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获得卡夫卡文学奖的中国作家阎连科8月28日在英国接受外媒专访时对现在的外国领导人不大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表示遗憾。 在中国，曾有不少作家和媒体人因触及敏感话题而像阎连科一样被禁止出版作品。政府不断压缩言论空间的情况下，那些目前还在中国大地上写作的人士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
这位在中国极具争议性的作家星期二接受法新社专访时谈及创作、人权、贸易和外交等多个主题。
他特别提到，外国政治家对与人权自由相关话题的关注度低于以前。
“（人权问题）非常有意义，这是中国需要面对的问题。问题是（外国领导）没有以前谈得多了。他们更关心的是贸易、金钱、合同，不太关心这些事情了。”
资深媒体人凌沧洲同意阎连科的观点。他认为，现在的欧美领导人缺乏政治上的远见。
“人性本来就是自私的，很多西方的政治家都被银袋收买了。（中国）对外把自己包装成孔子的传人，没有太表现出极权主义扩张的态势。这就蒙蔽了很多西方的政治家。”
杭州作家昝爱宗也说，如果外国领导人对中国强硬一点，中国的人权状况会有一些改善。
“美国总统好像没有关注这些问题。你（外国）不给他（中国）施加压力，中国领导人还以为你怕他。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打压出版自由、侵犯人权，要经济上制裁你，那中国应该会做出一些让步。中国领导人还是比较在乎美国的态度。”
据了解，阎连科因揭露中国现实问题及体制弊端，其多部著作遭到政府查禁，因此有“禁书作家”之称。放眼中国一些创作涉及争议性话题作品或批评政府的作家和媒体人，其实都有着与阎连科相同的遭遇。
昝爱宗举例说，作家在社媒上发文会遇到重重困难。而他作为关注人权和社会问题的作家经常受到国保的恐吓和骚扰。
“例如我们发一篇文章，不知道哪些字是敏感词，发上去说通不过，但也不告诉你原因，那文章就发不出去。等你想方设法，好不容易发出去了，文章就会被以违反互联网规定为由屏蔽掉。也就是说，你可以写，但你发不出来，发了以后马上给删除。”
另外，北京当局自今年6月疑似再次收紧出版限制。一间北京的独立书局被要求下架一批已通过审查、包含纪实文学丶历史学术着作丶宗教等题材的图书。那么，中国到底有哪些话题是在不能触碰的范围内呢？中国的审查制度是怎么运作的？作家如何面对不断紧缩的审查底线？
凌沧洲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有两种审批情况。
“一种就是作家自我审查。好像一些经验老道的作家、媒体人自己知道那篇文章会被枪毙，过不了关。另外一种就是层层把关。包括编辑、主任、总编等审核重大题材的部门把文稿或书稿调过去审查，这样的结果就是很多书稿、文稿无法通过。
昝爱宗则指出：“说美国好的都不能碰。‘宪政’这两个字不能说。涉及到反对宪法、妄议中央政策、讲宪政的都不允许。讲宪政就等于说违背党的领导，你说宪政就是宣扬西方那一套。还有就是宗教和民族话题也不能碰。”
他还补充表示，中国审查制度之严，中国媒体连“拍马屁”都要格外小心。
“涉及到党和领导人的重大话题，无论是出版物还是报道，一律以新华社为准。其他媒体不能自作主张报道。不能有自选动作，只能做规定动作。像梁家河也不能随便报道。”
中国很多被禁止发行的书籍都会通过香港或台湾的出版社、书店出版销售。但在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发生后，这些“政治书籍”的生存空间似乎也遭到扼杀。
凌沧洲对此表示：“出版的沟通渠道有一定的难度。作家写作是一种表达，他希望和读者互动。书运不回来或者不能在大陆销售，其实也是一种变相封杀。”
凌沧洲感叹，作家和艺术家需要表达独立的声音、个性，而极权社会却容不下这些特质，在中国从事创作工作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但他认为，中国的政治气候如天气般变幻莫测。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严寒的情况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中国作家还是有出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