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下午，由《科技日报》社主办的科学传播沙龙在中国科技会堂召开。《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先生在他的主题演讲中，宣示了《科技日报》最迟于今年3月就已持有的主张：公众有必要了解更多的东西，尤其应该知道，“我的国”也有“不厉害”的地方，甚至还受制于人！刘亚东认为，“中兴事件无论最终结果如何，都是一件大好事。好就好在它让更多的国人正视了中美科技实力的巨大差距，惊醒梦中人！”刘亚东将主题演讲聚焦于“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核心技术亟待攻克？是否有一些共性原因阻碍了我们攻克这些核心技术？”，并给出了他的三点回答。
 
读罢演讲全文，我有一个强烈的印象：刘亚东虽与胡鞍钢、胡锡进们一样，同属体制内，但还真不是一路人。刘亚东坦然承认差距；承认被卡了脖子；敢于正视“在某些关键领域”，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呈现出扩大的趋势——这就比睁眼说瞎话的胡鞍钢们强了远不至一星半点。刘亚东主张让国人知道“我的国”也有“不厉害”的地方，并说到做到，已在《科技日报》上对29项卡脖子技术做了报道——这就把胡锡进们甩开了好几条大街。
 
此外，我特别注意到，当天下午由刘亚东请去作关于航空发动机专题报告的，是王光秋先生。王光秋是北京航空学院77级本科生，1978年春天和我同时入读北航五系。他学固体力学，是7571班班长；我学流体力学，是7561班班长。在1978-1979和1979-1980两个学年中，我们两班与北航基础部的两个班，一起在主楼大教室里学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课。可以说，在那两年中，我和他就是同班同学。纵观王光秋的报告，通篇实话实说，既不夸大，也不缩小；结尾处还说了一句大实话：“航空发动机领域的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很多技术我们没想到，人家把产品拿出来了，我们感到非常惊讶。”看来，刘亚东先生请的，的确是做人比较实在的一路人。
那么，刘亚东先生就“共性原因”给出的三点回答，我又怎么看呢？
 
刘亚东说，中国科技界有“三缺”——缺乏科学武装、缺乏工匠精神、缺乏持之以恒的情怀，这“三缺”就是阻碍中国攻克核心技术的“共性原因”。
 
首先我想说，刘亚东的回答明确具体，无忽悠之意；并且很个性化，没什么官腔和套话。而作为官媒总编的他，能公开如实说出中国四大发明“跟科学没有半毛钱关系”，尖锐指出“我们祖先发明了火药，所以才有了后来工业和军事上用的炸药”这一说法之错误，当属比较难得。
 
其次，他的回答中有两处小硬伤，似不应放过：一是不该把“持之以恒”与情怀扯在一起，而应表述为“缺乏持之以恒的意志”；二是不该把赛车用语“弯道超车”用于道路交通。
 
最后，在“我们还缺的到底是什么？”这个焦点问题上，我要坦率地说，刘亚东的三条回答均没有真正说到点子上。
 
在我看来，刘亚东的第一和第二条回答将问题归结为古代传统的差劲和韧劲，并没有切中肯綮。只要看看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就能明白这一点。 就“缺乏科学武装”而言，同样自古以来没有科学传统的日本，为什么现在能在科学的指引下使技术发展走在世界的前列？就“缺乏工匠精神”而言，日本传统文化中匠人的地位也相当低贱，为什么日本工匠精神现在闻名世界？显然，在科学东渡已10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仍缺科学武装和工匠精神，其板子不应打到祖宗和传统头上去，而应问责今人在建构激励知识和技术创新制度上的缺失。
 
现代日本的创新能力，不是来自基因传承，而是由良好的体制和制度源源不断地激励出来的。其工匠精神的培育，则离不开对人的等级贵贱观念的逐步摒弃，离不开对创新、精造的不断追求和突破。古代没有四大发明的日本，现代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个三角插头，第一张光盘，第一只石英手表，第一台录像机，第一台液晶电视，第一台笔记本电脑，等等。由路透社评选出的《2015全球创新企业百强》榜单中，日本有40家企业入围，力压美国的35家而高居榜首。祖宗和传统比中国强不到哪儿去的日本，以其良好的体制和制度保障思想自由，尊重知识产权，播扬工匠精神，这是别人卡不了其脖子的根本原因。
 
思想自由是创新之本。棒喝思想自由，强行高度统一，就是对创新的釜底抽薪。这本来是常识，不是问题。可是，当代中国偏偏有一些人，把思想自由视若洪水猛兽，为此不惜和《国际歌》大唱反调，大筑牢笼关住思想。此外，还大费心力，动用维稳经费和“工匠精神”构建网络柏林墙，屏蔽谷歌搜索引擎和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这就成了大问题。中国的科技攻关者既不得“妄议”，又愣是用不上领先和卓越的谷歌搜索，而只能靠热衷于拉广告、按付费排名的“百度一下”，这是一幅多让人添堵和闹心的图景啊！事实表明，中国的问题首先不是被人卡住了脖子，而是自己卡自己的脖子。中国创新能力的低下和工匠精神的匮乏，与祖宗和传统无甚关涉，主要是今人作茧自缚、自我戕害的结果。
 
刘亚东的第三条回答，则失之肤浅，没有触及深层原因。就“缺乏持之以恒的情怀（意志）”而言，中国科技界流行的瘟疫——浮躁和浮夸，又从何而来？
 
只把板子打到科技工作者身上，公平吗？合理吗？依我看，这场瘟疫源自引领科技工作者前进的官吏们。他们急功近利，老想以第三梯队的身份，挤进科技第一梯队竞技场去“弯道超车”，短平快地出成果、出政绩，尽早由“跟跑为主”变成“领跑为主”。在他们的指引和把控下，别说因各种后顾之忧而定力不够的人了，即便其中很有意志力的持之以恒者，也很难咬定青山，坐住冷板凳。那么，官吏们又为什么急呢？发达国家一般的先进技术，能用市场去换、用金钱去买、或用其它手段去获取，这时，官吏们不急。而关键的核心技术，上述招法往往不能奏效，这时，他们急了。急了，也要“四个自信”，不能变革不良的体制和制度。于是，就浮躁和浮夸。
 
在主题演讲的最后，刘亚东将中国科技创新的希望寄托在“科技工作者能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百折不挠”上。恕我直言，他的这种希望并不靠谱。我的另一位北航同班同学昨天对我说，在现有的体制和环境下，“真正的科技创新对我们来说，就是天上的月亮，只能在井里看看”。他的话，我信。
 
2018年6月28日 于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6月29日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