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修宪（网络图片）
2018年，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修宪吸引了全世界无数政治观察者的目光。3月11日，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八二宪法）的第五个修正案，取消了国家主席和国家副主席的任期限制。至七月中旬，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格拉玛报”（Granma）也公布了古巴宪法修正案的相关细节，其中特别提到了新宪法将设立总统任期的限制，总统任期每届5年，只能连任一次。
现在观察中国和古巴两个国家，真是非常的有意思，今天古巴的国情和面貌，几乎就是中国几十年前老照片中所展现的情况。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容貌上，如果仅从表面来看，中国可以说日新月异，引领着世界的潮流，“中国制造”及其廉价的商品，也已经如同空气一般无孔不入地弥漫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中国的变化之快，非常容易让人产生那里时间的指针已经转动得犹如脱缰的野马这样的错觉。
而在古巴，世界则完全呈现出另一种景象。那里时间仿佛已经凝固停滞了，首都哈瓦那（Havana）满大街奔跑的汽车，样子看上去还是上世纪50年代制造的产品，半个多世纪以来，那里的市容也几乎停止了变化。这种“凝固的美丽”，反而成了无数发达国家忙碌的都市人用来暂时逃避现实的度假天堂。在哈瓦那，在明媚的阳光里迎着清醒的海风，乘坐在描绘得美轮美奂的老爷敞篷汽车里揽胜兜风，静静地听着加勒比风情热烈又美妙的爵士音乐，坐在路边馆子里就着海鲜喝着冰啤与知己一起享受片刻悠闲消磨时光，已经成了国际社会对这个美丽的岛国最直接的认知。
然而，今年这两个国家都提出了修宪，并且在同一种政治制度下又各自赋予了新宪法两种方向截然不同的政治走向，这必然会让观察者们认真仔细审视修宪可能会对这两个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产生何种变化，以及未来对两个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可能会产生怎样的长远影响。
中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了国家主席和国家副主席的任期限制，在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反响。当然这种反响同样也包涵着截然不同的两种层面，一面是制造伪民意的官媒极力吹捧，将修宪美化为时代大势所趋、党心民心所向，具有伟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而另一面，微信、微博上民间差评如潮，称之谓开历史倒车，复辟帝制逆历史潮流而行。相对而言，除了部分海外媒体发表了一些中文评论文章之外，对于中共修宪，国际社会则大多处于更为谨慎的观察之中。在那些海外发表的文章中，许多文章对中国修宪的评论也往往只是停留在对专制独裁和个人的贪权上加以嘲讽、蔑视、批评和批判，缺乏真正理性地去挖掘和寻找历史的规律和制度的原因加以深入地分析和评论。
在最近一期英国出版的The Economist（《经济学人》）上，一篇Cuba’s New Constitution, Less than Meets the Eye（《古巴新宪法，肤浅的表面文章》）的评论，对古巴今年的修宪简略做了一番剖析。阅读这篇文章，我获得更多的并不是对古巴现状有了更多的了解，而是让我重新回想起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的历史，并以此来再度审视国家在中共的领导下走到今天，却又想回到那个早已无法回去的专制政治年代这种矛盾现状的原因。
在毛泽东去世、“四人帮”粉碎，中国政治上迎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的1976年，古巴在革命领袖和共产党第一书记菲德尔·卡斯特罗 （Fidel Castro）主持下，古巴共产党政权在2月15日通过公民投票产生了古巴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与当时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一样，古巴宪法同样是以“人民”和“工人阶级领导”的名义，来实行一党专制，描绘出一幅未来共产主义的诱人蓝图，给天下民众画饼充饥。而对于国民经济最主要的命脉，如：土地（小部分住宅、自耕农地除外）、海洋、矿藏、森林、金融、外贸、交通运输、农庄、工厂等重要资源、财富和生产资料，则以“全民所有”的名义，全部收归国有，也就是全部实际掌控在古巴共产党手中。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世界上实行这种违背客观规律制度的国家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真正走向繁荣和富强，他们除了造就一大批特权阶层外，只能将国家和人民带向灾难。古巴还算是其中很不错的一个，它至少没有发生巨大的政治动荡和大饥荒等人祸，但僵化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几乎让这个加勒比海上富饶的岛国与世隔绝，经济萧条，发展停滞。怎么摆脱这种困境？
我们不妨先来简短地回顾一下古巴走向经济改革的时间线。1953年7月26日，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Raúl Castro ）兄弟俩的领导下，古巴革命者打响了古巴革命的第一枪。1959年1月1日，起义军进入哈瓦那，宣布成立了革命政权。之后，菲德尔·卡斯特罗成为古巴“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直到2005年6月因病住院，权力暂时移交到劳尔·卡斯特罗手中。2008年2月19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公开表示不再寻求担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事实上，他在2006年已经将权力全部移交给劳尔·卡斯特罗。2011年4月16至19日，古巴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古共新的领导机构，劳尔·卡斯特罗正式当选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古巴时间2016年11月25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去世。今年4月19日，86岁高龄、年衰岁暮的劳尔·卡斯特罗将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这一职位移交到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Miguel Díaz-Canel）手中。7月22日，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通过了修改宪法的文本，并向社会征求意见。古巴想凭此迈出改革的步伐，摆脱经济上的困境。
这一情形，与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总体有诸多相似之处，虽然中国的情形更加复杂，人祸也更加严重。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经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和文革十年浩劫和动乱，中国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全面崩溃的地步。华国锋根据毛泽东“你办事，我放心”的手迹，接过他手中的权力，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权力斗争非但没有减弱，而且更加尖锐复杂，“元老”摄政盛行，邓小平逐渐成为幕后真正的权力中心。1981年6月29日，胡耀邦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82年9月12日起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此时的中国，同样面临着变革的大潮，不改革是死路一条，但改革究竟应该向哪里去？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今天古巴的修宪一样，新宪法理所当然地将“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在经济上，新宪法仍然确立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营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对于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宪法明确都属于国家所有，并首次把城市的土地规定属于国家所有；把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明确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宪法还确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这些条款，事实上仅用一纸法律的形式，就无可辩驳地剥夺了无数自然人和法人固有的合法财产，也为日后政府的“房地产经济”埋下了伏笔，依靠城市房地产开发实现经济上的快速增涨。
在古巴1976年版的宪法中，宪法只承认公有制模式的经济体，但是现在这已经成为阻挡古巴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从2017年1月到10月的统计数据来看，古巴已经获得了20亿美元的外资直接投资，并且国内还有60多万自雇职业者。从古巴现有的法律条款来讲，这些外资的投资和个体经济模式的出现都属于非法经济。这种情况，同样也发生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八二宪法明确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营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在八十年代，这些条款成了来中国投资外商的心病，因为外资并不受法律的保障。当时袁庚领导深圳蛇口经济特区建设时，就多次提到外商要求提供法律保障的问题。
但是，法律对经济发展的保障问题，只要权力不受外力的监督和制约，从根本来说，这种法律上的保障说到底也只是一个表面的、肤浅的技术问题。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之后的今天，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很清楚的看到这一点，这个社会只要还有特权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就只是一纸空文。事实上，这一点早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就已经清楚地显现出来了。在八十年代初期，当中国的个体经济打破国有经济的垄断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市场上时，特权阶层就已经通过权力对资源的垄断来不劳而获谋取巨额私利，形成了庞大的“官倒”集团，这也是中国官场最早形成的大规模公开腐败的雏形。“官倒”不但扰乱了物资在市场中的正常流动，还严重阻碍了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这场官倒和特权猖獗泛滥的结果，直接导致了1989年春夏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发生反官倒、反腐败的民主运动，这场民主运动最终在6月4日被暴力镇压了下去。
“六四”镇压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向全国人民承诺：一、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要把清理整顿公司作为惩治腐败、解决分配不公问题的一项重要工作，切实做出成效来。二、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首先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做起。三、取消对领导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固定供应点的所有食品一律按市价、按市民定量供应；价格从经营业务接受物价、工商部门的监督。 四、严格按规定配车，禁止进口小轿车。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一律使用国产车。五、严格禁止请客送礼。六、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七、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案件，特别要抓紧查处大案要案。
但是，一个不受监督和约束的权力是不可能会从历史的经验中去真正吸取教训的，在没有外力的推动下，体制内部更不可能会有洗心革面的政治体制改革。在以韬光养晦的经济改革取代了人民呼吁的政治体制改革后，房地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高速发展，成了地方政府实现GDP快速增长、加快扩大财政收入的共同捷径，也造就了大批中国式富豪的诞生。与此同时，房地产业和基建项目也成了官场腐败的催化剂和制造官民对立矛盾的主要源头，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进一步加剧。由于各级政府和官员从中都有巨大利益可图，发展房地产业和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已经成为政府推动经济虚假繁荣的最主要手段。但是，这种依靠房地产的快速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投入刺激的经济发展，从长久来看，一定会严重损害中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将会成为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的沉重经济负担和历史的包袱。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第143个正式成员。应该说，这是中国又一次经济腾飞和发展的巨大契机。但是，一个缺乏监督、不受外力制约的权力在特权和腐败的垄断和把持下，人民没有话语权，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没有惠及普通民众，国家也没有融入国际社会的文明之中，相反贪污腐败官员和不法分子及其家属却带着大量赃款走出了国门，遍布全球。国家加入世贸时的庄严承诺没有兑现，但权力无知和贪图的野心却已经膨胀到了极点，修宪后不久就与美国高姿态地极度对抗形成贸易战，终于在政治上、外交上、经济上遭受多重紧逼，步入内外交困、孤立无助的困境，自己把自己打回到万劫不覆的麦城边缘。
今年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现在再从中国和古巴两国修宪作为起点，来剖析这场改革开放的成败得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场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由于缺乏相应的政治体制向民主化的深化改革，经济的发展非但无法带动社会取得长足的进步，反而严重加剧了政治上的全面腐败和社会的不公，将中国的矛盾向更深层次转化。审视40年经济改革发展的历程，现在我们已经完全看到这些无法隐藏、不可勿视的严重负面状况是：政治上决策失误浪费严重、贪污腐败猖獗、权力全面回归到独裁专制的局面；法治上普遍出现司法不公、冤假错案遍地、有法不依、蔑视人权状况泛滥、司法腐败严重；经济上依靠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刺激、拉高经济增长；依靠廉价劳动力大量出口拉动经济，这两者在腐朽的政治、法治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使得经济泡沫越来越严重，人民生活负担沉重，内需疲软，资源消耗浪费惊人，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税负沉重，出现民营中小企业破产潮、外资企业加速撤走的衰败局面。在自然资源和环境上，河山破败，大地、水源污染，天空雾霾肆虐，自然资源频临枯竭；在社会公德上，医院、教育成为谋财的利器，社会诚信普遍丧失，市场上假货、有毒有害食品泛滥，毒奶粉、毒疫苗时有所闻。这些负面状况对中国现在和未来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这些年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成为中国社会长久的、最大的不安定因素。在这种人怨天怒、维稳压力日益加大的情况下，修宪所传递出的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国家又将从改革开放回归到一个似曾相识的专权封闭的时代，完成一个代价无比巨大的悲壮轮回。
由中国40年经济改革的成败得失可以看到，只要古巴在政治改革上没有迈出坚实的步伐，那么现有制度下依靠修宪来保障经济的发展，最终得到的也只能是昙花一现般的虚假繁荣。中国经济改革40年的沉重代价，已经可以成为古巴制定改革开放政策，用来吸取教训的一部鲜活的历史教科书。
可笑的是，在经济改革彻底失败后再想通过修宪来重塑个人的威望去挽救危局，那么这场修宪本身就已经陷入了无法自拔的尴尬和矛盾之中：一方面权力肆意违背宪法，使得宪法既保护不了公民的政治权利、人身和自由权利，也保护不了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另一方面，权力自身却想通过修宪让至高无上的权力终身制成为合法化，让宪法保护权力长盛不衰。但是，这种逻辑上的悖论注定不可能成功，既然宪法如同一张废纸无法保护人民的权利，又怎么能保得住领袖的权力？历史上一个比较接近的例子就是：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曾经也被“庄严”地写进了党章，但他最终得到的结果又是如何？
今天，再提到修宪，再提到重塑个人崇拜和独裁专制，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并不仅仅出自个人对于权力的贪图和野心，而更在于那个滋生产生个人崇拜和独裁专制的那片土壤、那个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封建腐朽的专制政治制度本身。这个封建腐朽的专制政治制度，才是造就个人崇拜和独裁专制这种现象重现的背后那头真正恐怖的怪兽。
今年中国和古巴两国政权的修宪，仿佛也成了钱钟书笔下的《围城》。古巴共产党望着城外的美景，羡慕不已，想通过修宪打开国门走出围城，实现渴望已久的经济腾飞。而中国，在改革开放40年之后，又从经济腾飞的巅峰轮回到政治、经济、社会、民生的全面溃烂，政权又一次面临执政危机和分崩离析的困境，也想通过修宪，再筑起城墙，以重塑个人的执政威严，来重温中共的执政权威，回到那个事实上早已不可能再回去的时代。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后的今天还会发生，只能说明这个国家的灾难还只是刚刚开始。
The Economist在文章末尾，引用了古巴现任领导人的一段讲话作为总结：
“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上称：美国的贸易禁运，是古巴经济艰难挣扎的根源。这情形，就如作家奥古斯托·孟太若索（Augusto Monterroso）所写的一行字小说《恐龙》（El Dinosaurio）中描述的那样：‘当他醒来时，恐龙还在那里。’（When he woke, the dinosaur was still there.）其实，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共产党自己。”
的确，只要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本质不变，再怎么改革，再怎么修宪，都无法摆脱这种困顿的局面：一觉醒来，那头“恐龙”依旧还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