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总书记与军委主席的无限任期成了《人民日报》认为国家主席任期也该与前两个职位“保持一致”的理由,是公然的狡辩、对历史的嘲弄。

China Xi Jingping (Getty Images/W.Zhao)

新时代的“三位一体”

农历新年还未过完,随着十九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随着会前对二中全会通过的修宪意见的公布和三中全会的会议公报,中国政坛便迎来了两次地震。当然,人们的注意力多被前一次地震吸引,后一次地震的余波恐怕要等到下周两会召开才显现出来,人们方能看到灾后现场。

而引发这次2018年春节中国政治地震的,不是节前先后在廊坊和张家口的两次地壳运动,而是节前、节后召开的十九大二中、三中全会。在二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抛出了一个修改幅度巨大的修宪草案,并暗渡陈仓地废除了宪法14条关于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三中全会的政改内容仍然秘而不宣,但是公报业已透露端倪,即围绕中直机关和国务院部委体系的调整,将出现一个党政合一的大部制体制。

这些改革方案都在顶层设计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名义下进行,却不啻两颗政改炸弹,引爆了世人对中国未来政局的担忧,也埋下了中国未来政治新的挑战。而这两颗炸弹,先后粉碎了邓小平时代最重要的两项政治遗产,在那些”改革开放”的受益者群体中正在引发不满。

第一颗,关于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虽然表面上只是原本对虚位国家元首的任期规定,并不见于对军委主席和党的总书记的任期限制。昨天也有《人民日报》发文以后两个职位无限制为由,强调三位一体的重要性而有必要为一致性而去除这一限制。这是公然的狡辩,对历史的嘲弄。

因为,任何经历过1980年代、对邓小平政治仍保有记忆的人,都会清楚记得,邓小平能够推动改开最重要的在于首先废除领导干部终制。1982年宪法通过之际,中国也开始正式建立了老干部离退休制度。对党的总书记的要求,就是连任不能超过两届。这是邓一手确立的党内原则之一,也是不成文宪法。通过宪法对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这一水面浮标的约定和宪法以下的不成文规定以锚系之。邓在晚年,1989年卸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后,曾经表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这是对中共党内的警告,才有邓小平身后,江泽民、胡锦涛两位总书记的连任期均以两任为界。

China Nationaler Volkslkongress 2017 (picture-alliance/Photoshot/Li Tao)

而第二颗炸弹,其波澜和意义并不逊于前者。从三中全会后公布的语焉不详的公报来看,中共中央又提交了一份内容庞大的中央机关和国务院机构的改革方案,其核心是在合并部委的同时,贯彻”党政合一”。也就是落实修宪建议的”东西南北中,党是管一切的”,党的领导地位不仅写入宪法正文,也要写入行政体制改革方案,通过缩减现有中直机关和国务院直属部委,创造一个更有利于国家领袖直接控制行政部门的新体制。

相比邓小平时代反腐强调的政改在于党政分开这一原则,这一最新改革无疑是一次颠覆,虽然颠覆早在去年的两会上已经发生。2017年3月5日,王岐山在两会发言,主政重新理解邓小平关于党政分开的叙述,强调党政分开只是分工,而未来政改将围绕如何更好实现党的领导,即党政合一来进行。

邓小平有关党政分开的改革思想,尽管从未充分实现,却也创生了党的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的双首长制,在此基础上进行政治局常委的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体制,作为中共改开时代的统治机制,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党内、外一定程度的竞争、宽松和民主试验,也是邓时代另一个重要政治遗产。但是,三中全会的新决议,却否定了这一改开时代的重要精神,不仅架空了国务院,将党内二号人物的总理降到了领袖的行政主计长的地位,更促进了国家领袖的权力集中。

根据一份坊间流传的《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意见》的改革草案,变动不仅包括部委的合并,也包括中直工委和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的合并,即党对中央党务和行政两套系统的统一管理。如此势必带来下一步的改革,即整合现有各领导小组,形成一个凌驾于国务院和中直机关之上的一个行政决策机制,既不是现有的中央书记处,也不是国务院的国务会议,更不是政治局会议,而是类似白宫内阁会议的内阁机制,在最高层面上实现党政合一,为业已成为”超级总统”的中国最高领袖的决策服务。

理论上说,这一改革相当于军改对四大总部的重组,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起码在联合参谋会议之后,更像美国决策体制了。但是,对邓小平宝贵政治遗产的粗暴颠覆,却可能引发无数邓时代受益者的严重不满和反弹。

或许在这个意义上,今天中国官媒释放出一篇习的最新讲话,要求学习周恩来,背后意味极其深长,向全党也向身边同志暗示,要学习周恩来任劳任怨、甘居次位、对最高元首无条件忠诚、无条件奉献的愚忠。迄今,我们不知道中青报记者李大同、以及许多党内元老的联名反对是否有效、是否正在大范围传播,唯一能够确定的,是这两颗政改炸弹已经把仍然沉醉在邓时代的改革开放、渐进民主、和新自由主义幻觉的一大部分社会精英震醒了。

只是,外界无法对之寄望过高,毕竟在过去三十余年里,他们放弃了自我组织和动员能力,既没有做好准备,也无力面对新时代政治如此之快的到来,如一记闷棍打晕了所有人,包括自由派知识分子、官僚主体和新兴中产阶级,也就是习近平喊话要向周恩来学习的那些主流听众。

留给他们起来抗议、捍卫邓遗产的时间不多了。一次核大战后真正幸存的永远是少数,属于那些早做准备的先知,和碰巧远离核爆中心的幸运者。中国2018年春节的两次政治地震,也来得如此之快,对大多数人来说如同突然袭击。但是,这一庞大改革受益者群体和邓时代的坚定拥护群体,却可能继续生存下去。生存或死亡,他们在未来如何行动和思考,或许将是决定中国未来政治的真正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