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一代，大多以为电视是与生俱来的：“90后”一代城里人，大多不能想象用蜂窝煤烧饭，更勿论“旋斫生柴带叶烧”的景象，新世纪出生的孩子则会认为人活着就该用电话电脑。而在中国内地大城市，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居民住宅区，保安站岗守门已是寻常风景，仿佛天经地义，不如此就不成体统了。久居海外的一位朋友说，带他8岁的儿子回祖国，那小子不解中国国情，满脸疑惑地问老爸：为什么中国到处都是警察？因为他只见都是制服，搞不清警察与保安有什么区别。
这次广东省“两会”期间，有位人大代表议及广州市的整顿机关作风时，建议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到机关“微服私访”。朱书记笑答道，这个想法没有可操作性。可不是吗？市委主要领导，大家在电视等媒体上早已熟悉，要别人认不出只有化妆。如果他化妆成泯然众生，他也就像人民代表与政协委员一样，要被门口的武警或保安挡住，进不了机关大院。若非如此，这位提建议的人大代表何不自己去“私访”？曾记得，广东省政协委员孟浩应一位家长之请，亮明委员身份“闯”省教育厅反映情况受阻，一时成了羊城的热议新闻。虽然孟浩委员的行动当时得到省政协的明确支持，但这次政协会议上，有关发言人还是说，希望委员们还是集体活动。代表、委员组织集体活动当然好，不仅不会受阻于机关森严的门禁，还会得到热情接待，但这样的“视察”就很难不是“走过场”了。
从孟浩的遭遇，我自然想到了不久前的云南之行。《南方周末》1月14日报道了“奇官”罗崇敏，主要讲他担任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委书记时的改革尝试。这次我到昆明，顺便到云南省教育厅，想看看罗崇敏调任教育厅长后，对教育改革有什么新道道。给我第一，也是最深的印象是，这个管理从幼儿园到各大学占全省四分之一人口的“大衙门”，居然没有警察或保安站岗。就像宾馆一样，大厅一侧有张桌案，后面站着一个姑娘，据介绍那是进行“首问”服务的工作人员，职责是给来办事或访问（“上访”这个居高临下意味的词一听就讨厌）的人指点门径——该到几楼找哪个部门。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厅办副主任告诉我，去年七八月间，教育厅门口的场地由停车场改造成小绿化广场之后。那正是北京奥运会召开前夕，沪上袭警案惹得议论纷纷时，属地派出所和省里的保安总队本能地不同意教育厅撤去门岗。那么，撤了之后呢？答案是，半年多来，治安、工作秩序等等什么问题也没有发生，也没听说哪层楼哪个办公室的东西因而被盗了。但是来办事的，从普通教师到大学校长，都说这样好。以前不管谁来了，都要说明来由后，出示身份证先登记。据说有老教授和现任校长，此前都曾因忘了随身带身份证而被留难。厅办副主任对我说，其实政府机关本来就不该搞得戒备森严，“以前我在报社到悉尼去考察时，内急了别人指点我到市政府上厕所，谁也没问我来干什么。”当然，中国的国情不同，有些机关和部门的门禁，现在需要严一些；但是没有必要家家都用警察或保安设岗吧。至于登记身份证，罗崇敏说，我们可以逆向思维：真正有心搞事的人，他完全可以用假身份证登记，因此登记身份证纯属多此一举。
去年秋天我到台湾，看到台北市政府大楼只有两个石头狮子站岗，一楼大厅任进出，设有市民咨询窗口和公用免费上网间。宜兰县政府大门口设有专为残障县民服务的窗口和人员，大厅里有志愿服务者协助来访人。记得1982年夏，我毕业被分配到武汉市青山区政府工作，那些年区委区政府机关大院也根本没有门卫，只有“门房”（正式的名称叫传达室，也就是收发报刊信件，给来访者指路）。我们是如何演变成遍地保安情景的，值得研究，但有两条可以肯定：第一，不要门卫，只有“门房”服务，才是正常、和谐的社会情境，切莫习非成是，以为不设门卫不行。第二，事实证明，并不是每个衙门都要“制服”来站岗警卫，因为绝大多数民众还是可以信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