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代表谁？

温家宝还在电视直播画面中朗读政府工作报告，人民网就已经发出评论，针对其间公布经济数据表达感触：“听温总理的报告，听清了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也听出了信心和力量”。门户网站将这份政府工作报告细细拆开，创建国60年之最的9500亿赤字获得重点呈现，赶在下午出版的北京晚报把“14个核心经济数据”全数铺陈在头版。

晚间，新闻联播通报，胡锦涛、吴邦国、习近平在听完代表讨论后，都已经对温家宝的报告表示“完全赞成”。出镜的人大代表来自四面八方，他们表达着对党中央和政府的支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报告”、“我们很满意”、“相信能战胜暂时的困难”。

 关于万众瞩目的“4万亿”去向，总理的描述是：“今年政府投资力度大、新上项目多……绝不允许利用扩大公共投资为单位和个人谋取私利”。在今天各地出版的报纸上，少有以“4万亿”作为李肇星发布会主标题者，南方都市报是其间之一，内版黑体大字“李肇星：4万亿合法”。同样身处广州的信息时报这样描述：先讲4万亿，李肇星很谨慎。文章形容李肇星的回答“看得出来事前经过周密准备，可谓标准答案”，“某种程度上也解答了坊间关于该计划的疑惑”。

没了“4万亿”的专题，腾讯编辑们在4万亿新闻下面加上长长链接，包括“聚焦4万亿投向”、“代表委员关注4万亿”、“各方关注4万亿”、“专家学者谈4万亿”，包括燕赵都市报3日所刊那篇“4万亿不被人大过堂有点儿说不通”。

总体来说，在这场中国法定政治盛事中，中国媒体正在得到更多的报道空间，除了最核心的统治体制话题仍表现为禁区外，大部分议题都能够得到公开设置、展开。

“雷人”行不行的话题还在被热烈讨论，更多知识精英在这个政治理念问题上公开了自己的倾向。齐鲁晚报的评论员也认为“代表委员只要说真话，雷人也不怕”：我们每个人和每个社会群体的价值标准其实都难以摆脱庸常的利益分配，对不符合自己利益诉求的言论有必要理性地对待。我们遗憾的不应该是出了“雷”人言论，而应该是面对“看病不算难”的言论，那些能代表普通百姓利益的代表委员们，为什么不发表针锋相对的意见呢？长江商报再用社论，继续希望“媒体目光不要停留于表达本身，而要关注过程”，并发表一作者评论，承认“要每一位代表委员的发言，都是代表最大多数群众的利益愿望是不现实的”。

白岩松心有戚戚，昨夜新闻1+1也呼吁“困难之年更期待真实民主的声音”。这位意见领袖举出了去年被舆论广为抨击的女富豪张茵为例，认为“一定要允许代表委员只站在自己背靠的人群和界别当中去说话”，“我们作为被代表者就要看看他们，我们的代表、我们的委员替没替我们说话”。

这话听上去，自认为“草根”的人民群众一定不满意，他们担心那些坐在辉煌议事厅里的政治精英中没有自己的真正代言者。燕赵都市报、潇湘晨报、楚天都市报都刊发了曹林的梦想：超越利益群体立言更让人尊敬。虽然也认为各界别委员站在自身利益立场发言、表达本群体的利益诉求“在道德上没什么好指责的”，但作者还是以陈光标提议遗产税为例，表达了对超越本能、站在公共立场发言者的敬意。

贴地飞行，表现“草根”，原本是个最安全的法子。但又有人抨击那是“民粹化倾向”。东方早报上，作者杨涛以发放全民消费券的提案为例，批评“总是有些代表、委员提出一些别出心裁的观点或者提案，引发大众轰动，博得民众的好感”：可能造成的祸害不可忽视，其一，给了许多民众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而排斥了民众对那些科学、具有可行性的提案进行理性的思考；其二，这些提案议案，要么不可行，引发民众对于政府的不信任，要么真正实行后劳民伤财，而且民众并不能真正得到实惠。

“看病不难不贵”正是媒体报道中“雷人”说法的代表，其实这还不是个提案。现代快报称，那几位处在舆论漩涡中的医药卫生界政协委员自辩“委屈”，称讲“看病不难也不贵”是对他们原意的误解：很多人只看标题不看具体内容，没有完全理解他们的意思。

中共中央的机关报用社论号召代表们，你们要“肩负人民重托”。可是，我能代表谁？我该代表谁？人民权力代表产生和履职流程再次成为新锐媒体议题中心，加上网络问政在今年的走红，讨论较往年似乎更大声。南方都市报用社论说，“喧嚣的网络两会包含真正的参政机会”：进入两会议程，有专业门槛。对代表们如此，对那些试图游说代表的人也是如此。民众意愿的表达，并不一定非要众生喧哗；留言、跟帖、邮件，也并非越多越好。文章举该报所报道民间组织“谏客”为例，期望“民间组织各自在保障其在专业领域的水平，能够充分利用目前两会制度留下来的参政空间，那么至少，我们以后可以在每年春天看到更多有代表性、有专业水准的提案和议案”。

虽然南都社论在感慨“人大代表的职业化始终难以成行，言辞犀利的明星代表也总是没有两年就销声匿迹”，但腾讯和网易都推荐了来自南方农村报的旧话重提：从“业余代表”到“专职代表”。身为华南师大副教授的作者宣告，要想让中国的人大代表们履行职责，根本性的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代表的专职化”。现代政治生活本来就需要精确的政治分工，人大制度的许多深层问题的解决均需以此为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