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彩，上世纪60—70年代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地主刘文彩，整整两代中国人脑海中邪恶凶残的形象；
恶霸地主刘文彩，一个被强大国家机器和无数文学家艺术家打造的地主阶级总代表；
……
当年，山呼海啸的宣传报道、怒火中烧的控诉现场、传遍神州的《收租院》泥塑，在中华大地上扇起了惊天动地的仇恨风暴。
于是，大地主刘文彩和他的庄园，成了中共阶级斗争仇恨教育的一个重头戏，一提到刘文彩这个名字，人们脑海里便出现阴森的水牢、黑暗的地牢、恐怖的刑具、破烂的血衣；出现冷妈妈悲苦的泪水、罗二娘痛苦的呼叫、出现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这一切最后化归两点：一，对“旧社会”地主阶级的刻骨仇恨；二，对“新社会”共产党毛泽东的无限热爱。
因为，是共产党毛泽东推翻了如此黑暗残暴的“旧社会”，带领我们进入了幸福美好的“新社会”。
这个五十多年前的巨大“恐龙”，此时并没消隐在历史的长河。泥塑《收租院》仍在展出（包括在全国其他一些地方），每天观者如潮；其变种《威尼斯收租院》在国际最重要的艺术展览之一的威尼斯双年展上获得金奖……
从2008年起，我前后八次前往刘文彩家乡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采访，共采访了五十多名各类人士，其中有当年刘文彩的长工、雇工、佃户、厨师、丫鬟以及一些相关人士如坐“水牢”的冷月英的儿子、收租院泥塑的创作人员、原《收租院》展览馆馆长等。
下面是其中的几位：
刘文彩帮我建家园
刘文彩当年的雇工陈克明
讲述人：陈克明
刘文彩的雇工，1928年生
我住在安仁镇民安村5组，“解放前”是安仁11保7甲。那一年，好像是1936年，我才几岁，在读私塾。那天晚上，有人把我家房子烧了。为啥烧？有个叫吴篾匠的人，是一个孤人，他原来的屋基卖给了刘辉林（音），卖了后他去帮刘辉林碾米。他偷他（刘辉林）的谷子，刘辉林就把田拿给我们做，不给他做了。吴篾匠因此怀恨我们。晚上，他把酒泼在我们墙后面堆的草把子上，点燃。我们是草房，有14间，一点，“轰”地一声就烧起来。一刻钟都没得，14间屋就全部烧完了。
那天，徐达三（音）在刘总办（刘文彩）那儿帮他收谷子，他回来看到我们房子烧了，就来看伤到人没有。我老汉（爹）对徐达三说：“徐大爷，你到总办那儿去帮我们说一下，我们这么惨，全都烧了，我家十几口人，怎么办？”
徐达三第二天去找总办。总办说：“去告个码头（即去袍哥组织求帮助），弄点钱帮他修好。”
过了六天，没有动静，我们又找徐大爷。徐又去找总办，结果总办把这个事忘了。他马上说，那我去看看。当天下午，总办就来了，还扛了个鸟枪。我老汉给他下个全礼——跪下磕个头。
总办说：“起来起来，你们人伤到没有？”我们说，人没伤到，只是猪没有跑出来，烧死了。
那时正在修新公馆，总办说：“我去找两个人来看一下。”
他找了X汉轩（音）和刘四爸，一个是包工头，一个是泥工。他们来看了后第二天就开工了。
他们把修新公馆的木料拉来，打桩桩，门的框框是我们直接到新公馆去拿。这期间他还找了保长蒋奂村（音），叫他来帮忙整这个房子，材料不够就由他买，在他那儿去报账，反正要包修好。
花了多少钱我们不晓得，只晓得是100个工，同样的给我们修了14间房。
我们穷人送点啥呢？凑了只鸡，一个小盒盒，拿去给总办表示一下，人家花了那么多钱嘛。
我们下面还有一家也是刘总办帮忙修的，还在我们之前。那是刘清云（音）家，他家是烤火时把房子烧了。
1943年，我还不到15岁时就去给刘总办干活——修文彩中学。买木料、买板条、买石灰，全是我去，没叫泥工师傅去。我三个口袋，一个是我自己的钱，一个是师傅的伙食钱，一个是主人的钱。钱用完了又去拿就是了，又不起（查）账。
我们在学校干活，刘总办来转了耍，你不要招呼他，不要理他，埋头干你的。你停下活来招呼他说：“总办您来了”，就整拐了，用现在的话说，他不喜欢拍马屁。现在当官的，乡长、镇长，你要不招呼他，他不安逸（不高兴）你。刘总办正好相反。中学修完后，我又在老公馆（现在的陈列馆）里干活，他也是这样，不喜欢人拍他马屁。
那些年，逢年过节，尤其是过大年（春节），附近的穷人都要去找他，说：“总办，今年过不起年”。一般都给一斗米，至少给五升米。一斗米嘛42斤半。他对穷人很有些好。
交租的时候要招待饭吃，还有人专门去吃饭——帮别人挑石谷子，去后就在那儿吃饭。
有件事我印象很深。当时，一亩田交一石谷子，有些人是一石二。有户人家狡猾，把谷子打了后藏一部分，剩下的堆在那儿。来收租的先生——解放后叫“狗腿子”——看到交不够，就说：“你要坐班房（牢房）哟。”那个人就抱一床烂棉絮，叼一根水烟，来找到刘总办说：“我今年种出来的谷子交不够租，先生说要坐班房，我来坐班房。”刘总办说：“哪个喊你坐班房？交不够算了。你回去，明年整（做）好点。”
我在刘家干活一直到1949年解放。
解放后，1950年上半年，搞四大运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下半年，10月份，学习土地改革。这个时候我就到雅安做活去了。后来我回来，听说老公馆里有水牢，一个叫冷月英的女人还坐过，此外还有地牢等等。我不相信，我在老公馆干过活，从来没见过。还有，收租是真的，但那个“收租院”是假的，哪儿整得那么凶？那个弹子风机也不对，那是廖家的，我们租种过廖家的田，清楚。有些是别个做的事，他们搬到刘文彩身上。这都是那些反对他的干部给他安的，那个社会就是这样。他做的好事一点不说，不给他展出来，比如他修县中学，用了那么多田地，修好后他又捐了90多石谷子。
但是，我不敢说，老公馆是“阶级教育展览馆”，你敢说没得水牢？那些干部不整你呀？你说句真话就打成反革命了。外面的人来参观，干部就要给我们打招呼：“不准乱说话！”
解放后，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1957年）大鸣大放动员说：“你对毛主席有意见都可以提。”提嘛！提了你就走不脱！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一句话不对头就把你抓出来，好多人都不敢说话，我敢有啥说啥？但是，人家刘总办做了好事，我不能反起说，我只得什么都不说。
当然，敢不敢说我要看什么地方，还要看是啥子人。今天到你这儿（指他的朋友吴世跃家）我敢说；是合适的人我才说。政府来调查的，我知道说不得，你晓得对方是啥子人？万一是要整你的人呢？
现在我也是这样。
对了，再说说刘文彩帮我家修的那14间房子吧。它们在“大跃进”时全部被拆毁了。为啥呢？那时要搞亩产万斤，需要我家房子墙上的土泥砖去肥田，一下子就拆了。以后20多年我们一直没钱修房子，那些年，卖个鸡蛋是走资本主义，做点手艺要缴款，做点生意是投机倒把……直到改革开放，邓小平搞土地承包，我们才挣了钱，重新在旧地上盖起了房子。
采访时间：2009年8月22日
地 点：大邑县安仁镇吉祥街
世上哪有这个道理？！
原刘文彩佃户唐学成与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相逢
述人：唐学成
原刘文彩佃户
以前我家租刘文彩的田，有十多亩，我和我老头（爸爸）唐新顺都给刘文彩种田。家里养得有三头大黄牛。那一年，大概是1947年，我们欠了租，牛又被土匪抢了。那天，刘文彩出来，我老头遇到他了，一下子给他跪倒。刘文彩赶忙说：“你啥子事？啥子事哟？”我老头说：“今年天干（旱），牛又被偷了，欠了点租。”刘文彩说：“今年交不起就算了，明年再来嘛。”就这样，就叫我老头回来了，租也免了。过了几天，刘文彩派了两个人，给我们家送了一头黄牛来。那头牛我们一直喂到解放后，搞初级社时被集体牵走了。解放后要我父亲去诉苦，他坚决不去。
我们给刘文彩交租，一般每亩交一担一到一担二，一担谷子300来斤。刘文彩在我们这儿就有一个仓房，打谷子时，早上担去，回来做一阵活路又担去，那儿饭是长期开起，随便你吃。给刘文彩交租交湿谷子，田里打起来就交了，后来（解放后）交公粮必须交干谷子，晒好几回他都说不干，挑去好几次都上不起，老说谷子还不干，喊你“再晒，再晒！”有时，担去半个月都交不脱，不找熟人根本就上不起。刘文彩只交谷子，而且是湿谷子，其他就没有了，给共产党还要交油菜，交不起就交钱。
我老头是1957年饿死的，那个时候就没吃的了。那时，搞浮夸，没有产这么多粮，报些空头数字，要按那个空头数字交粮，要逼你承认你有多少粮食，要把数字填够，不交出来就要斗你，逼得你把口粮交出来，就把我们分得的口粮强行拿走，世上哪有这个这个道理？！
我老头在坡上割牛草，来不起了，我弟弟把他背回来，没粮食吃，他死了，有吃的我老汉死不了。
采访时间：2013年1月16日
地点：大邑县韩场兰田16组
唐学成与刘文彩孙子刘小飞相见时。
他救助群众
当年刘文彩雇工陈发洪
讲述人：陈发洪
当年刘文彩雇工， 82岁
我是解放前三年迁移到这儿来的，当时生活没得着落，去给总办（刘文彩）打工，最初做些杂活，扫地呀，打水呀，后来也帮他在唐场、苏家这些地方收收粮。我在那儿打工，玉米饭都没吃过，一天三顿大米饭，随便你挖（舀）。不是鸡就是鹅，不是鹅就是肉，那个生活还差了吗？总办对人好得很！他救助穷人，看你家里贫穷的情况发票，一升的，两升的，你就拿那个票到安仁街上的洋楼里去称米。现在安仁啥子房子都拆了，那个洋楼不准许拆，要保护。他如果不帮助穷人，会死好些人。那些没得办法的人找到他，说家里有困难，总办就掏出纸来，写个条子，让他去称米。他那个思想同毛泽东是一样的，救助群众，救助困难户。随便哪个帮他干活，不欠人家一分钱，干完活就拿钱。穷的人呢，就白送钱给你。文彩中学就是他修的，好多人，光木匠就是几百。这么大的篜子，一天要蒸多少饭？随便吃。做完活就给钱。他在整个安仁，说话巴巴实实（实在），轻言细语，不扯个把子（指讲信用，不撒谎），同老百姓处得很好。
问：《收租院》里说他凶恶得很呢。
陈：那个东西是伪造的嘛，是造他的舆论。说交不起租就牵人家的猪、牵人家的牛，尽是乱球鸡巴说。他要真这么干他还想不想有人来种他的田？那是不可能的事！假的！编造的！！
问：你饿过饭吗？
陈：统购统销时我就饿得心慌，浑身没得力，走不动，脚肿得这么大。公社化时（大饥荒时），一天只有二两米，最后连二两米都没得，唉呀，惨！就我们这一带，饿死了好多人！那日子，一会儿这个饿死了，一会那个饿死了，还没得人帮着埋。每个人都怕自己也饿死了。不过，我们家还没有死人，我们这个队死得也不多，为啥子？我们生产队在河坝边，河坝上种了很多萝卜、瓢儿子菜，有一、二十亩，我们去挖来吃，救了命。
采访时间：2013年1月17日
地 点：安仁镇苏家虹桥村
你敢“造谣”！
1964年，当局打造的“庄园故事”在强大的国家机器推动下，开始轰轰烈烈推向全国，成千上万的人来到庄园参观，接受“阶级斗争”教育。
可是，在庄园附近，居住有不少认识刘文彩、了解真相的居民。当局非常担心有人向参观者说出真相，于是，从1964年秋起，一场专项镇压和驱赶行动在庄园附近展开（该行动姑且称作“纯洁庄园周边阶级队伍行动”）。
“行动”先以抓人、打人、批斗、判刑为前锋，制造恐怖气氛，接着下达驱逐令，驱逐庄园周边一些当局不放心的农民。该令规定：没收他们的房子和所有家具等，而且工作必须当天完成！
人们被突如其来的灾难惊得目瞪口呆。他们没有感受过“水牢”、“地牢”的恐怖，但是，他们要遭受当局怕他们说出真相而施加的恐怖。
这些被驱逐者们都被定为“坏人”，在发配地他们被歧视、挨整、克扣口粮等等。
此外，对凡是敢讲真话的人，不管是“深受迫害”的长工，还是“阶级兄弟”的贫农，中共当局一律加以“造谣”的罪名，并以铁腕镇压。
该“行动”首先在刘文彩的近邻和亲友中展开，因为这些人最了解情况。
首当其冲的人叫刘福田。刘福田曾是抗战老兵，1937年出川抗日，抗战整整八年。后来他又在刘文辉手下当过连长，1949年随刘文辉部队起义。因他家没有田产，土改划成份时定为贫农。鉴于刘福田与刘家的关系，当局认为他最有可能说真话，便决定拿他开刀。1964年9月，刘富田被抓起来，罪名是刘文辉的“伪军官”。他先是遭到一阵暴打，然后被绑到各种会上去批斗，最后被定为反革命分子。1964年10月1日，本地开大会，刘富田被当众宣布逮捕，判无期徒刑。
一个起义军官的遭遇
刘文彩的近邻刘福田
讲述人：刘福田
1913年生
我最初在刘湘部队里当兵，跟着他出川去打过日本人，还随国军解放了香港，抗战后回到家乡。1949年时我是24军刘文辉手下的一个连长，当年随刘文辉起义，投奔了共产党。
我是本地人，对刘文辉、刘文彩很熟悉，他们怎么一步步走出来的我十分清楚，他们的为人我当然也相当了解。
也许是太了解了，他们对我不放心。1964年他们找个理由，说我是刘文辉的伪军官，把我抓进了监狱。
那时的政策是：凡是国民党部队里连长以上的军官，都是反革命。但我是起义的军官，不应当算是反革命。可是他们不由分说，硬说我是伪军官，是反革命。
他们把我捆起来，到各种会上去批斗，然后宣布逮捕法办。
把我抓走后，我的家人也被从民安队赶走。我大儿子刘德均已经与我分家，他妻子马上就要生产（生小孩）了。因安置地连床都没有，他们哀求宽限了几天。生了孩子不到十天，他们就被赶出了家门。
我入狱后，我老婆拖着另外三个孩子，生活很艰难，刚满三岁的小儿子只得送给了人家。
1979年后，平反冤假错案，他们觉得对我量刑过重（无期徒刑），于是把我放了，这时我已经劳改了十五年。
量刑过重不等于没有罪，现在都没给我平反。不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成都军区发给我一张起义证书，民政局据此每月发给我几百元的津贴。原因嘛，是因为我曾经是起义军官。
采访时间：2008年6月8日
地 点：大邑县安仁镇五星村
采访后记
从汶川地震灾区采访完后，我匆匆赶到安仁镇，听说刘福田已经95岁高龄，便立马赶去，路上，真担心他已经老得无法接受采访。
没料到他虽然耳朵有些聋，但视力仍佳，身体仍健，每天，还能骑着电动三轮摩托在乡间的路上穿来穿去。他说，当年整他的那些人，一个个都先他而去了，而他还健健康康地活着，每月，还在领取几百元生活费，享受“起义军官”的待遇。
只是，他和他的家人，从1964年起，再也没能回到他们以前的家园。
说真话就是造谣
讲述人：刘世柄
1936年生
陈列馆（即庄园）所在民安大队有三个生产队，民安一队、民安二队和民安三队。我家以前就在紧靠陈列馆的民安一队。我们全家解放前有30多亩田，土改时根据人口和田地划成分，我爸爸划成地主，他根据排行叫刘元明（音）。我爸这个人，人缘很好，又是个小地主，所以，土改时没受多少苦。我只记得有一次把他和其他地主们捆到文彩中学的操场上去斗。武装队的队长刘光原（音）来捆我爸，他对我爸说，你不要怕，今天主要是要扫你们的脸（即让你们出丑）。他说了这话我爸爸就不害怕，他后来给我讲，他旁边那些地主，吓得惨，以为要杀头。
我爸爸死于1960年，是饿死的。当时一半的人都饿死了，我们生产队死得只剩下七八十个人，这个事哪个都晓得。
陈列馆搞起来后，很多人来参观，有些参观的人就要问附近的农民关于刘文彩的事，比如说水牢呀等等。我的亲叔伯哥哥刘世润是民安的党支部书记，他的老汉（爸爸）有一天坐在陈列馆外面耍，参观的人从陈列馆出来，看到老人，就问他：“你们原来这儿做了水牢没有？”老人说：“啥子水牢哟，那个地方原来就比较高，是专门用来藏贵重东西的。”
就为这句话，刘世润立马被叫到公社去挨批评，并且警告他，不准他老汉再造谣。刘世润为这事气得在屋里睡了几天。
1964年，陈列馆周围，也就是民安一、二、三队，所有戴有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帽子的人统统被赶走，说是为了防止这些人说坏话、唱反调。所谓的“唱反调”就是害怕你说出刘文彩的真相。
我不是地主，但是我是地主子女，成分高，也要收我房子，强迫我外迁。我那时结婚不久，老婆刚生了娃娃，才四个月。我不走，他们就在我家的门上封上封皮（封条），我还是不干，把封皮给它撕来甩了，就不走。
很快有人给我报信，说公社党委书记孟富清（音）把一支手枪交给郑泽安（音），要他打上门来收拾我。郑泽安没文化，是个粗头粗脑的人，解放后当了武装队的队员。我得到这个消息，晓得大事不好，当即就弃家外逃，逃到外县去了。
他们打上门来，没找到我，于是强迫我爱人廖秀芳走。
廖秀芳：他们把挑筐上的棕绳抽下来，打算把我捆走，但是我娃娃不好办，于是就没捆。他们把娃娃背在我背上，用了条被子围起。我娃娃又哭又吐，在路过桤木河大桥时，我气不过，背着孩子就往河里跳，那时人多，他们把我拉住了。
刘世柄：后来我回来，已经回不了原来的家了。妈妈、妹妹都被赶走了。我也只得走了。在那个驱逐地，住的茅棚连门都没有，我便回去在自己家中下了一扇门来挡风雨，为这事他们又扣了我四百斤谷子。
采访时间：2008年6月7日
地 点：安仁镇川湘路
说真话要被抓去跪瓦渣子
讲述人：刘明忠
安仁镇个体饭馆老板，52岁
我在安仁街上开饭馆，同王大妈很熟习，王大妈长得白白净净的，就是这条街上的人。
当年外面来人参观，特别是有记者、学生来，总是找那几个女人去诉苦，一个是冷妈妈（冷月英），一个是罗二娘，还有一个就是王大妈。
王大妈诉苦时说，当年刘文彩强迫挤她的奶吃，又不给钱，剥削她、压迫她。
但是，一些老人们给我讲，刘文彩这个人很对，去交租，都请吃饭，大人小娃都可以去吃。交不起租子，他一挥手，免了！穷人过年吃不起饭的，他（刘文彩）还叫人拿给他几斗米、几块腊肉过年。
王大妈来饭馆吃饭，我当面问她：“你去讲阶级教育课，说刘文彩怎样坏，你真正是啷个看的？”她亲口给我讲，她说的全部是假话。她还说，我也是没得办法，要讨碗饭吃，如果说真话，要被抓去跪瓦渣子。
她还对我说，冷月英说她生了小孩后几天被刘文彩拉到他家去坐水牢，这可不可能？
我们当地风俗，生了孩子正在坐月的月母子是绝对不能迈入别人家门的（否则这家人就要倒霉），在封建社会，就是一般人家对此都要忌讳。刘文彩同她（冷月英）有多大的矛盾，要把一个刚生了小孩的月母子拉进家门？在提到她本人讲给刘文彩喂奶的事时王大妈说：刘文彩那么大的家产，不可能来剥削你的奶吃？但是当时必须要这样讲。如果不这样讲，她也要被戴尖尖帽，挨批斗。她还说，每次她们讲了（忆苦思甜）课之后，政府就请她们去吃顿饭。
龟儿子（骂人的话）编些谎言！完全是栽诬（诬陷）人的，王大妈自己就说她是栽诬刘文彩的。
我还晓得一件事。有一次有记者来参观庄园，上面叫刘元树（音）的妈去上阶级教育课，刘元树当时是队长（他现在还在），他对他妈说：“你千万不要说刘文彩对（好）哟，你要按上面的要求说，你要是说了真话我就要下台，乌纱帽要被整脱。”他一再要他妈按当局的要求说假话。
当年你只要说了真话，说刘文彩好，就要整你，把你打成“地富反坏右”，要拿个尖尖帽子（高帽子）给你戴起，让你跪瓦渣子，所以，当时那些人，一个个都不敢说真话。
王大妈本人就亲口对我说，她不敢说真话。
采访时间：2010年7月25日
地 点：大邑县安仁镇吉祥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