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网络在专访中黎明又说：“由于恐惧，今年、或未来，预计更少的内地生敢去（晚会），来港出席晚会的内地人，未来不知会否对他们加强控制，不允许出境。”她说，现时来港的大陆生，“尽量同政治拉远”，除出自对国内严控思想的恐惧外，亦感受到近年港人对他们的敌意。
当年中共镇压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时，黎明只有4岁，她说有亲人参与过上海的学运，“家人评价那亲人‘少不更事’、‘被人利用’，他们对六四的印象是负面的，这是我对六四的第一印象”。成长阶段，家中、校内无人提起，渐明六四是忌讳，“大家不想讨论，一个眼神，一个语气，已经否定了”。
2007年，她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到香港中文大学修读社会学硕士课程。那一年，尚未有“本土派”，港人仍为四川地震灾民慷慨捐输，也留意北京奥运新闻，黎明在校内和香港同学打成一片，较自由的环境，也令大陆同学敢于触碰忌讳，“有比我年长、来自北京的同学对六四有印象，他说当时北京民众热情，全民都投入运动”，然而，“只是一夜之间，没人敢再提，对于经历过的人，他们知道，政权曾经真的辗压过，记忆上有恐惧，身为内地生，很难摆脱”。
及至2009年的六四20周年，香港社会、传播铺天盖地宣传，当时黎明在中大读书，香港同学也邀请她一同出席维园烛光晚会，“当时仍维持旧有思想，很挣扎，很怕，怕被政治力量操控，担心被人‘洗脑’”。想起还是犹有余悸，可幸身边有同学保护，着她戴口罩，沿途防止她独自一人落单遭认出，穿过人群、坐下，却仍是忐忑不安，“你当我是惊弓之鸟，大台叫‘结束一党专政’，就在考虑‘要不要叫？’，到‘建设民主中国’，就想‘似乎可以叫’；再来‘追究屠城责任’，又想一想‘算不算屠城呢？’，很多这些反应”。
自此以后，黎明风雨无改，每年坚持出席维园集会，“2010年被传媒拍到一个镜头，出了两秒，很怕很怕，怎么办？”直至2014年雨伞运动，第一次在facebook发帖文支持学生，首次公开自己政治取态。“那是一种释怀，是‘算了，要死便死’的心态，但这行动改变了我”。及后黎明踊跃发声，对政治、社会事件，以至去年中大的民主墙风波，都敢于公开看法，“踏出一步后，我看回头，意识到恐惧对我的控制如斯强大，恐惧是政权的控制手段，令人不敢向错的政策、措施发表相反言论，我已踏出一步，为何又邀请恐惧进入意识，监察自己思想、言行？”
黎明告诉明报，她的家人、父母都在内地，更曾言民主墙事件后，父亲遭有关单位“请喝茶”，却无阻她继续发声︰“很多人问我怕不怕被人打压，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是对不对的问题，你认为这是对的就应该讲……当所有人都不怕，到实践理念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不需要怕……没有恐惧，才有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