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长林建华的读错字事件最近弄得沸沸扬扬，在其道歉信引发舆论更大不满后，网上传出林的第二封道歉信。这封道歉信的语气谦卑，对自身错误的认识也到位，博得了许多人的理解和原谅。可惜流传不久即被删，随后传言云，此信是假的。
不管林建华的第二封道歉信真假与否，它都暴露出一个问题，即在中国官场，政府特别是官员个人为乱政或个人错误而向公众和社会道歉的行为稀少。
出现问题和失误并非什么可怕的事情，也不是不可原谅，可怕和不可原谅的是，在问题和失误引起社会反响后，为了所谓官员和组织的面子，还采取无视、遮蔽甚至动用公权力封杀批评之声的做法，这不过是掩耳盗铃，因为如此处理充其量只能封杀网上之声，封杀不了口口相传。
但现在官场流行这种做法，鲜有看到官员为某个错误而公开认错反思的。以在公开场合念错字为例，如果不说普遍也不少见。清华大学前校长顾秉林和人民大学前校长纪宝成，就一个念不出字，一个将意思弄反。云南省长阮成发更将“滇”字念错，被舆论讥为云南省长不认“滇”，还有更高层级的官员在公开讲话中读错字，在民间成为笑柄。
然而，这些官员除林建华外，未见谁出来向公众坦然认错，就此而言，林的道歉信虽也因为对“质疑”的认识问题导致舆论反弹，但至少他能公开道歉，这一行为本身是值得赞扬的。
如果中共当局有更多官员像林建华一样，勇敢地站出来，为当局的政策或自身言行错误而道歉，中国社会将会形成一种健康的道歉文化。
中国缺乏道歉文化。这点和西方社会大不一样，在西方，政治人物和公众人物为自己的错误言行向社会道歉很常见，除了有民主制度和舆论监督的压力外，西方基督教的“罪感”文化是一重要因素。在基督教里，人是带着与生俱来的原罪来到世间的，这种原罪意识伴随着人的成长过程，这就使人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和不完美，对人待物要谦卑，即使握有权力，也不能自高自大，更不能以真理自居。上帝只有一个，而人不过是上帝的“仆人”。
中国文化则缺乏这种“罪己”和“自省”成分，虽有孔子“吾日三省吾身”的教诫，但总体上“自省”意识不强，即使少数人能够“自省”，也不是面对上帝的反省。
但即便如此，在古代中国，如果皇帝犯下大错，有时也会向全国下“罪己诏”，而且不是一两个皇帝才这么做，几乎每个朝代，从早期传说中的禹、汤，一直到晚清，都有皇帝下“罪己诏”，这个长名单既包括一些历史上的昏君，也包括像汉武帝、唐太宗、清世祖这样的明君。
历史上有名的罪己诏是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一代雄主汉武帝向全国臣民批评自己，“所为狂悻，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因养马而免徭赋），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可近代以后，社会动荡，暴力革命频繁，儒家文化对统治者的责任伦理约束消失，权力崇拜和权力至上成为官场和政治人物最高的和唯一的政治和伦理规则。尤其中共在全国建立新政权后，历经阶级斗争和文化革命对灵魂的双重“洗劫”，每个人由此得到的教训就是，权力没有对错，权力就是一切。在这样一种权力哲学下，道歉文化是没有生存之地的。
所以，面对大跃进造成的三千多万不正常死亡情况（根据国内学者不同的考据，死亡3000多万是取中间值）以及人相食现象，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能够做到的也只是在党内高层发牢骚——这在将来是要记入史书的，而不敢公开向全国表达出来，承认中共的执政错误。
文革过后，虽然官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做出了第二个历史决议，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等进行了否定，但对由此而导致的普通民众的苦难、牺牲并没有公开道歉。官方如此，个人也差不多，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当时的加害者除了寥寥几个人外，也没有向受害者道歉，相反，时过境迁后，他们反而以自己被动卷入，也是受害者为由开脱。更有当时的一些红卫兵，高喊“青春无悔”。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现实。
当下中国缺乏道歉文化，究其根由，在于共产党及其奉行的权力哲学和真理观。对自以为掌握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终极真理的中共来说，它就是人间的“上帝”，是真理本身，不会犯错。至于历史上出现的那些严重错误和问题，可以把它说成是前进道路上的探索，已经改正过来了。
最近几年，此种“党即真理”的“历史自觉”在中共那儿愈发明显，这使得任何试图给中共嵌入一点普世价值的努力都不可能。可正如《皇帝的新衣》这个故事所展示的，大家其实都知道“党国王”没有穿新衣，只是出于各种考虑，没有像那个小孩一样戳破它而已。
有自信不是坏事，但自信到宣称掌握宇宙一切真理，显然不是好事。若真正为着中国前途记，党就需要改革。如果当下不适宜大动，也要小改，比如从道歉改起，倡导和要求各级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为自己的错误言行而向公众道歉，在中国培育一种道歉文化和政治伦理，这是中共的责任与义务，比空喊改革更有利社会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