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的上次节目中播出的《王震的少将秘书说服习近平“为毛主席恢复名誉“》一文引述了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的看法：从习近平和他周边高级顾问的视角来看，他们是在用他们所最熟悉的话语和思维方式，来看中国的历史和未来。而这些人最大的悲剧就在于，他们整个思想的形成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贫乏也是最野蛮的时期。
“他们基本上都出生在50年代，这批人的意识、思维和世界观，一方面反映出有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也就是他受了迫害成了时代的一个牺牲品，可是他只能理解那个时代他的生命的意义，只能在那个时代的框架下，来解释他生存的价值。所以他对那个时代的荒诞，反而有一种依恋。因此他表现出的任何行为和思想，只能是那个时代的结果，而不能超越那个时代。就像马克思讲的，我们可以改造历史，但我们不能脱离现状来改造历史。就像我们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超越地球一样。其实习近平和他周边的这些人，就反映出了这样一个历史的悲剧。”
其实，习近平本人到底应该算是“文革”的牺牲品还是“文革”的受益者，也还是 一个非常值得商榷的问题，留待日后专文讨论。此时受到夏明教授的启发，想起当年在北京抢白过的一个叫曲啸的共产党政权吹鼓手。
太过年轻所以不知道曲啸其人的可以上网查询一下上个世纪整个八十年代里整个中国大陆无人不知的“当代牧马人”曲啸是何许人也：
1932年出生于辽宁省金县，父母以挖煤为生；1951年大年初一，父亲被苏联汽车轧死；1953年考入东北师大；1957年被打成“右派”，不久被开除公职并送劳教……。 1966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68年被判20年有期徒刑；1979年被无罪释放，后任中宣部局级调研员。
曲先生的“著名头衔”，源自1982年由谢晋执导并在全国热映的电影《牧马人》，影片改编自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原本与曲啸无关，但几年后因演讲而出了名的曲先生，人们发现他也有在嫩江草原放马的经历，“当代牧马人”的头衔便应运而生。一时间，人借影势，影借人威，人们便把影片和小说里的主人公说成是曲啸本人，曲先生也便超越“启迪青年心灵的灵魂工程师”北京师范学院教授李燕杰、“党的文艺工作者”中央歌舞团演员彭清一而位列“新中国三大演讲家”之首。
大概是一九八七年前后，笔者在北京师范大学奉命接待了这位曲啸，将他从学校招待所一路引领到为他准备的演讲场—-学生食堂的大饭厅，走到门口的时候，听见主持人已经宣布“热烈欢迎曲啸同志来到我校…..”,我赶紧请曲啸进去，没成想他进门后朝主席台上看了一眼扭头就往外出，还把紧随其后的我推了一把。回到门外曲啸立刻以质问的口气问我，那台上坐的是不是东北来的陈某某，我回答”是啊，他是我们学校新来的党委书记啊？“
“我恨死他了，我不能和他同台。当年就是他主持把我打成右派的……”，曲啸胀红着脸，说话音量之高，相信当时的会场里面都能听到。
当时在场的只有我和曲啸，眼看他满脸深仇大恨的样子，大有“拒讲罢演”的架势，立刻斗胆回敬了他几句：“曲老师，您不是说过母亲错打了孩子孩子怎么能怪母亲吗？陈书记当年是你们东北师大的党委书记，是代表党让你当‘右派’的……”
说到这儿我停顿了一下，这位曲啸立刻摆摆手不让我再说下去，定了定神，虎着张脸进了会场……
日后笔者再没有特意关注过这位曲啸，一两年前有北京来美国访问的朋友说起笔者在自由亚洲发表的《中南海里的“仇将恩报”》一文，朋友推荐上网拜读了内地知名博主李宝元在财新网上公开发表的文章《恶妈虐子儿感恩》。
李宝元先生认为：从进化心理学及发展心理学的观点来看，人是可以被驯养的，新生婴儿会与最靠近的有力成人形成一种情绪依附，以最大化周边成人让他至少能生存（或成为理想父母）的可能性，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可能是由此发展而来，这是“角色认同防卫机制”的重要范例。从“恶妈虐子儿感恩”，到“捂着伤口唱赞歌”，有着一脉相承的社会心理及制度文化逻辑，的确是一种荒诞病态的群体国民性。这里举一个受虐20年但依然感恩恶妈并感动千万家亿万人的“好儿子“故事。这就是曲啸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做过无数次的“心灵鸡汤”式演讲。曲先生通常都是“以激动的心情”回忆了他在舞蹈演出中第一次见到伟大领袖并有幸握了毛一个手指头的场面，而后诉说当年不堪回首的往事，“我也有跟你们一样……的机会，可是，我却被打成右派还进了监狱。”从1957年被打成“右派”到1979年无罪释放，期间共接受“妈妈”长达22年折磨的经历，但最后落脚点都是“D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以感恩戴德、涕不成声的情形结束……
这里需要提示的是，李宝元先生的这篇文章是2015年刊出的，只能用英文字母D代表“党”字。
李元宝先生的文章接下来介绍了源出自北美知名撰稿人闫润涛先生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故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曲啸到北美给留学生做巡回演讲。听了曲先生在国内已经讲过千遍万遍的“感人故事”，在国内听惯了说教的大陆留学生们反应平淡 ，但经常向中国大陆学生控诉蒋介石独裁残忍的来自台湾的爱国愤青教授汪荣祖却“不正常”了。他脸色通红，站起来激动地说：“我过去只知道蒋介石国民党是如何独裁，如何玩政治，不诚实，专门欺骗台湾人说共产党毛主席是多么独裁，多么血腥，多么残酷地对待不同政见者。对国民党的宣传我从来都反着读，绝不相信国民党的骗子把戏，而真心相信大陆共产党的报纸，因为那些报道都是跟国民党的说法相反的。可是今天，曲啸教授的句句血、声声泪的控诉简直是太邪乎，太令人愤怒。”
汪愤青那种被欺骗后幡然醒悟的愤怒情绪已无法阻止：“什么亲娘，可如此长期地打自己的孩子，那还是亲娘吗？比后娘都残忍，还有什么资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诚于她？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文明国家都是非法的，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这种失控的可怕局面，曲啸教授在国内从未遇到过，他的嘴唇在颤抖，他的腿也在颤抖，突如其来的打击如同晴天霹雳打得他晕头转向，他不知道是该坐下听，还是继续站着等待问问题的讲完后给出回答……他那极端心理崩溃的眼神在苍白的脸上折射着死人般的昏暗，令你感到寒冷和哀凉，那已经不是失望，那是一种将心灵的伤疤赤裸裸揭开后显现的绝望。
李宝元在他的文章中描述说：可以想象，在汪愤青这么一击之下，曲啸万般苦痛浮于眼前，千种思绪涌上心头……回国不久，曲啸大脑就出了毛病，1991年9月瘫痪，2003年8月病逝。
李宝元先生分析说：人们可能会说：曲啸不记共产党的仇可以理解，但反过来唱赞歌却令人费解。其实不知，长期假大空洗脑宣传可以将人性扭曲到无耻的地步：在清楚地知道欺骗不了他人的情况下，只要还能说服自己，他就可以继续自欺下去；只有当完全不能说服自己时，精神支柱才轰然倒塌，精神分裂便在所难免。曲啸先生在汪发言时突发精神崩溃，一定是因为说服不了自己了，一定是无法再强迫自己捂着伤口唱赞歌了……。
李宝元在他这篇文章的结尾写道：尽管后苏联时代不再是典型意义上的极权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逐步从极权时代走向了威权时代，但别忘了，那部“恶妈虐子儿感恩”强大洗脑宣传机器还在！
比李宝元先生文章内容之大胆更让笔者吃惊的是，进入百度词条查找“曲啸”，居然会有如下内容： “……曲啸到美国给留学生做巡回演讲。但在美国第一站就被爱国华侨，近代历史学家汪荣祖教授揭穿其谎言，令他不得不中断演讲计划回国。这个事件导致了曲啸心理崩溃。曲啸回国后也没有休养过来，不久就大脑出了毛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