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杨继绳：听说你被中宣部三任部长批评过？他笑了，扳起指头数：“王忍之、丁关根、刘云山……对，三任，有的还不止一次，丁关根就两次，刘云山也好几次——不过，我批评他们更多！”

杨继绳对我感慨：到底还是社会进步了，想当年如果一位记者被中宣部长陆定一批评了，那还得了？家破人亡啊！

他加了一句：“这就是前捷克总统哈维尔说的‘后极权社会’么！”——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衰竭，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

杨继绳的文字生涯，见证了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如何衰竭，总发条是如何越来越松。他的新著《墓碑》出版后的遭遇，与他三年多前出版《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时相比，境遇大为宽松。

赵紫阳临终前看杨继绳的书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是2004年12月初出版的。当时杨继绳已经退休，但他其实早就在写作这本书。书中刊载的《三访赵紫阳》这篇文章，记录了他在九十年代中期的访谈，成为研究赵紫阳晚年改革思路和“六四”期间中共高层交锋的最权威资料之一。杨继绳曾承诺在20世纪结束前不向外透露，进入新世纪后，赵紫阳病情日重，杨继绳趁他健在时出版这本书。

杨继绳告诉我：这是赵紫阳去世前看的最后一本书。2004年12月底赵紫阳住院时，他女儿王雁南对他说，有一本书写了你。赵当即表示要看，他女儿说“等你好了再看吧”，但他坚持要看，看了十来天，看完了。看完没两天他就去世了。家人对杨继绳说：赵在看这本书的过程中说了几句话：“这本书的份量很重。”“有些分析我是同意的。”“叙述是公允的”，“对我访问的记录是准确的。”“我担心作者的安全。”

关于这本书的写作经过，杨继绳告诉我，他在《经济参考报》担任编委兼理论部主任时，每半年要请在京的著名经济学家开一次讨论会，这样与经济界的主管官员和学者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在《炎黄春秋》工作时，还经常同北京的老人们开会、吃饭，通过这种接触，了解到许多关于重大决策的争论内幕。


晚年赵紫阳夫妇。(

去访问赵紫阳，主要是通过宗凤鸣，宗凤鸣跟赵同乡，是赵紫阳派到体改委的联络员、体改委委员。杨继绳有两次开会跟他住在一个房间。表达想见见赵的愿望，宗凤鸣答应去对赵讲试试看。“他要我提问题，我就提了两个，一个是，胡耀邦下台，海内外说，你落井下石，对这个说法，你怎么看？一个是：共产党的总书记下台，都做了检查，为什么你不作检查？”

赵紫阳同意了见杨继绳。杨继绳与宗凤鸣去了两次位于富强胡同的赵府，第三次是李普、杜导正组织的，将赵紫阳夫妇请出来到原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中纪委副书记肖宏达家谈的，李普、杜导正也在场。杨继绳给我讲了一个趣事：前两次都没有录音，第三次，前广东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林若赞助了一台很高级的录音机，还没拆封呢。但是太先进了，我们都不会用，我弄了半天也不行。赵紫阳笑话我：“你还当记者呢，录音机都不会开！”他来鼓捣，一下就打开了。我惊叹：你怎么这么有本事？赵说，我老伴连电视都不敢沾，在家都是我来开。

这一次赵紫阳有正式当众回忆留下见证的意愿，原原本本讲了许多重大问题。

杨继绳老伴是天津市城市规划局副总工程师，也退休了，他们育有一儿一女，女儿在加拿大念完学位后“海归”，女婿在北京当律师；儿子是清华博士毕业，从事IT业，曾到海外工作，现也是“海归”。杨继绳在出版《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前，把儿子和女婿找来说：我写了本书，可能会坐牢。但是为写书坐牢不是丑事，不是搞腐败坐牢。第二现在不搞株连，不会影响你们的事业。叫他们作好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