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1980年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条中，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核心。邓小平屡次强调，中国是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中国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老实说，习近平在这方面坚持得不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习在上任后，在不同场合不断重复，中国要真正崛起和富强，就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甚至是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习近平发誓要守住共产党的家业，不仅共产党要永久执政，他自己也要终身执政，因此他在今年二月修改了宪法，删除了对任期的限制性条款。
邓习二人在正式上任前后，都体认到共产党大失民心。据美籍华裔科学家朱传矩先生回忆，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后复出时曾对他承认，「共产党对人民犯了罪！」「对不起人民！」同样，习近平走马上任前也已经意识到，共产党在老百姓心目中口碑极坏。《香港经济日报》披露，他在2012年的北戴河会议上强调，中共当前所面临的内忧外患，与1948年的国民党极为相似，死穴是「失尽民心」。
对邓习二人来说，共产党这条船绝对不能翻，必须挽回民心，必须救党。这应是邓小平在1980年和习近平在2012年，两个极为不同年代的共同认知。邓习二人的救党方法不一样，但目的一样。邓小平用的是改革开放，习近平用的是反腐。邓的改革开放顺应了潮流，收获了民心，习近平的反腐也收获了当时的民心。
在对付挑战共产党的领导，镇压异见者方面，邓习二人不分伯仲。邓小平把西单民主墙的主将魏京生关入大牢，从那开始，邓就露出了专制统治者的真面目，后来通过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残酷镇压六四学生运动，把党内异见者胡耀邦和赵紫阳搞下台。习近平上台没多久就以反腐为名，把党内政敌赶尽杀绝，并祭出国家重器把公民社会的支持者和践行者，以莫须有的罪名关了一批，判了一批。
不同的是，习近平比邓小平走得更远，对公民社会更是视为仇寇。在邓小平时代，在六四镇压以前，党内还有保守派和改革派，社会上还有左派和右派，人民还有一些自由，公民社会还有腾挪演进的馀地；到了习近平时代，党内无派，党外无公民自由，习的「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渗透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公民社会几乎被彻底摧毁。
邓习二人不同的是，邓小平为了救党，曾在80年代搞了有限的政治改革，如党政分开、废除终身制、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等等。这些做法都是为了提高共产党的执政效率和执政能力。习近平当政后不断声称，要提高治理国家的能力，却在过去几年中，将这些共产党自身改革的种种举措逐一废除。更为不同的是，邓小平反对搞个人崇拜，习却自封为党的核心，在党内外重掀个人崇拜的热潮。
在对西方关系上，邓表现了对西方好制度的兴趣，称坏人在好制度下会受到约束，虽然他坚持中国绝不搞三权分立。习则在不同场合下抨击西方的制度和普世价值，并赤裸裸地显示了占领世界舞台中心、出口中国模式的全球野心，因而激起整个西方世界的反弹。今天，整个西方世界与中国对峙，习近平的张扬、无知、莽动与对普世价值的憎恶难辞其咎。
总之，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企图使共产党永久执政方面，习近平和邓小平一样，使出了浑身解数。在共产党自身改革方面，习近平背弃了邓小平，回归了毛泽东。在共产党和民众的关系方面，习近平的种种举措加深了老百姓对共产党的失望、反感和愤怒。失去了民心，共产党万年执政的愿望，恐怕在习近平治下，要戛然而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