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个父亲为国民党军官的“黑七类”、一个穷家小孩于广州同福中路第一小学相遇。由于共同兴趣，两人惺惺相识，成为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其中一人被调离学校，这对朋友失去联络——重聚之时已是近六十年后。
纵然分开近一甲子，他们的命运却惊人地相似。席卷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中，作为知识青年的他们从城市被下放到农村，接受改造，后来不惜代价偷渡至香港安居扎根。
BBC中文网两年前的一篇报道，成为两人重逢的契机。
小时候的夏威夷，一直对父亲没甚么印象。
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军官，1949年后逃至香港，剩下他和母亲留在广州。父亲离开那一年，他只有两岁。
父亲的政治成份笼罩着残缺的家庭，也影响着夏威夷的生活轨迹。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令他陷入无穷黑暗。纵使吃尽苦头，小学时代的纯真时光却为他带来慰藉。“读小学的时候，大家年纪都很小，不会关心政治。那段时间很快乐，尤其是朋友相交，更难得的是有两三个志趣相投的同学。”
一个令夏威夷难以忘怀的好朋友，就是陈克治。“我们都喜爱看书。大家学习成绩都比较好，老师们对我们的印象很好。但我们之间没有甚么竞争之心，只觉得大家很投缘。”
夏威夷形容，陈克治为人正派，行事光明正大。而两人均是单靠母亲生活，让彼此更理解对方的处境。
老师被打成右派
“我们一年级的时候，林老师已经教导我们。在我印象中，她长得很斯文，戴着一副眼镜，很认真地教书，对学生很亲切。我相信她当时刚从师范毕业，非常年轻。她特别疼爱我和陈克治。”
1957年，中国大陆掀起一场反右运动，整肃知识分子与反对者。这股运动，终扩散至学校，而林老师亦被打成右派。“当时我们都觉得消息非常突然，完全无法接受。为何这么好的老师会变成右派、变成坏人、被赶到劳改场？”夏威夷、陈克治都认为林老师被划为右派是匪夷所思的事，为她感到愤愤不平。这件事上两人看法相近，更奠定双方的友谊。
偷渡四次
本来，夏威夷的前途不会受到文化大革命影响。他升读的中学是一所实验学校，只需五年就可毕业。1965年，夏威夷完成高中，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发生前的一年。
他的家庭背景——其父为国民党军官——令他没有升读大学的机会、或选择就业的权利。他先被下放至花县（现称花都），再转到肇庆高要县回龙镇，条件一个地方比一个地方差。
1972年，夏威夷首次偷渡，计划取道斗门到澳门、再到香港，但半途已被民兵抓到，被关进收容所。自此偷渡就成为一年一度的行动，夏威夷把全副心思、精力、物资投放到偷渡上。起程、被民兵抓、关押至所容所、送回乡下，周而复始。
1975年清明时节，仍然是寒风阵阵，夏威夷记得，当时需要穿着毛衣。“天气冷的时候，民兵守卫没有这么严密，但水温低令游泳（到香港）有很大风险。”夏威夷与拍档于东莞起行，走了十天终于抵达深圳。
早前，他们从收容所结识的朋友购入一只半成品的橡皮艇，各自想办法收集橡皮布，修补成一只可使用的橡皮艇。他们在深圳湾下水，划艇三个多小时后终于抵达香港尖鼻咀。
当时香港已实行“抵垒政策”，假如偷渡者能到达香港市区而不被捕的话，就能获得香港居民身份。但中途被警方捉到的话，就需遣返大陆。
夏威夷的弟弟一早已来到香港。当夏威夷告知弟弟到港时，他带着妻子小孩来接。当时警察已闻风而至，在巴士上截查他们。“想不到警察将注意力集中在我弟弟和弟媳妇上。当时我抱着小侄子坐在卡位上，他们也意料不到抱着小孩的竟然是个偷渡客……幸好小侄子当时没哭，看着爸爸妈妈被带走也不吭声。”
寻觅旧友
来到香港后，夏威夷改名夏思源——提醒自己的根、自己的经历。夏思源日渐适应香港的新生活，1986年母亲也来到香港，夏家相隔37年终于一家团圆。往事却仍然萦绕心头，他不时想起儿时玩伴陈克治。“我也会想，我的朋友是否也来到香港了呢？”
他的想法逐渐获得证实。近几年，陈克治接受媒体访问，讲述自己与妻子在台风中从广东偷渡到香港的经历。夏思源看到一些报道，几近认定他就是自己的小学挚友。“除了名字完全相同以外，年龄、背景亦相近。加上以我了解他的为人，（报道的）行为也吻合。”
夏思源曾通过社交媒体及其他媒体寻觅旧友，甚至专程到大环山码头——陈克治与妻子常游泳的地方——碰碰运气，几年过去但都没有结果。“最近我在女儿面前再次提起，看看她是否有办法。一搜寻就找到BBC中文网的影片。之前的媒体报道虽然有照片，但没有这样正面的相片。我一看到就肯定是他没错。”
未有忘记
陈克治比夏思源早两年来到香港，他也一直没有忘掉小学时代的同窗好友。
陈克治形容，夏思源是一个谈吐斯文、有教养的人。“他喜欢画画，画得很好，字也写得漂亮，我也喜欢画画，我画的是临摹类的画，他则不用临摹，小时候，我们的画经常被老师夸奖。”
陈克治回忆，当时夏思源家中经济状况比他家好。“他住的房子有两层楼和天台⋯⋯有时候放学到他家，他母亲会留下一些蛋挞，他会请我吃，当时来说很难得的！我住的则是贫民区，就是大陆现在所言的很低端。不过没有因为他家比我富裕就有隔膜，我们相处得很好。”
陈克治升读常规的中学，在快要报考高考的时候，文革开始了，不能上大学。他亦放手一搏，与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太太）偷渡来港，展开新生活。
后来他也曾经到广州与旧同学聚旧，并打听夏思源的消息，但所有人都不知道夏思源身在何处，原本也以为在有生之年未必能重逢。
重逢
两人相约在大环山海傍，没有激动的拥抱，也没有欣喜的泪水。但见面的时候，老人仿如回到年少时，捉狭戏谑对方一番。
陈克治此时才得知，夏思源因为身份背景问题，比他更早“上山下乡”。假如当年与夏思源保持联系，或许他会报读另一所实验中学、逃过文革。
陈克治说：“当时我被调去的学校，老师没有指导学生怎么选择中学，我也不知道有这所实验学校，可以读少一年，便中学毕业，如果我收到这个消息，我一定会一起跟他考实验学校，而且，我早一年毕业，会避过上山下乡的命运，我与他不一样，他父亲是反动军官，我不同，我背景没有那么黑，凭我当时的成绩，我应该会顺利上大学。”
夏思源回应说：“好像我其他同学般，算比较幸运，考入这间学校，避过文化大革命，不用到农村，能够有机会读大学。我就没办法，我的背景太黑了。”
还愿
现年71岁的夏思源、陈克治分开近六十载，走过的路却几乎一样。命运总爱捉弄人，这对好友在香港这个城市中，一直有如两条平行线，没有任何交接点。
那个动荡的年代，不少身在广东的知青都会放手一搏，尝试偷渡到香港。据学者估计，约有25万知青尝试偷渡来港，大概有20万人成功，其余的或被捉回，或遇溺，或葬身大海。夏思源与陈克治都“命硬”，得以在年过古稀重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