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与许多人期盼的经济开放带动政治民主化相反，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一再滞后，政治改革也在1989年之后变得遥遥无期。今年3月，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一边倒的赞成票数，删除了国家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似乎让这种期盼彻底落空。
而十八大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过五年的反腐运动和严格的社会管控，顺利成为“党的核心、人民领袖、军队统帅”。冠有他名字的思想在十九大被写入党章，修宪也为他继续掌权扫清了障碍。
在政治学者吴国光看来，十九大后，习近平的强势集权并未影响到国际舆论，很多国际资本家并不反感中国政府权力集中。但人大修宪把任期制废除后，国际舆论开始变得相当负面。
1989年“六四”事件后，吴国光走上治学的道路，曾任美国哈佛大学尼曼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目前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担任政治系和历史系教授，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中国政治、政治经济学、全球化等。
一些宣扬“党内民主”的观点强调中共党代会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但吴国光在其英文著作‘China’s Party Congress: Power, Legitimacy, and Institutional Manipulation’中指出，共产党确实借用了包括代表制、选举制和监督制等不少民主形式，但所有这些制度最终都服务于中共的威权主义政治。此书中文版《权力的剧场：中共党代会的制度操控》近期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吴国光将中共党代会视作“权力的剧场”。他在书中写道，党代会实际上从未有机会履行党章有所规定的宪法性权威，“事实上，党代会不能就确定政治纲领、修订党章、任命领导人等重大事项做出自己的决定，它不过是为在位领导人的相关决定背书。”
修宪草案的通过为今年65岁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留任创造了法律基础，预示中国高压的政治环境和密不透风的社会控制或将在五年后持续。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国的民主化是否还有希望？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增长和市场化能否影响中国的政治走向？近日，吴国光接受了BBC中文记者的专访，分析修宪后该如何观察中国政治走势。
BBC中文：从中共七大到十九大，您认为习近平巩固权力的方式与毛泽东有哪些异同？
吴国光：第一个最明显的共通点就是从掌握军队权力开始，然后一步一步地掌握党的权力。十八大前中共高层的权力交接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制度化程度最高的阶段了。因为这种制度化，习近平可以在没有很强的权力基础的情况下，完全通过制度的方式在十八大上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这一点他跟毛泽东非常不同。但是，成为最高领导人以后要巩固、加强自己的权力，习近平也是第一步抓军队，这个跟毛当年的路子是完全一样的。
第二，他们都非常重视思想、舆论和话语的权力。我们一般都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掌握权力的过程中很重视组织系统，但是毛在七大以前，中央搞委员会，一个是中央宣传委员会一个是中央组织委员会，他当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不当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让刘少奇当。当时毛泽东就讲，只有掌握人的脑子这才是真正掌握了权力。习近平在这方面也在学毛，十九大以前他也做了努力，十九大的成果就是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但是，毛确实能够超越他之前的中共领导人，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有一个全新的解读，毛确实是对共产党理论体系的形成有创见的。但是习没有，所以在这方面他虽然用的功夫蛮大，也得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说法，但实际上恐怕没有什么能够掌握共产党中高级干部的人心的新东西，更不要说掌握一般人的人心了，大家也不过就是跟着说一说这个词而已。
第三，就是在干部中的立威，毛是先用延安整风运动给你来文的，让你接受我的思想，但是最后要来一个武的，就是抢救运动，在党内形成威慑氛围。习当然就是通过反腐，但是毛比习有他的高明之处。毛霸道也有，王道也有，习在反腐中霸道是有，王道看不出来。
BBC中文：今年3月11日，中国全国人大以2958票赞成、2票反对、3票弃权、1张无效票，通过备受争议的修宪草案，正式删除国家正副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修宪之后，我们应该如何观察中国政治走向？
吴国光：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是一家股份公司，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巩固了权力、控股了，那么到了文革，毛要把中国共产党变成毛记公司，我个人判断习近平也要走这个路，要选接班人。
但是，即使习近平真选了一个接班人，我也怀疑习近平是不是真的要交班给他。毛也选刘少奇了，也选林彪了，但是那个时候他都没有真想交班给他们。习近平出生于1953年，2035年他是82岁（注：习近平曾在十九大上提出，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82岁的时候完全掌权，正式放弃所有的官方职位是在1989年镇压以后，当时都85岁了。所以如果习近平（掌权到）85岁，完全有先例可循。
BBC中文：人大会议通过修宪草案后，国际社会反应如何？
吴国光：十九大结束的时候，国际舆论还是相当正面，虽然习近平集中权力，但是可能很多国际资本家也乐意看到中国有一个权力集中、有效率的政府体系。但是到人大修宪把任期制拿掉，国际舆论就相当负面。过去的三十年，中国政府在海外培养了很多替它讲话的人，我感觉替它讲话的人，任期制这鞋不容易擦。为什么呢？对于民主社会这是最简单的一个话题，民主领导人就是有任期的，没有任期就是皇帝，这个鞋就很难擦了。
BBC中文：您的书里谈到，中共党代会就是一个权力的剧场，在剧场运作的过程中炮制权力的合法性。中国一般的老百姓了解这种中国式民主吗？在今天，这个合法性还重要吗？中国共产党需要费这么大周折制度化地去演一个假民主吗？这个压力来自哪儿？
吴国光：当年苏联垮台以后，一个很大的疑问不是他们为什么垮台，而是怎么忽然间一转眼就垮台了。当时美国最好的政治学刊物之一World Politics（《世界政治》）编了一个专号，其中一篇文章就是Surprise Surprise（《惊讶，惊讶》）。它解释这个surprise解释得很聪明，说这是因为在政治高压下，社会每个人对共产党的不满是不敢表露的，当我也不表露你也不表露，大家都越发suppose（猜想）别人其实对这个政权很满意，每个人对这个政权的不满意都不能和外界沟通，所以最后社会呈现出来的appearance（外表）是，每个人都没有不满，但是实际上每个人内心都积蓄了不满。如果有一个节点使得他们暴露不满，发现不满，大家就都崩了，一下就把这个肥皂泡戳破了。
BBC中文：八十年代，邓小平曾在讲话中数次强调“党政分开”。1987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在作十三大报告时曾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但是今年两会后中共中央发布《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不少人认为这是向“党政合一”回归，您怎么看？
吴国光：中国共产党的体制从来都是一个党政合一的体制，八十年代，特别是我们86、87年研究政治改革时讲党政分开也有两个思路。一个是邓小平的思路，邓小平讲的党政分开的概念就是，党委书记就是甩手掌柜，实际上像是一个现代公司，党委书记就是董事长，政府就是CEO，就是最后的决定权是在党手里，但日常事务由政府去管。另外一个就是赵紫阳党政分开的概念，赵紫阳认为党的权力要缩减，党要把它的功能、很多角色要过渡给政府和其他的社会组织。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本来就没有党政分开这个东西，只是80年代短暂地在某些地方做了一点试验，刚刚要开始尝试，但1989年以后就回去了。
BBC中文：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现在国内政治方面控制越来越严，但是经济上中国还表示要继续开放，这会不会出现一些冲突？
吴国光：在全球化以来的这个世界大势当中，中国所占的便宜就是经济越来越开放，政治非常强权，这是它的优势所在。经济全球化以后，国家和国家之间可以说已经没有意识形态的分歧了，因此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是经济的竞争，有的国家动用政府的力量来进行经济竞争，中国是最典型且有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