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在北京举行了「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
新一届中共政府表现出了与前几届政府明显的不同。 3年多来，最赢得底层民众兴奋的是反腐，最赢得知识界赞赏的则是2015年9月王岐山在「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上的讲话。
9月8日，「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在北京开幕。这些年来，中国大陆政府承办了大量的国际会议，其中许多会议花费高昂。而「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显然是不会花费太多的会议，并且「与世界对话」这个主题的意义，远远超过奥运会、世博会那些虽然花费巨量金钱但是却没有什么意义的会议。
这一对话，真就对话出新意了。王岐山在会上发言说：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办好中国的事情，就要看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
这段话是中共顶层官员话语体系的重大突破。以前，民间知识界一直在研讨「执政合法性」问题，顶层高官则很少回应。官方习惯的话语体系是「坚持某某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为人民服务」等等。此次，王岐山可以说是正面回应了知识界多年来一致关注的重要话题。
此前，关于中共政权的论述，官方一致使用的说法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论述符合事实，但其角度，却并不适用于现代政治学。枪杆子与否，说的是一个政权是否依靠暴力取得；合法性，则说的是一个政权是否获得民众的授权。是两个不同的论述角度。
此前，关于执政党的合法性，1978年以前，是用阶级斗争来强力推行的；1978年否定了阶级斗争以后，执政合法性一直是用经济增长来替代的，由此，各级政府都出现了GDP崇拜。 1990年代以后，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三个代表阐述说共产党不再只是工人阶级的代表，而是代表所有阶层，这是一个值得称赞的进步。关于执政合法性，「三个代表」的潜台词是「我们有执政能力」。
一个政权，是否坚持某某思想，那是执政思路；是否改革开放，那要看当时的国内情境。一个政权是否有能力，与一个政权是否获得了民众授权，两者之间尚缺乏必然联系。至于判断一个政权是否有执政能力，则标准就更复杂多变了。
一个政党的执政，与一个人的出生、成长一样。人最关心的问题永远是两个：「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政党也是如此，首先要解决的是「我从哪里来」，然后才能谈到「我是否很有力气」、「我是否很先进」。
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是问题的唯一出发点，原点。
王岐山说「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这就有力地回击了国内外一些机构关于中共执政不合法的质疑。
中国共产党是在与中国国民党的内战中武装夺取政权的，期间虽有苏联的强力支持，但人心在1947年到1949年之间，多数是倾向于共产党的。王岐山所说「合法性源自历史」是成立的。
遗憾的是，当时是战争决定政权归属，民众并未一人一票地进行表达。这个问题后来迅速得到解决。从1953年7月到1954年5月，中国大陆开展了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除少数暂不进行选举的地区外，全国进行基层选举的单位共为214798个，进行选举的人口共为571434511人；登记选民总数为323809684人，占18周岁以上人口总数的97．18％；参加投票的有278093100人，占登记选民总数的85．88％。这次普选授予了中共建政的合法地位。
解决了合法性的第一次授权以后，接下来，第二个重要问题：合法性的有效期。人民是否只能选择一次？如果人民发现选错了，过几年能否重新选择？
关于这个问题，胡锦涛有过经典论述。 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发言：「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
总结一下：王岐山的「合法性源自历史」说的是政权获得人民第一次授权的问题——我从哪里来；胡锦涛所说「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则说的是合法性的有效期问题——我到哪里去。两者结合，理论就比较完整了。
那么，如何确认政权的第一次授权，以及政权的有效期？那只能用选票来说了。全世界所有执政者都面临「执政合法性」的问题，民主国家或地区都是通过一人一票的选举来解决合法性问题，这是唯一路径。
中国大陆人最关心的选举是两个，一是美国，另一个是台湾。每隔4年，美国、台湾就用举行一次大选，来对执政的合法性进行一次确认或更换。
这是政治的年检。一个政府如同一辆汽车。是否允许你上路，每隔几年要进行一次全面检验。
中国的选举目前还不是一人一票，这是一个遗憾。邓小平1987年说，中国要「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算下来，到2030年至2040年实行普选。我们很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