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香港新闻自由前景倾向悲观

（德国之声中文网）香港记者协会日前公布新闻自由指数调查结果，公众评分仅得47.1分，创五年来新低。该协会认为传媒在批评中央政府或大财团时有顾忌，情况越来越普遍。另一方面，六成五受访新闻工作者认为传媒有自我审查；超过七成认为，新闻自由整体较前一年倒退，越来越多遇到上司或管理层因为担心得罪中央政府而修改报导或否决采访建议，新闻自由前景倾向悲观。另有九成受访者认为中央政府在过去一年多次向香港施压，要求尽快落实《基本法》23条，将严重打击新闻自由。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健兴接受德国之声专访，剖析近年中央政府对香港政策不断收紧，划定”一国”、”红线”等政治界线，再加上《基本法》23条立法的政治压力步步进逼，冲击着市民及新闻工作者对新闻自由的信心。

德国之声：今次新闻自由指数调查结果，公众评分创五年来新低，你认为背后昰什么原因呢 ? 记协对这个数字感到意外吗 ?

杨健兴：我们记协对这个结果并不感到意外。事实上，这几年间，新闻媒体的外在环境，在政治上”一国两制”下，中央政府对香港整体政策都严紧了；许多政治语言丶政治要求丶”底线”、”红线”丶以及”港独”问题，都变得相当敏感，令人感到言论自由的空间在不断收缩；媒体方面，无论在经营环境及采访的自由度上，很多新闻工作者都感受到有形无形的压力，整个环境的气氛都变得差了。

德国之声：调查结果反映公众认为传媒在批评中央政府或大财团时有顾忌，而且情况越来越普遍，请分析一下具体情况。

杨健兴：近年中央政府对一些敏感的议题，例如国内维权人士丶异见人士刘晓波、刘霞等事件，以及香港”占中运动”后冒起的一些所谓”港独”思潮及活动等问题都很敏感，对这些报导及评论都显得特别着紧。与此同时，香港大部分媒体的老板和中央政府的关系不俗，他们在内地也有一些投资，因此新闻工作者及公众都会产生一种想法，传媒老板与北京关系这么密切，而中央政府又这么紧张香港的的敏感问题，老板及老总们都会刻意对敏感的内容 “就住”( 留一线 )或相应处理。

具体的例子是去年七一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香港。习主席下午发表了讲话，那个时段无线电视台本应播放香港电台制作的电视节目《头条新闻》，这是一个颇具争议的尖锐讽刺时事节目，然而却被无线电视抽起了，改为直播习近平的讲活，当时引起社会许多议论，认为无线电视是基于担心习主席还未离开香港，会被指谪不直播他的讲话，反而播一些内容挖苦中国及国家领导人的时事节目。

另一个例子是《南华早报》抽起了一个专栏，内容是有关习主席身边红人粟战书，粟当时还未当上政治局常委，但被视为习主席的”大内总管”。文章谈及粟的家庭成员在香港一些活动。较为罕见的是，《南华早报》在网上发了文章，其后却在两三小时便把文章抽起，并刊登了一段声明，指在核实过程有问题，然而专栏作者不认为是这个问题。这个事件亦令公众感受到，是中央因素导致媒体对一些敏感文章作出罕有而奇怪的处理。

香港记者协会日前公布新闻自由指数调查结果（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健兴，左二）

德国之声：网媒的情况又如何？是否与传统媒体一样受到相同压力?

杨健兴：网媒基本上是没有政治包袱的，但网媒规模较为小，也只靠商业广告去维持。现在出现了有一个现象，一些大瞻尖锐的文章，在主流传媒的空间很小，反而在网媒有生存的空间，因它们政治包袱小，然而影响力暂时也只是个别的，社会大众仍然较为依赖传统媒体。

德国之声 : 近日戴耀廷因为提及中国实现民主后，香港可考虑成为“独立国家“或组成“联邦政府“的言论，遭到北京以及港府的围攻，评论普遍认为中央政府要制造寒蝉效应。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杨健兴：的确是会产生寒蝉效应，因为整个香港，回归21年来，中央政府明显对香港港政策收紧了很多，他们视香港有些活动，如涉及”港独”，会以阴谋论角度来看。戴耀廷的言论为什么这么敏感，是因为中央政府认为戴”五独”合流，即是港独丶台独丶强独等联合起来，令社会的神经缐也拉紧起来。香港本来是一个颇自由的地方，社会有不同言论，媒体出版也多元化；然而，近几年，不单是媒体，就是出版书籍丶杂志，包括因为出版了针对习近平的书籍而出事的铜锣湾书店事件；甚至电影、舞台剧，当涉及一些敏感的地方，如宣传资料上出现台湾国立大学，也要抽起国立两个字；而一些电影永远不可以在商业电影院放映；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令市民感到政治气氛收紧，传媒更是在风眼当中。

德国之声 : 最新的新闻自由指数创五年新低，是否也说明市民及新闻工作者对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信心也跌至低谷？

 杨健兴：可以这样说，这段时间，除了一些调查或前线新闻朋友的反映外，事实上大家都感到政治环境颇恶劣，倾向比较悲观；然而不少新闻工作者仍然抱着热情，坚守岗位。举例说我自己接触的，包括很多年青记者们，仍然很响往从事新闻工作；而香港社会崇尚新闻自由丶言论自由，社会需要独立声音丶敢言的传媒来监察政府及大财团等，才不会出乱子，才能彰显公平公义，我们感受到社会仍然支持我们传媒发挥这一个角色。尽管在一个不理想的环境里，香港新闻工作者仍然坚守岗位，从这一角度来看，便不是很负面，毕竟香港传媒工作者中仍有一班中流砥柱在坚守着。

德国之声 : 你认为在社会未有共识前推行23立法，会进一步冲击新闻自由，为什么?

杨健兴：在这个低沉的环境下，还要推出一条这么争议性的立法，它的内容便会变得具体了，关于”港独”丶巅覆中央等行动及言论，若说连鼓吹也不容许，那么新闻发布会丶评论是否属于鼓吹行为 ? 这一连串的问题，在如此紧张气氛下立法，新闻界是不看好的，相信条例只会更加严厉，对新闻自由也是一种冲击。

德国之声：你认为香港享有最多新闻自由是什么时候? 

杨健兴：九七前几年应该是新闻最自由的时期，港督彭定康九二年上任，令香港政府多了问责及透明度，期间香港经济发展很蓬勃，传媒经营环境可谓百花齐放、多元化，那时候也是《苹果日报》出现的年代，对整个传媒环境也造成很大冲击。

德国之声：新闻自由的信心在回归前后发生了怎样变化 ?

杨健兴：九七回归前，整个新闻界对一国两制也抱有疑虑，然后看到中央政府在《基本法》的起草作了很多保证，大家好像又放心了；九七回归后最初几年也大致平静的。然而接着而来，香港发生了许多管治上的问题，社会对政府许多不满，2003年爆发50万上街抗议，中央政府开始逐步收紧，然后到”占中”( 占领中环运动 ) 及公民抗命.，触动了中央政府的神经，于是更加收紧政策，强调”红线”一定不可以跨越；当这些”红线”、”底线”丶顾忌等越加讨论，社会开始怀疑，”一国两制”还存在吗 ? 香港往下来会否越来越像大陆？社会开始又泛现出新的忧虑：往下来”一国两制”会是怎样，”一国两制”下，新闻自由丶言论自由又会是甚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