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朱镕基当年的“伯乐”居然是吴小晖的丈母娘邓楠》中已经介绍了 日后成为“邓小平理论的 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幕后炮制者正是吴小晖的岳母，完全退休后常常在亲朋好友面前谦称自己现在是“卓芮和小晖孩子的全职保姆”的中共前科协书记处第一书记、党组书记邓楠。
另外，外界也较少有人知道这位邓楠事实上在邓小平发动第二次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熟悉当年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所谓的 “皇甫平”事件，大致内容就是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之前一年左右，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连续发表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在“六四”镇压之后的一片肃杀气氛中重提改革开放，鼓吹解放思想……
当时来自北京的消息说，“皇甫平”的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中共极左派人士的震怒，于是就派人追查其背后的“黑手”。 而这“黑手”正是邓小平，具体指挥者则是邓楠。邓楠乘陪父亲到上海过春节之机,先后数次找朱镕基等人谈话，定了“皇甫平”系列文章的调子,每篇稿子在发表之前都打成清样送交邓楠过目。后来邓楠回到北京,上海市委就派专人送稿到北京。
“皇甫平”事件为邓小平重新挑起一场改革旋风打响了第一枪。接下来的邓小平南巡活动，实际上是由他的几个子女具体策划的，邓楠更是在其中起了关键性作用。有人说，邓朴方是邓小平的脑，邓榕是邓小平的耳朵和嘴，而邓楠则是邓小平的手——邓小平思想的具体执行者。
“六·四”以后，中共在意识形态界的左派们复辟之风甚嚣尘上，反和平演变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当他们发现邓小平那边没有什么动静时，竟变本加利，开始对邓小平倡导的经济改革政策发难,扬言对改革要问问姓“社”还是姓“资”，甚至公然在他们公开出版的理论杂志《真理与追求》上批判“中国内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
面对这种形势，邓小平的几个子女们大概感觉到左派们再继续闹下去，邓小平的十年经济改革的成果真有可能付之东流。于是，由邓楠出面,以咨询科技政策的名义组建了一个对外不公开的咨询中心,办公地点设在座落在北京建国门外的“长富宫”。
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至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前的几个月时间里,海外有政治评论界人士敏感地注意到,在北京理论界,尤其是经济理论界人士的中,有两位人士讲话最无顾忌,他们在连续几个月里的时间里,一再利用中共的对外宣传报刊及海外记者的采访机会大谈十四大,不但敢谈理论问题,而且敢谈人事问题。他们是当时的中共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吴敬涟和原中宣部秘书长,时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童大林。而童氏是中共政坛内著名的“理论官”,思想颇为开明,即使在“六四”之后,仍然与一批“党内自由化分子”保持较密切的关系。吴敬涟则是咨询中心最为器重的著名市场派经济理论专家。他的几大弟子包括李剑阁、楼继伟、周小川、郭树清等日后的成就众人皆知。
十四大还没有召开的时候，吴敬涟就曾在国内经济理论界小范围聚会中兴奋地说:十四大的理论突破就是首次使用并正确解释了“市场经济”的概念(十三大的提法是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吴本人反对商品经济的提法)。
吴敬琏在中国大陆的外号是“吴市场”，如果没有邓楠当年向邓小平引荐这位“吴市场”，就没有十四大开始的全面迈向市场经济的重大经济变改革。不过呢，如今这位被誉为“良心经济学家”的吴老先生不但再无可能被中共“新时期”的当权者一如既往地器重和尊重，甚至可能要被打入另册了。
最近一段时间外界已经对吴敬琏先生“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很危险”的说法多有报道。起因是吴老先生在清华大学的一个小范围的学术会议上发言说：日 前美国商务部向中兴集团发出禁止令，禁止美国公司向其出售设备，由此引发了舆论热议，一时间大力发展芯片产业的观点占据各大媒体显著位置。今年年初采取了很重大的行动来改变我们空气污染的状况，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所以在两会期间最后作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虽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煤改气什么的这类问题上，但是终于迎来了蓝天。但是没有几天，两会还没有开完又出现了严重污染，而且这次浪潮延续的比过去都要长，一直到昨天，都是在严重污染和中度污染摆动。这就说明有许多问题还要做深入的研究。
简单的行政措施可能取得短期的效果，但是从长远来说它的基本问题没有解决，这个基本问题在哪里？我的假说，就是增长方式、增长模式的问题，主要是靠资源投入，而不是靠效率提高。所以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要解决中国增长模式的转变问题，而中国增长模式怎么转变呢？所要求的条件就很多，主要是制度上、政策上的条件，是我们需要在问题上做深入的研究。
接着就是贸易战的问题，是中兴事件的问题。这里又牵扯到对外开放是不是要继续，国内改革怎么能够更加深入，解决我们一些制度上的重大问题。但是从社会的反应来看，我倒不觉得像我们刚才一些发言人所说的，主要的问题是跟特朗普行政当局的争论问题。对于我们一个中国人来说，主要的问题是这个争论能不能促进我们自己的改革开放政策落实，从网上的反映看似乎有一种危险，这种危险就是由于这个争论使得这种国家主义更加取得了优势，就是用更大的行政力量去支持我们的有关产业，比如说有一种口号叫做“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
我自己曾经在信息咨询机构里面工作过，这个芯片问题其实政府是非常重视的，问题似乎并不在于给钱没有给钱，三年前建立的半导体芯片基金规模是4000亿，像清华大学紫光一个收购动作也是想在芯片发展上建立丰功伟绩的，但是效果并不好，有许多深层问题需要进行讨论，而我们这个研究中心正是肩负着这样的责任。刚才有的发言者讲的很对，我们作为一个研究者应该冷静、科学、客观的观察，去找到问题的根本，提出确实有利于我们这个国家、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些正确的对应策略。
吴老先生此言一出，就连中共在海外的喉舌也认为他观点似乎已经与中共现政权所秉持理念背道而驰。 刚刚于4月23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再次强调加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重要性。 此前一天习近平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才刚刚强调了“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
过去几年里，对于吴敬琏是“洋奴”、“卖国贼”之类的抨击从未停止，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教授周新城更是在中共党媒《求是》刊文点名批评他是“赤裸裸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分子”。
日前，一篇指斥吴敬涟是卖国洋奴的大批判文章在中国大陆很有市场。该大批判文章中说：中兴通讯是中国通讯产业的“龙头老大”，可是其产品的核心部件——芯片，却均来自于美国企业——高通，如今突然“断粮”，无疑就是被人家掐了脖子，要了命!美国此举早已不是什么“商业行为”，其险恶用心，全在针对“中国制造2025”，目的就是要遏制中国创新科技的发展。
反面教员是最好的教师。这一事件惊醒许多人，但唤不醒装睡的人。就在人们提出要自力更生，大力发展自己的芯片产业之际，“市场拜物教”的牧师——吴敬琏，又跳将出来，以“祖师爷”的口气来“训”人：“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是危险的!”
完全不顾眼前严酷的事实，继续鼓吹他的“市场万能”论。认为“中兴事件”不是市场不灵，而是中国人自己有问题……!一副赤裸裸的奴才相。明明是美国人搞霸权主义，在霸凌中国，在掐中国的脖子，却偏要说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错!是中国“体制的改革”问题，是中国的体制没有完全跟美国“接轨”，“应该重点破解”—-这里，胡敬琏活像一名地摊上的劣质商品推销员!他在声嘶力竭地、大力推销买办文人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中的“洋奴哲学”。
文章中说：毛主席逝世后，有人非要崇洋迷外、崇尚“洋奴哲学”，推行“爬行主义”，主张“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机会主义方针。结果是：下马已经通过试飞的国产大飞机，大量购买“波音”、“空客”，扼杀了自己的航空产业;抛弃“自力更生，立足于我”的方针，热中于“引进”。“买人家先进的，自己造落后的”，使早年已不落后于人的电子行业，大大落在了人家的后面，且受制于人。这不能不说是“洋奴哲学”造成的苦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洋奴哲学”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对发展方针进行了拨乱反正。2014年5月23日，习总在上海视察中国商飞设计研发中心，登上自主研制的C919大型客机展示样机，仔细了解我国国产大型客机试飞情况。他明确提出：“我们要做一个强国，就一定要把装备制造业搞上去，把大飞机搞上去，起带动作用、标志性作用。”“过去有人说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这个逻辑要倒过来”。这不能不说是对洋奴哲学的最鲜明、最尖锐的批判。
如上文章应该不会是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的命题之作，但其中内容迎合的绝对是习氏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