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网络图片）
一、政变还是没变？
120年前的戊戌变法，维新派希望君主立宪，但终以康梁逃亡、六君子喋血告终。两个甲子之后，2018又是戊戌年，中共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进宪法。随后的国家主席“选举”（如果那也叫选举的话）中，习获全票通过。消息一出，海内外一片哗然，惊呼“戊戌宪法政变”、“习近平恢复帝制”。
其实不必大惊小怪。
1949年中共靠枪杆子夺取政权，建立一套密不透风的极权体制。毛泽东死之后，中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济“松绑”，思想“解放”，党政“分开”，法治“重建”，共产极权开始松动，人们以“威权体制”、“后极权主义”来指称后毛时代、尤其是后八九的中国。邓小平废除终身制，历经江、胡，头领只干两届、政治局常委集体领导，成为中共不成文规则。30多年的经济腾飞和政治稳定，让中共有了巨大的“制度自信”；同时借着西方经济衰退、美国从国际事务回撤的大势，共产党开始放弃邓的“韬光养晦”，踌躇满志地向全球推广中国模式；不但要主导国际政治秩序，还要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领袖了。孔子学院、大外宣、亚投行、一带一路、扩军阅兵、南海造岛、叫嚣武统台湾、剿杀香港自由、煽动民族主义，显示软实力、到处秀肌肉，气焰相当嚣张。
中共窃政近70年来，无论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科技、心理方面，中国都已经发生太多变化。恰恰此次修宪不必莫名惊诧。共产党中国政治最本质的特征是严格的一党制、党国一体，无论是个人独裁还是集体独裁，性质并无不同。中共对军队、司法、人大、政府的绝对控制，对要求民主的政治反对者的绝对压制，70年一以贯之；党对媒体、意识形态、舆论、教育的控制，如果不考虑互联网的话，也基本没变；党对经济、社会组织、宗教的控制，虽然有市场经济、民间运动、公民维权、家庭教会等带来些许空间，但对中共完全不构成挑战。曾被当作上帝给国人的礼物、被期待成为政治变革巨大动力的互联网，在重重封锁和围剿之下，已经一片肃杀；经济上国进民退，民企风光不再；维权律师和活跃人士被大规模清洗，民间组织纷纷被关门，民间教会惨遭镇压，还没有入狱的记者、独立作家、自由知识分子在巨大压力之下绝大多数都噤若寒蝉——一度风风火火的民间自由权利运动，似乎已进入“冰河时代”。以弗里德里希、布热津斯基关于极权主义的基本要素来衡量，今日中国的“新极权”，和毛泽东时代的老“极权”，不多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在此语境之下，习改变的并不多。
称帝一说，自可一笑了之。习近平主义早已出炉，个人崇拜势不可挡，活着时候名字写进党章加宪法，任期制轻松取消，党内外无人挑战，权威超过邓屠夫；经济全球老二、国际上耀武扬威、西方大国也纷纷低头频频献媚，风光盖过毛教主。习怎么会稀罕皇帝？有几个皇帝能拥有极权统治者这么无约束的权力，能有攫取如此巨大财富的机会？
40年来，经济未曾真正“松绑”：权贵资本主义、党控市场经济，官商勾结、特权者肆意掠夺、公民财产从未得到制度化保障，横行中国的乃是如假包换的盗贼政权；思想未曾真正“解放”：垄断媒体、教育垄断、学术禁区、洗脑、事先审查、防火墙、文字狱；党政未曾真正“分开”，党国同构、以党代政、书记挂帅，连律师事务所、民营公司也要建立党支部了。
二、法治还是法制？
“法治”当然也未曾建立。法制法治之辨，刀制水治之争，曾经喧嚣一时，今又热闹登场。有的说共产党只讲“法制”——政府用法律来管制，而不讲“法治”——政府本身要受法律约束，这在理论上并不准确，但听起来没有大错。如果考察现实，这说法却是对共产党的美化。中共国“法治”当然不曾有，但离法制也差得远呢。依法管制之外，黑监狱、强迫失踪、酷刑、劫访、软禁、国安国保、监听监视、干涉司法、操控选举、官黑勾结、腐败、政治株连，种种非法违宪的统治手段，无日无之，离开这些，中共体制无法运行。在普通案件可能得到遵守的某些法律和程序，一旦用来对付法轮功、维族人、藏人、异议人士、上访者和其他一切被贴上“政治”“敏感”标签的人，就弃之如敝履。其实在一党制下争法制、法治，就像集中营里争左派、右派。我曾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中共的法治不过是空头支票而已，不是尚未兑现，而是根本没打算兑现，骗人的幌子而已。
据记载，毛泽东曾说：“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从毛一生的暴行来看，他视宪法为废纸，毫无疑问。刘少奇掌权时贬低法治，受迫害时手拿宪法维权，身为国家主席也没能用宪法保住自己性命，这也是中共与宪法关系的一个缩影。宪法对中共来说，不过是一个牌坊，企图给自己树立的合法性的幌子而已。现行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的规定，包括了选举权、自治权、平等权、人身权、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是多么美好庄严的承诺？一个笑话是这么说的：某农民土地被征了，拿着《宪法》去找镇长评理，镇长把小册子一摔，吼道：你以为宪法是给你看的吗？那是给联合国看的。
——这个镇长知道的真是太多了。虽然中国是屈指可数的把“专政”写进宪法的国家之一，但宪法还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又规定了这么多基本人权，也算是和国际文明接轨了吧。但信了你就被骗了。
要说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在法制方面没有进步，当然也不是事实。大量的法律法规出台，日常行政的规则化，律师制度的恢复和发展，收容审查、收容遣送、劳教的废除，司法程序的完善，法学教育的发展，民间维权运动的兴起，都值得一提。问题在于，中共绝不允许法制挑战一党专制红线。一旦民间想利用法律来开展维权运动甚至来推动民主宪政，中共立即凶相毕露，709只是一次规模不大不小的爆发而已。中共当然要利用宪法法律来骗取作为“象征资本”的合法性，但民间仍然可以利用法治话语、人权话语和现有的司法渠道来彰显“维权”的合法性，并且一度蓬蓬勃勃，给观察者和行动者带来不小希望；但习在第一届任期对民间力量的全面出击和残酷镇压，让人们又回到现实。三十多年来的市场实践没有使中国走向真正的市场经济，却走向了市场极权主义或者黑帮资本主义；同样，三十多年的法律实践，非但没有使中共迈向法治民主，反而迈向了牛津教授斯坦•林根（Stein Ringen）所说的“sophiscated totalitarianism”。Sophiscated同时有复杂、精致、老练之义，我姑且用“老练极权主义”名之。这种极权，严密细致而不僵化教条，野蛮残酷而不慌张混乱，表面上光鲜文明、经济高效、社会安定、民众拥护，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极具迷惑性。
但极权主义毕竟是极权主义。老百姓说，“共产党的法治，就是变着法来治你。”所谓“新戊戌变法”里面的什么国家监察委、主席任期制，也不过是花样翻新而已，谈不上什么宪法政变。
三、政治影响与心理影响
江、胡、习都拥有中共总书记、军委主席、国家主席三个头衔，中共总书记、军委主席本来就没有任期限制，习要想到期不下台，只要继续抓住这两个宝座就行了。国家主席本来就是象征性的职位，没有实权。之所以要修宪，霸王硬上弓，无非是让人畏惧、断人念想，不露声色而自有杀气。
习近平恐怕也没有退路。头一任期里，举凡反腐、打黑、军改、清网、确立政治规矩、重推文革话语、大搞个人崇拜，都为清除异己，巩固个人集权，消除反对声音。干掉周永康，打破了刑不上常委（包括前常委），除掉令计划和两个军委副主席，打倒潜在接班人孙政才，绑架超级白手套肖建华，接管与邓家关联的安邦，党内高层不能不震动。政界、军界、商界被打掉的老虎们自然怀恨在心，伺机反扑。“不抓都是孔繁森，抓了都是王宝森”，和每一个高层官员一样，习家族的腐败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习近平自感一旦失势，必然难逃厄运，不如修宪登基；袁世凯、张勋前车之鉴，这些杂音，网络过滤掉就完了。
但这似乎只是故事的一方面。更深一层，从中共面临的历史大势来看，个人独裁恐怕是中共作为专制政党应付统治危机的选择。无论渐进、快进，无论改良、革命，民主化是中共早已排除了的选项，面对1989之后不断积累的“社会新势能”，面对不断出现的新统治危机，中共似乎唯有加强中央集权、加大对社会的压制力度一途。所谓“新社会势能”包括，互联网、新媒体、市场经济、自由主义话语、民间维权运动、全球化……。所谓“统治危机”，是指中共在政治、经济、社会、伦理、意识形态等各方面出现的危机。官民冲突、环境污染、生态危机、食品危机、信仰危机、官员腐败；人口红利、廉价劳力红利、全球化红利逐步耗尽，贫富鸿沟、外汇流失、房产泡沫、股市下滑、债务危机，经济上危机四伏。中共对“亡党亡国”的恐惧，胡锦涛表述过；狂妄如习近平也讲过。
为了应对以上危机，中共采取的方式包括：网格化维稳、大数据、党控市场、军队改革、反腐运动、打黑除恶运动、清洗政治对手、增强秘密警察功能、煽动民族主义、清网运动、全力镇压民间力量、驱逐低端人口、推行个人崇拜、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上述手段中的大部分，并不存在习近平时代和胡锦涛时代的截然断裂。比如特务职能的加强，国安、国保、网警越来越浮出水面，成为中共日常控制思想和民间活动的重要力量。种种迹象显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法西斯主义”正在形成。一个党，一个英明领袖，一个习近平主义。
1980年代就有“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的说法，中共不想找死，也不想等死，到了习近平这里，计算之下，“反向改革”没准是活路一条。这么说来，一人独裁取代“九龙治水”，把具有红色血统并力保红色江山的习近平塑造成终身主席和绝对领袖，很可能是中共作为极权政党面对复杂形势做出复杂计算的结果。回想2013年人大开会期间，习近平用“竟无一人是男儿”来表达对当年无人挽救苏共的愤慨，语惊四座。五年之后，习要告诉世人，“竟有一人是男儿”，他就是那个能够在历史紧要关头，拯救中共、力挽狂澜的伟大领袖。
不少人愿意用开历史倒车来形容中共的戊戌变法。但细究起来，中共1949年开始就一直挂在倒档上，习近平只是狠狠地踩了一脚油门而已。2018年新戊戌变法对中共政治体制、经济社会层面的影响，远远不像少见多怪的评论家们所说的那么大。和习上台后的头五年相比，2018年没有改变什么根本性的东西；如果从根本政治制度来看，甚至也可以说，习和毛共体制的差别并不大。
产生强烈影响的，毋宁说是在心理层面。对中共怀有不切实际幻想的改良派知识分子和群众，对中共友好的、长期为专制背书的西方“拥抱熊猫派”观察家、政客们，信誓旦旦地宣称市场必然带来中国民主化的领导人物和教授们，论证习大大集权是为了将来搞政治改革的知道分子们，现在有点不知所措或者不好意思了。
曾对中国政改和民主化乐观期待的著名学者福山在接受BBC采访时，把习比作跟毛一样的“坏皇帝”，他说：“我不认为习近平知道法治究竟是什么……他的举动证明，法治在中国并不存在。”“中国的宪法毫无意义，对领导人的意志完全没有任何的限制。……中国正朝与宪政相反的方向在走。”王丹称此次修宪“导致了西方亲中力量集体反弹”，列举的人物包括《追踪领导人：统治中国——从邓小平到习近平》（2014）的作者大卫•蓝普顿（David Lampton）、在奥巴马政府担任过国家安全会议负责亚洲事务资深顾问的杰弗里•贝德（Jeffrey Bader）、前驻华大使芮效俭（J. Stapleton Roy），布鲁金斯学会的李程等。
纽约时报称，“一旦中国修宪让习近平可以终身执政，欧洲期待中国扮演国际社会‘负责任利害关系人’的期望为之破灭 ，如今鲜少人相信中国会走向西方民主和法治。”前面提过的林根教授，对习准备终身执政评论说，“西方民主国家应该摒弃以往观望或模棱两可的态度，将中国定性为一个独裁极权政权。”习登基的时刻，正是主要西方国家逐步开始改变对中国的观感、开始质疑中国对外扩张、警惕中国威胁全球自由民主的时候。虽然数十年的西方对中共的绥靖政策，目前还远远未得到足够反思和调整，但心理变化在这几年已经开始，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尤为显着。
这些心理影响，将如何影响学术话语、外交话语，进而影响西方对华政策，从而影响大踏步迈向新法西斯主义的习近平及其习家党、习家军和红色帝国，全球都在密切关注——也不得不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