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网络图片）
6月10日，中国多个地区爆发大规模货运卡车司机联合罢工行动，抗议当局滥收罚款、过路费和燃油昂贵，反对官商垄断，要求改善工作生存条件。 综合媒体6月10日报道，这一次卡车司机举行全国大罢工，大概包括：安徽、江西、江苏、浙江、贵州、山东、四川以及重庆等省市。 中国卡车司机遭受政府严苛对待。报道称，中国卡车运输几乎所有车辆都对出厂载重进行了改装，不超重运输就得亏本。而交警、路政等几乎可以“依法”处罚每一辆运输车。快递行业一样，快递车辆本身普遍违规，且工人普遍没有社会保障。 此次罢工是从6月8日开始的，这些卡车司机主要集中于国道、高速公路与停车场。有消息称，到6月10日，他们呼吁3,000万卡车司机加入大罢工。 中国政府严厉封锁消息，只有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媒体与社交网络有相关新闻报道。
自6月19日开始，中国各地退役老兵持续数天在镇江市政府前广场维权，声援早些时候被疑似地方官员唆使的黑社会成员打伤的维权退伍军人。到目前为止，当局还没有采取大规模武力镇压行动，但是局部的暴力冲突已经出现。退役老兵和当局的警力都在增加之中，因此局势发展令外界非常关注。这次事件，有两个值得观察的重点。
首先，中国退伍军人集体上访，要求得到更好的待遇和安置的事件，其实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始零星出现，但是从来就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导致最近十年来事件规模逐渐上升的态势，一直发展到万名老兵到北京包围中央军委的重大事件，中共当局才受到震动。“十九大”之后，习近平政权宣布把民政部的退役军人优抚安置职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军官专业安置职责，以及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后勤保障部的相关职责三合一，组建一个新的退役军人事务部。这个罕见的动作，反映出全国各地的退伍军人的维权行动，已经引起了当局的高度重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看到了这次全国范围的镇江老兵维权运动的出现，当局的动作可以说是亡羊补牢，“已经晚矣”。
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前一阶段的政策产生的矛盾，已经逐渐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开始陆续从不同的层面展现出来，并且已经很难妥善处理。这里当然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因素，也有当局拖延处理矛盾的主管原因。在这个阶段，群体事件将从原来的分散状态进入串连阶段。这次全国老兵的集结，已经充分证明中国的群体事件已经升级，当局必将面临比以前更加严重的挑战。
其次，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是此次镇江老兵维权运动之所以令人关注，是因为外界普遍猜测背后有某种体制内的政治力量在非常技术性地进行操作。以往的老兵维权行动，几乎都是单一群体，但是这一次全国各地的声援，展现了强大的组织性力量。这种全国范围内的串连，没有强有力的宣传鼓动力量，没有权威性的协调动员机制，是很难想像的。这不能不让外界觉得此次事件背景并不简单。尤其是在习近平大规模清洗军队内部之后，这样的猜测绝不是空穴来风。而假如外界的猜测属实，将进一步证明中国的维权运动的升级。
关于社会运动，有一种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 mobilization）。该理论认为，如果社会运动的发生可能形成新的政治机会，界定新的权力关系，就会获得“政治局内人”（也就是体制内政治力量）的投入，而只有他们的投入，才有可能使得民间的抗议升级为政治风潮，从而撼动政权。这些“政治局内人”，其实是为了笼络体制外的力量，在体制内进行权力斗争，但是因此而导致了原有体制的分裂，社会反抗力量才会找到机会和突破口。当然，社会运动如果要得到“政治局内人”的介入，需要长期的积累逐渐凝聚出政治能量，所以很多社会运动一开始似乎无关痛痒，但是长期坚持下来，运动内部的网路逐渐扩大，经过时间的发酵，就会成为吸引“政治局内人”的力量。中国退伍军人的维权运动，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走到今天镇江事件这样的全国动员的程度，如果军队系统内有人对习近平的整肃不满，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进行“政治局内人”的介入。这样的事情一旦发生，并开始出现扩散效应，中国的政治局势将很快进入新的阶段。
【新唐人2018年07月24日讯】深圳佳士科技公司的工人为了维护合法权益，自发组织工会，却遭到公司和警方的严厉打压，这些工友随后在派出所外抗议，要求警方对打人警察进行追责，引发外界强烈关注。
〝人民群众，我们违法了吗？人民群众，我们违法了吗？…〞
7月22号，20几名佳士科技的年轻工友，在深圳坪山燕子岭派出所外抗议，面对四面八方的警察，他们手挽手背靠背，不时高喊维权口号，其中几位工友还轮流站出来演说，向围观群众说明事件经过，并要求追究打人警察的法律责任。
新公民运动网编辑林云飞：〝很多被抓捕的工友出来之后，他们用自己在派出所里面所遭受的待遇，现身说法，在派出所门口发表了现场的演说，在我看来，这是非常震撼的事情，因为之前没有这种慷慨激昂，比较有渲染气氛的这种演说，让我们感觉到，在中国，新生代的工友在维权方面确实有他们自己的行动能力跟组织能力。〞
组建工会的6名员工代表23号在联名信中表示，由于佳士科技存在违法的罚款制度《十八禁》、未足额缴纳住房公积金、洩露员工信息非法建立黑名单等行为，他们曾向坪山区人力资源局和区总工会投诉，区人力资源局没有回复，区总工会副主席黄建勋先是说可以组织工会，之后又说组建工会是违法行为。
联名信透露，16号，员工代表刘鹏华遭厂方无故调到其他车间工作并被殴打。18号，另一员工代表米久平也被要求调岗，拒绝后遭公司非法开除。20号上午，米久平、刘鹏华等6名代表去上班，被公司保安暴力扔出厂外，随后又遭警察殴打并非法扣押。当天中午，得知消息的工友约20多人前往派出所门口声援抗议，也全部被抓。
佳士科技工友阿英：〝厂里面不允许建（工会），被殴打嘛，声援者20多个人也被抓到派出所去了，在派出所里面还被打。现在是全部放了，现在是佳士员工要去上班，但是厂里面不让去上班，被非法开除了嘛，厂里面就觉得建工会对厂不利，会影响他们利益嘛，所以就把他们开除。〞
林云飞：〝工友是想通过这种手段去维护自身的利益，但是资方通过政府的关系，利用公安出面去打压，对他们进行了抓捕，然后遭到了暴力对待。政府这么积极的去干预，而且采取极端的手段去干预，我是觉得跟中国当前整体的经济环境恶劣也有一定的相关性。〞
佳士科技是一家上市公司，法人代表和董事长潘磊是现任深圳市人大代表、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外事侨务工作委员会委员、深圳市龙岗区政协委员，而人事部经理郭丽群则是坪山区现任人大代表。据坪山区总工会公告，23号，佳士科技相关负责人一行3人前往区总工会进行交流。接下来，佳士科技将在上级工会的指导下，开展企业工会的组建工作。
林云飞：〝现在看到的信息就是，当局和资方也通过一些手段，他们要组建自己的工会，我想他们希望通过自己控制的这种工会，来瓦解工友自己组织起来的工会，去搞一个破坏的作用。〞
24号上午，因组建工会被开除的员工和声援他们的工友和声援工人的群众来到佳士科技厂门口，高呼〝违法开除、天理难容〞、〝我们要复工〞、〝废除18禁、我们要建工会〞等口号，要求进厂复工。而资方的保安、基层和中层管理人员则排队形成人墙，并配备高音喇叭，播放〝破坏份子滚出去〞，阻止他们入厂。
工人方面表示，将号召更多的工友加入抗争行列，直到成立属于工人自己的工会。
新公民运动网编辑林云飞表示，在中国，工人维权要冒的风险还是很大的，他要给予这些人加油和祝福，希望他们在组织自己的工会这块，能有一个突破。
改开后，中国大陆形成了两大得利阶层，靠接近权力的资本家与政府官员。很多动乱和革命，不是由贫困而是由不公造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公平已经威胁到中国社会的基础，很多人将之上升到价值层面批评改革开放。
首先是有些改革观念要反思。当时有其道理，但后来往往变形为“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一些官员和企业家不顾一切，利用机会的不平等，获得巨额财富。
中国的改革是权力主导下，向未来摸索、试点的过程。有些发财致富的是边缘人，自己创业致富，这并非很不公平。
真正的市场经济要有平等的起跑线，凭能力竞争。有特权，有垄断，怎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
给深圳等沿海城市各种优惠，从普遍的原则讲，对其他地域不公平。但在特区内部应该是公平的。改革就是以不平等为基础推进的，但这要有地区补偿措施。
另一种更重要的公正是提高劳动者收入。日本实现强国计划后，却打了“二战”。战后反思，经济发展是为了提高国民生活水平，所以才有工资翻番计划。国民财富与百姓收入同步提高。
但是权力强势主导的改革，是否会被锁定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状态，导致很难实现这些目标？
现在的确还没有先富带动后富的具体路径。或者说，有口号，也有路径，但没有动力和能力去做。需要靠具体的制度建设。
除了转移支付，在微观层面，企业要承担责任，给工人更高报酬，对先富起来的人，按照收入水平征税。
工人与农民的组织权利要落地
工人零散，资本强大。工人应有组织起来谈判的权利。政府不应直接冲在第一线，成为大家不满的对象，应成为第三者，既不代表工人，也不代表资本家。
不要统一规定最低工资，企业困难时，工人可能愿意接受比最低工资更低的工资。
农民最大的资源是土地，但征地的财富转移高达几十万亿。现在，集中居住、大规模拆村造城，农民在继续受损。把土地明确给农民是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不一定要私有化。有的村存在集体观念，但土地村民承包。如果无法私有化，土地集体所有也未尝不可，可以尝试股份制。股东开会决定重大事项。集体与被集体，有本质的区别。
教育公平与民族平等
对底层民众来说，通过教育改变命运是一条好途径。但教育领域往往有三种学生：公费生，自费生，条子生。这种情况下，怎么谈教育公平？
那些具有同样自然禀赋和愿望的人，应该具有同样成功的前景。这不仅要求宪法权利平等，还要求政府对现实存在的教育、就业、资本获得、地区歧视等采取积极手段，进行矫正。
有时是表面平等，实际不平等。九年义务教育，城市比农村的基础好，用一个标准公平吗？比如英语考口语听力，有的农村孩子连设备都没有，怎样公平？
教育资源的投入，要相对均等。不能偏城市、重点学校。政府应通过补贴鼓励优秀老师去落后地区，教育资源的分配应该按人头而非地区来。大学也是这样，北大清华投好几个亿，其他大学就少得多。
民族问题上，如何实现平等？
应该促进平等的社会政治权利，要反思传统的优惠政策。如果只给大量救济和优惠，长久来看是有害的。少数民族的权利与民族区域自治还有待全面落实。
为什么美国不怕联邦会分裂？因为有违宪审查制度，选当地人也没关系。
尊重比给救济更重要。法治国家，那么多移民、宗教、种族、语言、文化，怎么融合起来？尽量做到一切平等，谁都有希望得到尊重。先要有机会平等，才能谈适当的救济和优惠，界限要清楚。
万一，企业内部有一些有意无意的民族歧视怎么办？
法院可以判一两个案子，胜诉了，少数民族会觉得自己被公平对待。政府应该提升少数民族获取平等的能力与机会，使其感觉到人格上的尊重。
政治权利第一，社会福利第二
上面谈到税收、劳资、工农、教育、民族等各个方面，要想达到合理的状态，说到底，需要权利的平等。权利平等我们追求多年，突破点在哪里？
政府以前一切都包，谈不上什么公民权利。市场改革开始时，有很多权利缺位。
但即便在发达国家，这也是一个过程。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政府完全不管，社会贫富差距拉大。马克思的时代，一些人把牛奶倒掉，一些人饭不裹腹，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冲突。
1930年代，危机爆发，社会不可持续，政府开始介入。工人反抗、妇女运动、黑人运动风起云涌。弱势群体们首先争取的是政治权利。19世纪后期要求普选权，选举政府。20世纪初妇女争取权利，随后是种族平权。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才基本完成这个过程。
这意味着，首先要让政府权力来源于民众，受控于民众？
民主选举才能既制约权力，也制约资本。否则，权力一定会与资本结盟。不能靠空洞的政治口号、良心或道德的力量。
选举制度还能在第二次分配时监督制约政府。否则，政府有了钱，花钱的排序可能就是：先提高公务员工资待遇，再改善办公条件、住房，再换车、吃喝旅游，再城市改造，最后才是老百姓与边缘地区的福利。
选举制度不只保障权力的稳定交接，还是保证社会公正的根本措施。
也就是说，弱者的政治权利会给自己带来基本的社会福利？
美国，罗斯福新政分两步，1930年代出台了大量保护劳工权利的法律，保证工人组织工会、受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的权利。德国更是将社会福利作为个人的财产权加以保障。如果德国政府没有提供养老、医疗服务，宪法法院会判它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
那时美国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理论，罗尔斯的正义论：它认为不公是社会的基本结构造成的，现实中，公民的权利义务并不公平。一个人生下来，社会地位和自然禀赋有差异，而政府的使命，就是实现社会正义。
国家被认为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代表。避免自由资本主义那种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罗尔斯把权利分成了几个层次。
第一个层面，公民的自由、财产、生命、政治权利绝对平等。
而在社会经济权利层面，首先应该遵循机会平等原则，其次也应有差别原则。它跟政治权利不一样，不是绝对平等，是相对平等。
差别原则是说有时也要讲不平等的分配？
只有在给弱者以补偿时，这种不平等才是可以接受的。就像用公共财政发红包，只能发给弱者。政治权利要绝对平等，社会经济层面承认差别。
很多地方政府发红包，根据本地人外地人来区分。
不仅如此，引进“人才”时，还给老板奖励汽车，给他们的子女高考加分。这种社会权利的不平等，首先是政治权利缺失。政治权利的缺失，是经济社会权利缺失的根源。
今年（指2010年）修改了选举法，农民跟城市居民平权，这还是表面的改变。
如果一个城市，如东莞，有三分之二是外地人口，却没有选举权，本地人都成了管理者，外来者是打工者，政府自然就是一个维护资本的政府。如果政府选举产生，外来人也有投票权，就不仅仅是维护资本的政府，有可能变成一个维护工人利益的政府。当然这也有问题。但会通过选举来平衡，上台下台，就是资本跟劳工平衡器。
一个机会平等的社会，给每个人以希望。应强制要求企业不是根据民族、长相（不能贴照片在简历上）、政治面目、关系来用人，而是以岗位要求来用人。
但是，不能像计划时代追求结果的公平，只能机会公平。否则，社会就没有动力和竞争。天赋有差别，对能力不行的人，适当二次分配。
换言之，在权利平等之后，不能过度地二次分配，否则就会保护懒人。有数据说，美国1975年被归入最穷的五分之一的人口，到了1991年，只有5.1%仍然属于这个群体。
保护懒人是发展的一个致命伤。但现阶段的中国，在具体制度上，歧视还无所不在，很多人被排除在权利与福利之外。
美国最大的吸引力是机会公平，鼓励人奋斗。黑人的民权运动，推倒了歧视的高墙，奥巴马才有机会做美国总统。
现在很多人之所以被排除在福利体系之外，是因为财政承担能力?
并非没有财力支持，财政比GDP增长得快多啦！但是，很多财富被不公正地分配掉。第一次分配不公正，第二次分配权力又自肥。很多人考公务员，都知道有利益。全国公务员耗去了财政的35%到40%。发达国家，政府养公务员的不超过15%。用于社会福利的要超过财政的50%，我们只有8%到12%。另外，花在维稳、直接投资上的也太多了，还有很多流到权力接近者身上。
香港经验：建立平权委员会
具体来说，要怎么改变这种现状？
第一步是放开户籍限制，实行居住地制度。平等地选举，改变政治生态。
第二步是实现社会经济权利的平等。每个人在经济竞争中是公平的，社会所有的职位都平等地向所有人开放。
第三步，社会福利的分配也应平等。现在的社会福利和机会都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社会差距拉得很大。大坝里外的水位差距很大，一旦冲垮怎么办？部分人被养得很好，就不肯改。改革越早越好。
香港1996年建立平等机会委员会，内地可以借鉴哪些经验？
反就业歧视法、平等机会委员会两项制度推出，是反歧视的重要措施。对个体与国家的发展，都很重要。
香港的这个委员会受理申诉，进行救济。它是一个半行政性的机构，免费、便利，没有诉讼那么复杂，致力于消除性别及残疾歧视，推动男女之间、残疾人与健康人之间的平等，负责制定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家庭岗位歧视条例等。香港靠这个解决了90%的平等问题。
建立社会公平的制度是未来的趋势。近些年，在台湾地区、香港地区、韩国都建立了这样的机构。欧洲是1990年代中期才发展起来。欧盟经济一体化，把反歧视看得很重要。资本整合了，如果没有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就做不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我们需要在这方面立法和设立制度。反就业歧视是涉及到中国深层经济发展的问题。人力资源有效开发，能激发社会的创造性。
平等机会委员会有权力罚款吗？
有的是调解的，有的是准司法性的。如果雇主不服，要去法院起诉，胜诉的机会很少，法院可能判得更狠。杀一儆百。
如果涉及到政府怎么办？
香港几任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席都比较独立。有一个判行政当局失败，结果不受政府欢迎，下台了。后一任跟政府跑，又不受老百姓欢迎，他也下台了。
大陆有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妇女联合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也有妇女权益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教育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似乎起不到这种作用。
它们是行政机构，起不到这样的作用。平等机会委员会跟妇联、残联功能完全不同。这些法要有效，要有投诉机制，有专门的执行组织。
政府可提供空间建立一个民间机构，开展民间评价，公布那些有就业歧视的企业。只要形成舆论，企业就会忌惮。北欧有议会监察员，凡是企业有违法行为，都会上他的黑名单。
企业手册上不能有歧视性的内部规定。比如南方周末，招聘时就不能有歧视。
要有NGO帮助弱者平等参与。一是培训弱者，帮助弱者诉讼。陆军的“肝胆相照”（注：乙肝公益网站，陆军为其权益版版主），就是做这些事。如果有很多这类NGO，社会将非常不一样。
2018-08-06
本文编写参考资料
1、《蔡定剑访谈录—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2、亡羊补牢，“已经晚矣”（王丹）2018-06-25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3、多维网、新唐人新闻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