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十周年:知行合一”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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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即政治控制论

 

社会作为政治构成的当代元素,区别于意识形态所划分的社会主义组织类型,因此社会并非对阶级意义上社会主义的回应而是对真实社会的导向,这是在于,极权状况中的社会已被政治所替代,社会主义成为对社会进行隔离和粉碎的手段,也即,中共治下的大陆无社会可言(也没有政府或其他组织),一切都必须遵循的是,在党的绝对领导和控制之下的极权原则,这种不平等的非正常秩序,所引发的不仅是社会本身的崩溃,同时也使得民主运动缺乏相对应的运行体系,它不能或仅在极匮乏的情景中对民众产生行为和行动的影响。与此同时,人间性的社会崩溃,则暴露了极权周期的可见性。由此,如何在处于双向隔绝的状况中推动民主运动的实际影响,就已作为一种无法回避的论题,呈现在时代的进程中。

 

政治控制论是极权对当代社会(作为形态而非组织)的一次重大伤害,它以摧毁个体为线索的群众活力作为压制和掠夺的起点,并迫使社会在崩溃之后形成地下社会,同时将所统治的区域界定为没有自由的地区。而中共的特征在于,它引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关于对阶级仇恨的设定,并将之用于现实试验,由此所造成的问题是,尽管中共通过高压和凌辱个体的手段赢得了足够强大的资源,但却同时陷入了某种被动的统治陷阱中。这是因为不以人权为导向的政治体,首先已无缘于社会介入创造的可能。也就是,当意识形态所带来的压力超过一切时,政治本身就不仅显得多余,甚至滑向反政治的另一边。因此,中共式的习近平癫狂就不是偶然而是黑洞历史的必然体现,正如它正在明确中共走向毁灭一样。

 

介入政治对决的可能

 

民主运动要想击溃中共的反人类统治,就需要先于行动之前,摆脱因意识形态所造成的社会干扰,是因为如果民主团体或组织止步于和平转型的牢笼,或固守非暴力抗争的狭隘理念,则会在事实上,扩大社会意识对理解自由的分歧。这也说明了,实际上依然存在的对大陆民众素质论的指责其根源所在,也就是,在抗争的平面上因缺乏对民主运动作为抵抗的原则立场,从而使得民主运动的行为无法在当代形成合理性,包括行动的条件、基础和过程(须知一切争取民主的行动在中共看来都是暴力和颠覆,即便你自认为自己的行动是客观、理性和温和的)。而这种愿景与现实的互不对等,则又对坚守抵抗立场形成了巨大压力,也就是尽管面对中共的邪恶行径和可笑状态,在持有不赞同态度的同时,却无力进行实际意义上的、尤其是介入政治对决的可能,其中最大的原因在于,民主阵线始终处于被迫流亡的消极处境之中,一面要承受来自中共的海外威胁,同时,更大的困境在于,无法形成具有生命力的协作阵线,其二,严重匮乏社会与民众尤其是新兴的青年力量的加入与整合。

 

朝向宪政预期的进程

 

当社会处于地下状况时,中共百分之百的选举赞成票不仅预示了极权对民间社会的控制,也一样表明了在更高层面上的,对地区异议的全部化解,因此批评或反对中共的某些行为没有任何意义,除非是在一厢情愿的视野里,为了满足自身存在的虚荣,但这种价值极其微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如何创建一个朝向宪政预期的进程,并使之成为对现实产生促进作用的形态,即是民主运动在当下所要讨论并付诸行动的任务。这也就是说,民主是可以并且值得为之努力的,民主具有真实性而非仅是理想蓝图,但要达成其愿景,则要通过多种可能看起来并不起眼的途径,以使之成为可见的未来状况,并且不仅如此,创建本身也包含了对民主深入理解、开掘出新的职责,正如海外民运要改变的,不仅是将自身局限为反对角色的立场,同时也要确立的,更应当是大陆现代民主的当代表现,包括对政治功能和结构的全新阐述。

 

当代政治的社会涵义

 

改变并确认民主运动在社会秩序中天然拥有的政治优势,取决于从何种视野,探究社会运行的当代方式并将之明朗化,一切对专制体进行抵抗的手段和方式,只要建立在事实的基石之上,也就理所当然会取得较为明确的进展,但同时要注意的是,不改变孤立姿态,或困守于小团体因素,则进展和抵抗的力量成反比,因为民主运动是朝向社群的结果,它也是对一切异议和争取个体权益的维护和保障。而当代社会作为开放和多边形态的围合秩序,具有着正义民主得以瓜熟蒂落的先决意愿,它不存在次序先后的问题,也不会失去寻获公平机制的强烈愿望。只有明确了此种状况,民主的运动场域才能真正探索到当代社会的脉络,壮大推动民主的人间力量。

 

当政治堕落为极权时,处于批评语境的民主视野,就具备了和民众进行社会交流的空间,须知,越是在政治高压的恐怖时期,社会交流的空间反之越大,民主达成的可能性也就更高而非更少,因此,政治性的民主运动阵线,不能忽视更不可切断与民众进行政治塑造的进程,是在于非民主的极权体现的是对政治作为权力的投机行为,并以此话语权获得非法利益,甚至已启动为逃避清算而不惜任何代价的毁灭行动。但是,民主阵线的当代优势在于,它是建立在和社会民众利益同步的基础之上,它不是对黑暗历史的承接和许诺,而是更进一步,民主的创建性是要呈现当代政治的社会涵义,以触动由当下迈至下一个时期的公开形态(从无社会到社会确立),并且首先是对政治秩序的重审,即:从漫长的世界冷战历史,进入当代政治的逻辑层面,阻击并消除政治特权和阶级特权,以在最细微的权益层级上,给予非民主地区制度颠覆。

 

有效性民主

 

由被动转化为主导的抵抗方式,取决于对民主有效性的深刻认识,它不因社会民众的沉默状态从而进行消极描述,并视极权为时代发展的动力依据,更不会因经济稳定发展误判为完美专制,以阻击民主运动在社会领域内的抵抗。正如对争取自由的理解,以及其行为轨迹的表现已进入更新状态一样,对民众在政治空间内参与度的评估,并非建立在是否出现大面积的激烈行为,而是相反,在越平静的时期,则越预示着对寡头政治的颠覆。同时,有效民主将不是仅作为极权的某种制度化对比形成其现代意义,而是在于,中共现状因习近平从而加速了倒塌的确定性。这种态势是亚洲政治的本质秩序,构成了民主运动的真实内在,用中共的黑话描述,那就是,中共在亚洲民主的浪潮中已成最大输家,不管中共是不是输得起,也不论社会民意是否被忽视。

 

民主作为运动而非观念

 

人权体系的明朗形态是建立大陆民主的现实依据和基点,也是通向现代民主的道路上必须要坚持的权益体系,唯有以此抵抗的基础准则,民主运动才具有社会场域的生命力,以制度保障为政治伦理,以人权特征为社会维度,所构成的即是现代民主的可视性。它是对一切绥靖和悲观意识的警醒,尤其是世界秩序处在极端震荡和剧烈变更的周期中时,坚持通过对大陆民间抗争的支持和援助,同时整合民主思维,才会在现实的推进中摆脱观念束缚,并归结前期民主思潮的时代差异,引申及延展当代社会在消退之后产生的新生力量,从而达到扩展民主阵地及强化已有思维的目标。只有将民主确立为当下的应用而并非仅依靠勾勒未来图景,民主的社会功能才具有足够丰富的说服力。

 

政治系统的进程是一种基于全球状况的流动反应,它体现了在权力中心主义之外的观念辐射,因此也就通过对普遍社会的提炼,从而将民主视为生活中的存在。这就为冷战历史的超越铺垫了当代的政治元素,将自由的观念解读,从权力至上的真空中抽离并进行社会批判。极权不过是对特定地区的收买和压榨,为的是夸大政治的阶级性,就像中共向来乐于在非民主地区营建大量的所谓特区一样,它试图通过对共产主义的世俗布置,卖力鼓吹、炫耀,达到威胁整个地区的目的,以掩盖统治手段的地狱性。从这个层面而言,一切发源于现实的对不公正事态的反抗,都是对民主作为运动而非观念的扩展,构成了民主思潮不可或缺的完整元素。即便在没有资源和空间进行整合的状况下,也一样地,对地区现实的进程产生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只有将民主运动理解为是对现实进行介入的具有广泛特征的当代表现,才能在人权荒芜的年代,重建对自由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