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确保香港主权移交后的第一个割地条例完成立法，梁君彦其行可耻，其心可诛，民主派议员决定提出不信任动议，是应有之义。但是，无论是“议事规则”对主席权力没有制衡机制，数人头民主派又少过亲共派的事实，还是对曾钰成，梁君彦等不信任动议被否决的历史，都显示不信任动议通过的机会甚为渺茫。如何避免不信任动议行礼如仪，民主派需要再谋良策，在动员民意，着眼未来选举等方面落多些工夫。
主席权力大行事视乎操守
“基本法”和“议事规则”都授予立法会主席主持会议的权力，同时都未对其权力设立制衡机制。2014年9月，终审法院驳回梁国雄就曾钰成剪布提出的司法覆核时也裁定，主席有权对辩论设定限制和终结辩论。立法会主席的权力既然不受司法宪制和民主选举的约束，行事是否公正，公平，就视乎个人操守及政治环境。
梁君彦角逐立法会主席时，其品格就受到质疑，一是参选时是否已完成退出英籍程序，二是获中联办钦点，公正成疑。这位曾拥有英国籍的香港人，被扶上主席宝座后就成为中共的代言人，因此被网民讥为「三姓家奴」。其实，他只是中共的奴才而已。在议员宣誓风波中，在一地两检立法风波中，其所言所为，何曾替香港着想？何曾替议员着想？
一地两检立法不只关系到高铁如期通车问题，更是中共在香港推行行政，立法，司法合作的试验，旨在透过三权合作割走香港土地，割走香港自治权。梁君彦为完成这一政治任务，不只先行限制议员发言时间，次数，更在二读辩论时不容11名议员发言，三读时再一次中止辩论，剥夺了等候发言的18名议员的权力。
民主派议员决定对梁君彦提出不信任动议，既表达民主派的愤怒，也可以透过公开辩论，让更多市民看清其面目，明辨是非，这是动议的可取之处。但有西环中环合谋指挥，有亲共议员保驾护航，不信任动议几乎没有通过的机会，如果指望透过动议拉梁君彦下台，难免有自欺欺人之嫌，给人行礼如仪的印象。
“基本法”和“议事规则”都未授权议员透过不信任动议拉特首，问责官员，立法会主席下台，但如此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动议，也一直难以立案，遑论通过。2015年，立法会就特首普选方案表决后，亲共议员WhatsApp的群组讯息外泄，显示曾钰成一直与亲共议员交流，他也承认做法不理想，但陈志全提出的不信任动议仍被否决。
权力未入笼恶犬到处伤民
民主派屡败屡战，未放弃以不信任动议为抗争手段。梁君彦不是第一次面对不信任动议，香港高铁也不是第一次引发不信任动议2016年，梁君彦迎合中共要求，推翻自己容许梁颂恒，游惠祯再宣誓的裁决，陈淑庄提出不信任动议，但被内委会否决。同年2月，陈鉴林在审议高铁追加拨款申请时剥夺议员发问时间，强行付诸表决。张超雄提出不信任动议，但被财委会否决。
由此可见，不信任动议成不了关起权力的笼子。况且，从中国到香港，制度的笼子都未关起权力的老虎，反而，权力豢养的恶犬就到处伤民。无论是立法会主席滥权，还是特首，问责高官滥权，问题的根源都在于权力的产生模式，他们得到中共的授权，而非人民的授权，因而只向中共负责，不向人民负责。惟有民众享有普选，才能真正制衡权力，监察权贵。因此，如何有效动员选民，在明年区议会选举和下届立法会选举争得更多议席，才是有效制衡之策，长远之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