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由封闭变为开放；出版，由‘书荒’变成‘书海’；传媒，由单一变得多样，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出版业所发生的举世公认的三大变化。”
发表在《求是》今年第四期的《万紫千红总是春》一文开头这段话，跟该杂志的名号实在是南辕北辙。顾名思义，“求是”也者，须立足于“实事”。而所谓“三大变化”，却多与事实不符。
不过，作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这样谎话连篇的奇文倒是和自命“伟光正”的执政党性质相吻合。作者柳斌杰固然现职为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但他首先是中共高干，必须把党的利益置于首位，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所以，颠倒黑白，似是而非也就不足为奇了。
新闻开放了吗？
同30年前文革刚结束时相比，在某种程度上新闻再不是完全封闭的了，例如，矿难之类祸事今天可以见报，不像毛时代那样捂得紧紧的。但这并非由于当局“与时俱进”，真让人民拥有知情权，而是时移世易，手机网络无远弗届，想全部封锁也办不到。即便如此，这类有关灾害的新闻也往往不尽不实。
更重要的是，对于政治敏感话题的封杀，与毛时代一模一样。即所谓“舆论一律”。著名的“O八宪章”，就绝对不允许刊登或在官方网站披露。“六四”、西藏问题等今年尤属大忌，连相关字眼都被过滤掉。
这里不妨提出一个细节，那就是最高层领导及官方新闻发言人有一项本事，在他们的讲话中，上述事件及个别受公众关注的人物全部隐形。比如此次全国政协会议新闻发言人回答记者提问，就说1989年那场风波已有结论。而“江核心”在中共建党80周年纪念大会上，根本不提胡耀邦、赵紫阳两位前任总书记的名字。
其继任者虽然对胡耀邦“放宽政策”，但赵仍不可宣之口。温家宝以政府总理身份主持记者招待会，对自己的前顶头上司的名字就讳莫如深。由此观之，诸多禁忌，何来新闻开放？
非但题材设限，采访也处处遭受阻碍或禁锢。去年京奥剩余门票出售时，香港记者便被公安人员推撞，摄录器材损毁，当事人遭扣留。同一时间日本记者在新疆采访“恐袭”，也被粗暴对待及无理关押。京奥期间是大陆当局承诺允许境外记者自由采访的，相对而言最为宽松，但一样发生上述事件，遑论其他？
如果讲新闻开放，那么四川大地震之后的两个月，可谓“新中国”史无前例的“最好时期”。可惜，那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去年年底，连香港记者也多了一道“紧箍咒”——实行临时申请“采访证”的制度。这样若有突发事件，将难以第一时间赶到大陆现场。
以上为尽人皆知的数例。而师涛等记者蒙冤系狱，更多的记者采访时被殴打凌辱，《南方都市报》编辑遭打压整肃，等等均未列入，无需细说。窥斑见豹，柳署长所称“举世公认”的新闻开放是什么货色，不言自明。
其实，细心的读者不难参透作者内里玄机。他在总结“中国特色新闻出版业发展之路”时宣称：“总体而言，我国新闻领域，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实施舆论监督，贯彻‘三贴近’原则，更加关注民生”，这里面只字不提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而所谓“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便着眼于维护一党专政的“稳定”。凡是不利于此“大局”的新闻报道，一律扼杀于萌芽状态。
正因为此，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之初，中外记者自由采访，当局认为有利于改善其国际形象，争取更多的外援。一旦进入灾后重建，事过情迁，也就故态复萌，收紧规定，记者要接触豆腐渣工程受害学童的家长，也被禁止了。这不是封闭是什么？
“书海”与空白
柳文继称：“我国的出版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人民群众提供了多样化、多层次的精神产品。”和新闻业一样，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阶段，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显著成就。”
末句用俗语说，叫做“老鼠跌落天平—自己称自己”。
不讲别的，就拿北京（民国时期叫北平）和上海来说，当时的出版才真正是“百花齐放”。被毛册封为“中国文化革命主将”的鲁迅，即使在所谓“文化围剿”时期，也照样可以出书。“左联”这样的与当局对着干的共党外围组织，其成员作家的作品亦无例外地有面世的空间。鲁迅虽曾形容当时的文化环境有如密封的罐头，但实际上存在不少缝隙。尽管不时发生禁书封刊事件，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抗战期间国共合作，中共南方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更获准在陪都重庆出版发行。也就是说，蒋委员长眼皮底下可以公然宣传赤化。抗战胜利后三年内战时期，《观察》杂志和《文汇报》这样鼓吹自由民主、抨击南京政府的报刊，也能生存1年余，广有读者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相比之下，中共钳制新闻出版的铁腕之厉害，国民党望尘莫及。报纸全部被当局管得死死的，民间独立办报绝无可能；电台电视台更不用说，都是官方喉舌。出版社上有出版局，再上面是宣传部。书籍期刊的出版要经严格审批，如同孙悟空头上罩着紧箍咒，不得越雷池半步。稍有出格，立即取缔。禁书封刊表面看起来宗数远少于1949年之前，但实际上表达不同政见的书刊几乎全部胎死腹中。这“先发制人”的一招狠毒之至。
而个别漏网的“出格”书刊，禁制令也如风驰电掣，绝不含糊。当局施政于民生事项官僚主义严重，效率甚低，唯独在这方面却是雷厉风行，令人乍舌。其中，年前章诒和的书被禁，别无原因，只是由于“章诒和”的名字。最近蔡楚的诗集也莫名其妙地上了黑名单。此外，过往“冰点”事件•《南方周末》被停刊等，均出于“莫须有”的罪名，不可理喻。
归根结底，毛早就讲过，“百家争鸣”只有两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现最高领导虽然不提“阶级斗争”，而高喊构建和谐社会，但又明言“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举凡宣传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均属“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在80年代便强调：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坚持一百年，到如今不足30年，还要“不动摇”地反70多年。
所以，在浩如烟海的大陆正式出版物中，存在一大片空白。即被视为“自由化”的作品根本不可能公开面世，只能在港澳台或海外出版，再秘密运进大陆；或者通过地下的出版发行渠道，与当局“躲猫猫”。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建政以来，非但自然科学落后于欧美和日本，人文科学差距更大。文革结束后虽然陆续放宽了学术方面的限制，译介了不少西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经典名著及若干最新研究成果，但大陆学者自身的研究仍是雷区处处。例如三权分立就被从邓小平起的几任最高领导彻底否定。可以想象，要出版有关专著势必碰壁。
总之一句话，凡与雷区相连的学术领域，都呈现“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景象。只有按照所谓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上述人文科学论著进行“我注六经”式的考据训诂，从理论到理论；或者拿现实的例子，证明毛、邓、江等几代“核心”之片言只语“英明正确”才可能著书立说，进而在大陆扬名立万。这样的 “著作”哪怕再多，也只是增加垃圾堆填区的物料而已，有什么值得柳署长夸耀的呢？
“多样”的传媒？
该文又称：“我国也在积极发展多媒体，使之成为全面覆盖、快捷传输的现代传媒生力军。整个新闻出版领域迈上了产业化、市场化、集团化、国际化的发展轨道。 ”
诚然，在现代科技一日千里，全球化迅速推进的形势下，大陆中国的电子出版物•电子图书急剧增加，通过数字化和互联网传输的报刊也有3万多种，作者自诩为“迈上了”上述“四化”的发展轨道。
但如此“多样”的传媒，却存在着几处死穴：一是农村远远落后于城市；二是“国际合作”步伐缓慢；三是“婆婆”太多，难望出现新局面。
文中提到“针对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仍然很大的实际，政府组织实施了把书屋建到村上、让农民有书读的农家书屋工程。”但“目前已建成各类农家书屋2万余家”，只是杯水车薪，要“解决村民、居民看书难、读报难等问题”，至少还需10年。遑论“电子书、手机报刊、数字出版等新兴业态的发展”惠及农村？而帮助1亿多文盲的问题，柳署长则只字未提。
至于“中外合资、合作的印刷、发行、出版”事业，有关企业虽达2500多家，期刊版权合作则仅50多家，图书合作年均也只600多种。对于13亿人口的大国，这显然并不相称。
最根本的一点是现行体制下传媒被多重束缚捆紧手脚。文中引述胡锦涛所提的“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的总方针，其中的“大局”便是前述一党专政的稳定。这就决定了“多样”的传媒只是党的工具，不可能“服务人民”，其“改革创新”必成空话。
“路漫漫而修远兮”，中国的新闻出版事业要脱胎换骨，变成人民的公器为民所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柳署长的官话使我们对此看得更清楚，这应该说是该文唯一的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