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西方教育背景的西藏知识分子和青年一代正在以多样化理念逐步摆脱流亡社会的同一性，探索不同方向和道路。多样化可以避免命悬一线，一损俱损，如同一条腿的凳子坐不住，十条腿的凳子断掉几条腿也不会倒。然而在政治方面进行多样化实践，流亡西藏却需要考虑这一点：多样化需要同一框架的约束。如生物多样化在同一生态系统中，社会多样化要在国家的框架内。缺了这样的前提，多样化的效果便可能相反，造成分裂乃至碎片。流亡西藏本身正是缺少国家的框架，靠共同历史、传统宗教和民族意识联系在一起。然而历史、宗教和民族意识是抽象的，相当程度上是靠达赖喇嘛将它们具象化，才能在几十年中发挥凝聚和约束西藏流亡社会的框架作用。一旦达赖喇嘛去世，这一框架消失，仅剩的抽象概念会导致多种相互分歧与冲突的见解，又缺少权威的裁决，便可能造成分道扬镳。
防范那种前景当然不是禁止多样化。多样化是禁不住的，流亡西藏也没有禁止的权力和能力。可做的只能是找到不靠达赖喇嘛也可实现整合的机制——那只能是民主，却需要一种不同的民主模式。通行的代议制民主是以政党竞争为基础，在国家框架的约束下，不管竞争怎样激烈也保持共同基础，不可脱离。而失去了达赖喇嘛的流亡西藏却没有这样的框架，在竞争造成的离心力超过向心力时，就无法阻挡分裂和离散。
前首席噶伦桑东仁波切看到了这种危险，提出流亡西藏的民主应该避免制造对立和分裂的模式，反对“多党制民主”，提倡实行“无党派民主”。以流亡西藏的弱小和面对形势的困难，若被党派之争推到巴勒斯坦法塔赫和哈马斯那样的分裂，便无异自杀。然而代议制必须首先解决选民了解候选人的问题。西方民主社会靠竞选，竞选离不开利用媒体和动员民众，需要资金支持和组织保证，就不能不建立政党，形成政党政治。
流亡藏人身在异国，既缺少共同的经济与社会联系，也没有日常覆盖所有社区的共同媒体，尽管人数只有十几万，选举困境却十分突出。印度的几十个流亡藏人定居点彼此经常相隔一两天车程，不同社区的藏人很难沟通和了解。一个没有知名度的人想从其它居民点获得足够选票几乎没有可能，而逐个定居点去竞选的成本个人难以承担。更不用说欧洲藏人分散在多个不同国家，北美藏人分散在比印度还大的土地上，相互了解更加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