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子立是1994元旦相识的。当时我正为高考做准备，我理性与感觉都更倾向高考，谈恋爱似乎一直未进入状态和角色，这也是我如今才明白过来的事情。
1995年，我考上了一所师专，子立考上了北大力学系读研究生。1998年，我到北京与子立结婚并开始工作。对于陌生的城市，我又把精力花在适应北京的环境及工作方面。那时的我也不懂什么是沟通、交流。似乎各忙各的是件正常的事情。
我虽与他朝夕相处，但却对他的事知之甚少，子立也从不主动向我说他在工作之余还在忙什么事情。总之，我常常找不到他，他一直是早出晚归，当我气愤时，他给我的回答是：“我这不回来了吗？”。他指的是晚上回家。我对他的事情是在似懂非懂之间。我看到他来往的群体，虽然对于大部分人叫不出名字，有些也未见过面，更谈不上了解对方，但仍能感觉到一些什么，虽然我没有读过他的文章，但他在关心什么，我大体也知道一些。我感受到莫名其妙的不安与焦虑。特别是在他毕业时，我接到北大保卫处的工作人员Call子立的传呼机，我给对方回电话，对方告诉我要多劝劝子立，不要再做危险和对他个人不利的事情时，我变得更加不安，接下来我便莫名其妙地被公司辞了。事后，部门经理告诉我，是因为海淀区的警察来找过公司要调查我，把公司吓坏了，所以很快便辞掉了我。从1998-2000年的日子里，住处一直有警察骚扰，我们还会被迫搬家。我们常常在毫不知情，毫无心理准备时，甚至是刚搬到一个新的地方、还未熟悉环境时，就又被迫搬走。而且，房门常常被咚咚敲响，门一响，我心也跟着咚咚响个不停。对于莫名其妙的人和事，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从此，这些造访者带给我的恐惧像是我的影子，如影随形，怎么也躲不掉，成了这些日子的不应该的常态。
直到他2001年3月13日被绑架后的一天，我偶尔在网上搜索到了他的这些文章，才知道原来他在大约两年左右的时间写了三十多万字的文章。我当时的感受是当头一棒，反问我自己这是杨子立写的吗？从那天起，内心有一种不安、自责，痛苦在心头。我常常在报纸上看到高层领导者们的和谒的面孔，特别是雪中送炭的事迹，常感动着我。也常看到电台报纸宣讲他们的丰功伟绩，这一切与现实中我的遭遇相撞，突然间在我心里发生了一场“唐山似的大地震”，一切都倒塌了。北京市国家安全局 “人为”制造了的这场灾难，导致四个无辜青年遭受八至十年的铁牢之灾，颠覆了我对整个社会制度的信任，安全感荡然无存。整个事件我虽然身在其中，国家，丈夫都是我应该都熟悉的，在这一瞬间，我的脑子和眼睛失去了能力，过往一切都像是在雾里看花，如今才见庐山真面目。
苦难再大也会过去，毕竟终极价值握在创造主手中。尽管在这其间，每一天都度日如年，但子立经受这样的炼狱，他更加坚强和成熟悉了。
子立八年刑期将满之际，此书也将出版，在此特别感谢余杰2003年时的建议与帮助。也感谢贺泽红在百忙之中帮着校稿。感谢劳改基金会出版杨子立的文章，实现了他的夙愿。我知道这是子立最大的心愿，因为子立在上诉书中还讲到他的这些文章，并且这些文章都在案卷里——法庭上出示的犯罪罪证。子立在上诉中讲到：“这些文章只是学术观点，法庭上认定是罪证，我也没有办法，惟一可以自慰的是这些文章不会永远消失，世人还可以看到，我坚信历史的判断。”文章能出版，对子立是莫大的安慰与鼓励。
── 原载 《沉思录》，劳改基金会2009年出版，订阅联系laogai@laogai.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