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港支联通讯》纪念「六四」二十九周年约稿信，我立即回信答应下来。然而等我坐到桌前，打开计算机，却迟迟难以开篇。
过去二十八年，每到「六四」，我都要写文章纪念。同一个题目的文章，我已经写了二十八年，该说的好像都说过了，如果不是为了应景，还有必要再写一篇吗？
我以为还有必要。因为在中国，「六四」还没有成为历史，那个杀人的政府还坐在台上，还在继续压迫人民，死难者的名誉还在蒙受玷污死不瞑目，自由斗士还身陷牢狱或流亡海外，正义的原则还没有得到哪怕是最起码的伸张。在中国，「六四」还不是过去完成时，而是现在进行时。写文章纪念「六四」，不但是纪念，而且也是抗争。
毋庸讳言，在「六四」二十九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民主化前景似乎比过去更黯淡。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怀抱希望。
在一九八六年完成的一部自传性谈话录里，哈维尔谈到了希望。哈维尔说：「我经常（特别是在极为无望时，比如在监狱中）想到的那种希望是一种精神的，而不是现实世界的。我们内心要么有希望，要么就没有希望，它是灵魂的一个尺度，它不是基于对世界的观察或对环境的估量。希望不是预言，而是精神的定向，心灵的定向。它超越直接经验的世界，存在于这个世界以外的地方。」哈维尔强调说：「在这个更深刻的意义上讲，希望不是一帆风顺时的欢乐，或对有望早日成功的企业进行投资的诚意，而是一种为某种事物奋斗的能力，之所以要为之奋斗并不是由于这种事物有成功的机会，而只是因为它是好的。越是在不利的环境中，所表现出的希望就越深刻。希望决不是人像乐观一样的东西。它不是对某个事物会有好的结果的确信，而是对某个事物是有意义的把握，不管其结果如何。简而言之，我认为，最深刻和最重要的希望，可以说是，我们从别的地方获得的希望，它是唯一可以是我们免遭灭顶和激励我们行善的东西，是人的精神及其成就所能达到惊人的范围之源泉。最重要的，是这种希望给了我们力量去生活，去尝试新事物，即使是处在向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么没有希望的环境中。」
在这段谈话里，哈维尔指出，希望不是现实的，而是超现实的。希望不是经验的，而是先验的我们怀抱某种希望，并不是因为它已经存在于现实之中，我们要在现实中占据一个好位置；我们怀抱某种希望，也不是因为在现实中有一种运动正在向它靠拢，我们要先走一步，提前到达目的地，我们坚守一种希望，是因为我们深信它是好的，是正义的我们愿意为它而奋斗，我们不但知道，没有我们的奋斗，我们的希望就不会实现；我们还知道，有了我们的奋斗，我们的希望也未必就一定会实现，但是我们仍然愿意为它而奋斗，因为我们的奋斗本身就具有伟大的意义。一个坚守希望的人当然希望他从事的事业能够成功，但与此同时他又能不计成败，甚至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是在这种看上去没有希望的环境中，希望才最能显现出它的全部力量。
当哈维尔发表上述谈话时，距离「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已经十八年，全世界的共产专制政权还没有一个垮台的。在当时，哈维尔们的抗争被很多人认为是没有成功希望的。相比之下，今天我们面对的形势无论如何总要好多了。因此，一切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更没有理由灰心，更没有理由失望。我们要坚守希望。在人世间，希望就是最大的力量。
文：胡平（《北京之春》荣誉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