来倒了,但留下来的政治遗产很丰厚,唱红与打黑,一个都不能少。还有网民表示:“黑恶”由谁定义?也有人呼吁:不能再搞运动式执法,已有前车之鉴。

 

香港《开放》杂志执行编辑蔡咏梅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几十年,中共曾开展过多次类似的运动,目的是为了树立政权的权威性。但是这样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很容易造成冤案,也可能会破坏法治:

 

“我想,一个就是树立权力的权威性,他(当局)要靠威慑力,制造一种恐惧,才能建立自己的权威。另外一种,他(当局)认为(自己)权力遇到危机的情况下,就要采用霹雳手段威慑一下社会。80年代的时候,邓小平都搞过这样的运动,打击社会犯罪。名义上是整顿社会秩序,但是这种运动是对法制的破坏,很可能造成很多冤案。按照法律可能不应该受到惩罚的,运动一来,打击面扩大,然后刑罚加重。 ”

 

▲自由亚洲电台(RFA)粤语部1月25日报道:大陆再掀扫黑除恶风暴 知识界忧大规模人权灾难重临

 

大陆再次展开全国性打黑专项行动,并要求各级政府视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执行。知识界人士担忧,这种运动式的严打,必然会再次带来严重的人权灾难,并可能导致社会加速民粹化。(黄小山 / 程文 报道)

 

中共中央、国务院周三(24日)高调透过《新华社》发布有关通知,据悉,此次“扫黑除恶斗争”的正式档文并没有出现,国务院的官网亦没有发布通知的全文,只是透过《新华社》以重点解读方式披露。其中,强调必须将其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并要求各地一把手必须以此作为近期工作的重点。

 

《新华社》其后进行的详细解读中显示,透露出此次扫黑的范围指向基层。其中,乡村宗族势力、民间势力操控的企业、以及民间借贷操盘组织,疑似已成为被针对的对象。

 

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周二(23日)在一个电视专题讲话,被视为政法系全面实施该项“斗争”的标志。

 

媒体观察人士还注意到,在周四(25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都在头版头条转发了该通知。其中,《人民日报》还分别在第四版发出郭声琨对此的讲话内容及一篇评论员文章,称“坚决打赢扫黑除恶攻坚仗”,根据官媒发稿的级别显示,该指令应该来自最高权力者的直接指令。

 

但该通知发出后,中国知识界一片震惊。多名学者和律师即指出,这种做法有点像薄熙来重庆“唱红打黑”的升级版。并且无论是1983年的全国性严打,还是2009年开始的重庆严打,都导致了严重的人权灾难。

 

毕业于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从事刑事公正研究的刘红博士表示,中共从建政以后,这种运动式的严打一直没停过。1983年严打中,其刑诉法所规定的原则被抛在一边。这就让人担心新的运动式执法,会再次让现有的法律条款失去实际效率。但她认为,不太会出现类似1983年严打大量人被枪毙的局面。

 

她说︰1979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侦查、检察、审判三机关各司其职,但是在83年严打的时候,实际上完全把法律确定的明规则抛弃掉了。在未来的这个运动中,可能他们还会是最后服从于这个政治运动的一个要求的。我印象里就是有从重从快这样的一个提法。但是像83年那样的大片人头落地的话,我想不太会重演。

 

北京批评人士文丽亦称,习近平和薄熙来在重庆的做法,基本上有整套计划。这种带有文革红卫兵色彩的治国模式,让大家非常担心。

 

她说︰当初薄熙来就在重庆搞得天翻地覆,然后现在习近平又要在全国范围内搞,看了大家都特别紧张。这真证明了习近平跟薄熙来是一路货,他们就会搞这种运动式的社会治理。然后他整体的治国思路,就是专制那一套,就红卫兵那一套。

 

而律师祝圣武则认为,用所谓的反腐扫黑争取底层民意,是他们惯用的做法,而普通民众并不明白,实际上会制造大量冤案。这才是让知识份子们感到更加担忧的原因。

 

他说︰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东西了,这个国家打黑,它的目的从来就不单纯,那就是把社会上残存的社会组织全部扫掉呗。反正各种运动式的执法一定会制造很多的冤案。《刑事诉讼法》形同虚设,就连官员自己被审判的时候它都不请律师,他们知道请律师没用啊。他被稀里糊涂的审判,甚至很有可能被冤枉,但是老百姓就鼓掌。这个国家很多荒诞的政策是有一定的民意基础的。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毛左,非常愿意看到别人家破人亡,尤其是看到有钱人家破人亡。薄熙来就是靠这一手来捞取民心的。

 

祝圣武还表示,无论是1983年严打还是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都杀了很多人,至今相关数据还是一个谜。薄熙来的做法,其实也只是效仿中共前辈们的做法。另外一个问题在于,薄熙来的“重庆打黑”,因为和温家宝政府存在分歧和对立,因此学界和知识份子才有机会对薄熙来进行揭露和抵制。而现在大家担忧的是,体制内外,已经没有力量可以对本次的全国范围扫黑进行制约。以前学术界对运动式打黑的有限反思,现在已经成为禁忌话题。

 

公安部第五局在回应本台记者提出“此次严打是否会导致人权灾难”的疑问时也无法回答,让记者询问有关部门,但又拒绝透露哪个部门才是对口部门。

 

本台记者没法联系到中央政法委给予置评。

 

▲《中国数字时代》1月25日发表远见时评:山雨欲来风满楼 扫黑除恶保太平

 

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刚刚闭幕,新华社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许多微信好友和公众号的读者朋友,要求我对这件大事做一个分析解读。这确实是一件大事,但这事由我来解读,我就左右为难,万分恐惧——讲真话、讲透彻,可能被封号、被请喝茶;照本宣科、拐弯抹角去写,很多人根本看不懂,甚至会像以往那样受到许多人破口大骂。因此,我迟迟不敢下笔。但这样的大事,读者朋友们有要求,我也不能完全充耳不闻,只好免为其难地为大家做一个粗浅的分析。

 

第一,这次党中央、国务院做出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决定,我理解是又一次全国性的“严打”行动,而且是改革开放以来,决策层次最高的一次“严打”行动。

 

不包括这一次,改革开放以来进行过四次“严打”行动。声势最为浩大,杀人最多的是1983年的“严打”。

 

第一次“严打”:1983年8月25日,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严打”拉开序幕。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前者规定对一系列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后者则规定在程序上,对严重犯罪要迅速及时审判,上诉期限也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10天缩短为3天。在当时“偷一元钱判死刑”。“耍流氓”有的被判死刑的,有的被判几十年监禁的,还有的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关起来劳改的。我家乡有个人因为偷看女性上厕所被人抓住,很快被法院判了死刑并立即执行。这次“严打”持续到1985年才结束。

 

第二次“严打”:2004年4月初,中共中央根据中国当前社会治安面临的严峻形势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严打”整治斗争,坚决打掉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尽快改变社会治安面貌。随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部门和中国各级政府立即开始部署,新一轮“严打”在中国范围内掀起。这次“严打”重点打击黑帮团伙、暴力和盗窃三类严重的治安犯罪。权威的司法官员和法律界专家认为,这次“严打”与整治并重,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将着重解决导致犯罪的深层次问题,标本兼治,目标就是使中国当前“严峻的”治安状况得到根本性好转。

 

第三次“严打”:2010年6月13日上午,公安部召开全国公安机关“2010严打整治行动”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即日起至年底,全国各级公安机关将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开展为期七个月的“2010严打整治行动”。这次“严打”目的在于依法严厉打击各类严重暴力犯罪活动,从严加强社会面治安管控,坚决遏制各类突出犯罪,确保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努力为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的成功举办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第四次“严打”:2014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推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会议要求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加强社会面防控,强化网络安全监管,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集中开展专项打击行动,保持对“三股势力”严打高压态势,有效遏制恐怖活动在新疆多发频发和向内地蔓延。要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筑新疆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坚定占领宣传、文化、教育阵地。同时采取特殊措施支持南疆发展,加大以贫困群体为重点的民生改善力度;加强兵团维稳戍边能力建设,切实发挥好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新疆稳定的特殊重要作用。

 

从上面可以看到,以往四次“严打”做出决策的分别是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公安部、中央政治局,而这次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做的决定,可见决策层次极高。

 

第二,这次“严打”的政治意义更加显著,明确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因此开展这次“严打”斗争其中必定有着极为深刻的政治背景。

 

据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通知》指出,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同一天,新华社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全国检察长会上强调,各级检察机关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深入开展反分裂、反渗透、反恐怖、反邪教、反间谍斗争,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暴力恐怖等活动,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

 

很显然,与前四次“严打”最大的区别,是这次“严打”强调重点打击“反分裂、反渗透、反恐怖、反邪教、反间谍斗争”,“捍卫国家政治安全”,“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与前三次“严打”时社会治安显著恶化,以及第四次专门针对新疆的特殊情况不同,这次“严打”并不是因为社会治安恶化或暴力恐怖活动抬头,而是有着十分鲜明的政治任务,那就是捍卫国家政治安全,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这不得不令人联想到最近发生的三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

 

一是在官方看来“台独”活动极为猖獗,近来“武统”之说已频频见于官方主流媒体,以及现职省部级党政军官员之口,因此这次“严打”或为将来两岸关系恶化奠定政治基础,有利于消除一切不和谐的杂音。

 

二是美国明确把中国列为超越恐怖主义的最大威胁,特朗普已经启用201条款对进口电池板和洗衣机进行配额管理和高关税惩罚,同时又宣布很快将结束对中国所谓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超级301调查,将给予中国“令人意想不到”的严厉惩罚,万一中美关系破裂,将引起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这次“严打”将起到防微杜渐的效果。

 

三是最近一、两个月来,主要以退休工人要求增加退休金为诉求,多个地方发生了规模巨大的群体事件,在国外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国内实体经济较为困难的情况下,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加以制止,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的严重后果,“严打”为实施雷霆手段把这类不安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之中提供了有利、有力的政治氛围。

 

第三,读者朋友不应当对这次扫黑除恶斗争心生恐惧,像我这样经常对党和政府提出建设性批评的人都活得好好的,偶尔网上发几句牢骚的人根本不用担惊受怕。

 

但是,既然这次“扫黑除恶”斗争政治意味极浓,重点又是“反分裂、反渗透、反恐怖、反邪教、反间谍斗争”,在接下来发生任何与中国相关的重大事件时,各位管好自己的嘴巴自然是非常重要的自保之道,即使是对党和政府建设性的批评也必须慎之又慎,尤其不能妄议中央的大政方针。

 

具体而言,一是坚决支持拥护党和政府在两岸问题上的英明决策,绝不为“台独”分子和任何“分裂活动”助言;二是坚决支持拥护党和政府在处理中美关系上的英明决策,绝不向西方敌对势力低头,更不要试图充当所谓“带路党”;三是坚决支持党和政府以雷霆手段消灭一切境内外敌对势力,绝不参与、支持任何未经党和政府批准组织的非法群体活动。

 

我特别留意到,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通知明确要求,“要主动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切实把好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严禁刑讯逼供,防止冤假错案,确保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铁案。”也就是说,这次“严打”应当不会像1983年那次“严打”那样不该抓的抓、不该杀的杀。但是,既然是“严打”,特别是涉及到政治“斗争”,视今后形势的紧迫性与对敌斗争的需要,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因此,最后特别提醒各位朋友,除非您已经做好奋斗牺牲的准备,务必谨言慎行;一旦因为自己的错误、反动言论被请喝茶、被抓捕,应当向办案人员如实交待自己的错误言论,真诚悔罪认错,但切记必须守住实事求是的底线,切不可自我设陷,或落入办案人员精心挖好的陷阱。

 

至于我自己,我常说“为了民族未来和子孙幸福,尽力而为,死而后已”;但每当看到国人同胞因为我说了几句真话就对我恨之入骨地辱骂,偶尔我也想,既然绝大多数国人同胞都喜欢吃人血馒头,我是否有必要打扰他们的幸福生活,并为他们献上自己淋漓的鲜血。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月26日报道:新一轮扫黑除恶 央视新闻再批周永康恶行

 

中国当局大张旗鼓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官方宣传指打击目标级别不设限,从高层涉黑大老虎到基层作恶小苍蝇,都在震慑之列。中国央视今天罕见再批已在监狱服刑的周永康,百度新闻以及搜索也相挺,谴责周永康落马前高级别淫威保护伞,也批评街道级别基层干部包庇涉黑人员。

 

据央视网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指出要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和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

 

消息一出,群众纷纷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这一顺应民心所向的重大“逐疫”行动击节叫好。涉黑腐败,是最“黑”、最“恶”的腐败之一,是不法分子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扰民害民的重要因素。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台上谈打黑,台下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自打自脸,演两面人。

 

报道指周永康作为十八大以来级别最高的落马官员,浸淫公安与政法系统长达十年,多次在公开场合大谈打黑除恶,背后却无形中充当着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四川的刘汉涉黑集团了。

 

刘汉是四川有名的富豪,涉足房地产、矿产、建筑等多个领域,坐拥至少400亿资产。

 

报道重提当年说,刘汉曾被列为公安机关查处名单,随后又从名单上消失。此后,刘汉通过资本运作迅速把产业扩充到外省、外国,建立了矿业帝国、资本帝国。这一切只因在2001年他攀上了一个“贵人” 周滨。彼时,周滨的父亲周永康由四川省委书记调任公安部部长。

 

而周滨帮助刘汉干的其中一件大事儿是将刘汉的竞争对手“灭门”。随后刘汉集团更加的无法无天,在公开的资料上,这个团伙至少已经背了9条人命,重伤过15人。

 

2014年2月,刘汉等36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及故意杀人等案件被提起公诉。2015年2月,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刘汉、刘维等5人执行死刑。

 

报道说,当然,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未必只有周永康这种级别的领导,甚至还有街道办主任。

 

如今,中央决心坚如磐石,扫黑除恶利剑高悬,人民群众鼎力支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无私无畏、骁勇善战、攻坚克难,定会让“保护伞”身现原形。当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场硬仗的合围之势形成时,黑恶势力必然土崩瓦解!

 

有评论认为,新一轮扫黑除恶也剑指周永康,薄熙来余党。

 

▲自由亚洲电台(RFA)粤语部1月26日报道:前刑警指扫黑除恶行动 数万人冤死悲剧可能重演

 

中共中央宣布在全国范围内「扫黑除恶」,多个地方警方亦随即配合行动。本台记者周五(26日)专访了一位曾参与了1983年严打的前刑警,他明确表示,政治化的运动式严打是导致冤案的主要原因。而相关的证据显示,民间的异议群体,恐亦是被重点整肃的对象。(黄小山 / 程文 报道)

 

要求匿名的前河北刑警刘先生主动联系本台记者,对此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起的全国性“扫黑除恶”表示了担忧。

 

他透露,1983年那场至少导致数万人被处决的严打中,为了完成任务,把一些原本没有太多犯罪的人也抓了起来,他所在的县城,五个原本只应该判三年左右的人被迅速处死。

 

他说︰我是1978年开始做刑警,记得那天是0点全国统一行动。本来我们那个时候该抓的都抓了,抓不了的肯定是证据上不行。但是为了完成全国统一行动,不能抓的也抓了。大家就凑,都是一些没有太大犯罪事实的,凑了十几个人。第一战役判了五个死刑,就是在当时啊,如果不是严打,也就判三年左右。

 

他表示,在1983年严打之前,他做了五年刑警,没有遇到一个被枪毙的人,严打第一阶段,就遇到五人被枪毙。而被判死刑的五个人,两人被指强奸,一人因抢劫未遂,一名是多次盗窃,还有一位并没有太大的实际证据,被抓后不服,称要炸掉派出所,最后被以流氓罪的名义枪毙。

 

刘先生还透露,在那场运动式的严打中,在来自国家最高层面的高压下,只要有死刑的嫌疑人都被要求判死刑。而检察院和上级法院,则高度配合、快速将这些被冤枉的人处死。

 

他说︰因为当时这个罪名有死刑的,一律就顶格判死刑。上诉期就三天。当时,县法院判了,地区的检察院、法院就在那等著,上诉不管你什么理由,一概给你驳回。到时候开大会就押出去,很快就执行死刑。因为当时就是人大的决定,把刑诉法修改,把上诉期从十天都改成三天了。执行死刑的时候,我都是跟著去的,全程的照相都是我做的。回来还得把那些照片贴到县里边,要展示。

 

针对此次中共中央发起的严打运动,他认为为了完成任务,也可能将一些个体或企业变成涉黑。

 

他说︰运动式执法,我觉得不可取。一运动吧,难免就要有指标,就要有任务。从以往的经验看,反右也好,文革也好,一搞运动,往往就可能会扩大化。下面为了完成任务就可能会要拨高也好、凑数也好,把不属于涉黑的也变成涉黑。

 

一位熟悉高利贷组织的人士即明确表示,他们会被有关部门打招呼,只要不顶风作案就是安全的。

 

他说︰嘿嘿嘿,小贷公司还是小贷公司。哎呀,小贷公司第一要有钱,第二还要有关系,大家都知道,明著的。打什么黑啊?哎呀,这些东西多少年的事了。叫几个人不要顶风作案就没事。你不听话,你是官员,不听话就被反腐。你商人不听话就打黑。这个和薄熙来一条路子。

 

尽管各方都对中共中央发起的严打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但各地官方正在迅速的行动,以显示紧跟中央。

 

据四川官媒披露,就在发布严打令当天,四川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分局即出动警力500馀名,截至次日中午,共捕获各类违法犯罪人员80馀名,其中刑事拘留30馀人。

 

批评人士指出,这无疑会引发一轮以扫黑名义进行的“忠诚竞赛”,其代价可能是更多的无辜者被波及。

 

但迄今为止,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层级,都没有回应民间的疑虑。最高检和公安部,也依然没有接受采访。

 

1983年,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持续三年的严打,仅第一阶段的一年间,就逮捕超过一百万人,其中24000人在缺乏基本司法权利的背景下被快速处决。三年被处决和判刑的总人数,至今依然被严格保密。而民间对其进行调查和统计,则被严厉禁止。

 

▲自由亚洲电台(RFA)1月26日发表评论员高新文章:“运动了!”——习时代恢复了毛时代的政治常态

 

和习近平差不多岁数的中国人,我这里说的是中国大陆人,应该都知道“运动了”三个字是多么的沉重!有兴趣的读者和听众在谷哥里输入“运动了”三个字,就会看到“运动了!!!《芙蓉镇》影评 ”词条。

 

该影评的作者好象是一个八十后女性,当然没有经历过“文革”。她写道:很偶然的看到《芙蓉镇》这个电影,因为看完《活着》和《蓝风筝》的时候有人提到了它,很震惊这竟然是1986年的电影,谢晋果然犀利!的确,那是离我很远的年代,但正因为这样,更使我加深了对它的好奇。

 

片子的镜头很美,江南小镇的风光在历史的激荡中破碎,又重组……命运如同风中的落叶,每个人都在艰难的保全自己,而又在注意着别人的脸色,而在反复无常的运动中,被嘲弄,被作践也成了家常便饭 ……。

 

该影评作者感慨说:电影结尾时的一句“运动了!”堪称影史上绝妙的一笔,由此也见证了中国现代史嬗变中不变的真实状态。   运动了!   还会运动吗?

 

现实的回答是:“当然会!”

 

薄熙来倒台,习近平上台之前,一位中国大陆网友发表《邓小平遗言:不搞政治运动!》一文。文中说, “不要搞政治运动”这句话,出自邓小平之口,可惜被埋没了多年。最近,曾经采访邓小平1992年春天巡视深圳的唯一媒体人——《深圳特区报》记者陈锡添,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回忆当年的史实,说:当时我写的《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长篇报道,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全国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均在显著地位转载,但是有一个“最遗憾的地方”,就是没有把邓小平“不要搞政治运动”这句重要的警句写进通讯里,也就是没有向全国公开。

 

陈锡添没有讲他为什么没有把这句重要的话放进通讯里。我大胆的揣测是,邓小平的这句话,实际上是针对毛泽东的动辄发动政治运动,一次接着一次,直到文化大革命而言的。按照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还要不断搞下去,“七、八年来一次”(毛的观点之一)。可能因为如此,这位记者把邓小平的这句话按下不表。饱经政治运动之苦的中国人,心里明白,如果有朝一日,以“反毛”的名义怪罪下来,谁来担当?

 

不幸的是,这位作者笔下的“有朝一日”终于来了。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通知中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充分认识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部署上来,科学谋划、精心组织、周密实施,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场攻坚仗。

 

什么叫“专项斗争”?就是“专场运动”的意思。比如中共建政之初的“三反”、“五反”运动,官方的权威释义就是: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统称。在中共的政治词典里,所谓“开展一场斗争”和“开展一场运动”完全是一个意思。

 

再比如,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在进行过程中一直都是被称之为反右斗争的。按照中共官方的权威解释:“1957年4月,因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反革命分子乘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之机,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猖狂进攻,甚至扬言取消党的领导,实行西方”轮流坐庄“的政党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针对这一情况,1957年7月,毛泽东在南京计划召集华东各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开会,研究分析形势,部署反右派斗争。为此,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右派斗争,到1958年夏季反右派斗争结束。”

 

当然,当年的“反右专项”和如今的“扫黑除恶专项”的打击对象有所不同,与中共执政史上的历史政治运动相比较,由伟大领袖习近平同志亲自发动、亲自领导“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与中共建政之初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镇反运动”十分相似。

 

按照中共官方文献的权威介绍:“镇反运动”,是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并称的三大运动之一。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6月6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奋斗》的书面报告中把镇压反革命列为全党的八项重要任务之一。7月,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镇反运动开始后,曾一度出现“宽大无边”的倾向。针对这一倾向,10月,中共中央又发布《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从1950年12月起,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打击的重点是土匪(匪首、惯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

 

当时为什么要以“镇压反革命”为名开展这样一场“专项斗争”,毛泽东的内部讲话和指示中解释的非常露骨,毛对公安部负责人训令: “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尽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完全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尤为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

 

1950年根据毛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杀人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毛明确要求有600万人口的上海应该杀3000人,有50万人口的南京应该杀不止两百多人,应该多杀。上有好之,下必甚焉。虽然中央下达的杀人比例是千分之0.5到千分之一,但下面的执行者显然从中读出了多杀人的信号,很多地方鼓足干劲,力争超额完成指标。

 

中国工人出版社《外国学者评毛泽东》一书引用了美国的学者马德森,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群众动员》一文,文中说:“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没有什么现象比群众动员运动更独特、更重要,更令人迷惑不解的了。他认为从建国到毛泽东逝世的26年中,”这种全国性的运动计有70多次(地方一级的运动则要多十倍)。“他是看到政治运动在中国的重要性了,他认为这是中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重要部分:”当你问及一个经历过毛时代的中国历史的中国人的生活经历时,他一般都是把自己的经历不自觉地与由中国主要的政治运动所标志的历史时期联系起来。“

 

共产党是世界上真正最强大的政党。大搞政治性的群众运动,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法,另外一位叫查尔斯。塞尔的西方学者在他的《目前的革命:中国的动员运动》一书写道:这种运动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具具有积极的边际效用。他认为中国的政治运动分三类:经济的,旨在增长生产率;意识形态的,旨在改变人民的思想方式;和斗争的,旨在铲除敌对阶级或集团的权力基础和地位。

 

回到本文开头的《芙蓉镇》影评:“电影结尾时的一句‘运动了!’,堪称影史上绝妙的一笔。由此也见证了中国现代史嬗变中不变的真实状态。 ”

 

摆在眼前的现实是:习近平令共产党治下的中国恢复了“运动了”的政治常态!

 

▲美国之音(VOA)1月27日报道:评论称:薄规习随再打黑 论黑党最黑

 

华盛顿 —北京近日宣布开展一项历时三年,将波及全国的清理“黑恶势力”运动。那些被当局认定和这些势力勾结的地方官员也在打击之列。

 

这场运动的官方名称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国家媒体说,运动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发动,近30个党政机构共同参与。

 

在一份措辞严厉的通知中,当局说,“要把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

 

“老虎或许很远,苍蝇每天扑面,”《人民日报》响应说,“中央早已把处置黑恶势力同基层反腐、基层治理联系在一起看待。”

 

官方媒体特别强调,“扫黑除恶”和以往的“打黑除恶”虽只有 一字之差,却意义深远:过去“打黑”更多是从社会治安角度出发打击犯罪。这次“扫黑”是为“夯实党的执政根基”,“ 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说到“打黑”,被罢黜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从2009年6月起,薄熙来和他的左膀右臂、重庆市前公安局长王立军以整治黑帮势力为名,在当地发起“打黑除恶专项行动”。10个月的时间里,共有近5000人被拘押,30多亿元的财物被收缴。

 

对法治、人权的漠视和践踏让那次行动受到广泛批评。不断爆出的薄熙来试图借“打黑”铲除政敌的内幕也成为当年最吸人眼球的政治大戏。薄熙来目前因腐败和滥用职权等罪名正在监狱服无期徒刑。

 

“薄熙来当年是‘打’,习近平如今要‘扫’了,”旅居美国的历史学者任松林在网络政论节目“书斋夜话”中说。他总结道,“薄规习随”,习近平在做同样的事,不过是抹去了薄熙来的名字。

 

“文革后”,中共领导人发动的这类受政治驱动的打击犯罪运动不在少数。1983年,邓小平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那场运动持续了三年,整治了当时混乱的社会治安,摧毁了数万个犯罪集团,但也造成了很多冤假错案。

 

任松林说, 邓小平通过83年的“严打”,压下了很多当时的国内矛盾。现在习近平又搬出运动式的语言,重提“扫黑”,很明显就是因为国内矛盾激化。

 

网民草祭也说,这次行动和此前北京等大城市驱逐低端人口一脉相承。他在推特上写道:“被驱逐的低端人口现大量集结在中小城市和农村,加上经济萧条找不到工作,极易形成黑社会性质团伙和反共地下组织,威胁到中共基层政权稳定。”

 

尽管一些专家认为,这场运动可能在短期内降低犯罪,减少基层官员参与的腐败案件,但是任松林等学者认为,不管是“打”还是“扫”,说到底,当权者说你是黑你就是黑。

 

“不要再谈什么依法治国,”他在节目中说,“论霸道,人们都看到,蔡奇最霸道;论黑,百姓都知道,党最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