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绀弩被友人“写”进了监牢，冯亦代到章伯钧家当坐探，这些令人难以置信而又不得不信的故事，震撼着善良的人们。这些故事仅仅发生在过去吗？不，还在中国的大地上继续上演，甚至愈演愈烈。人们在吃惊之余，应当警惕起来，同这种丑恶现象作斗争，识破形形色色的告密者。
我想起了往事中的若干花絮。
（一）
一九八0年九月的一天，两个年轻人闯进了我的家。其中一个自我介绍，名锺粤秋，广东韶关的工人。他说：“一路北上，与各地的民刊负责人串联，大家都要求成立『全国民刊协会』。我们想请你作指导。”
“民刊”即民办刊物。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北京市革委会禁止在西单贴大字报，民办刊物反而有所发展。一九八0年，北京有民办刊物五十五种，全国有一百二十七种.后来，官方改称为“自发刊物”。“自发”者，脱离“党的领导”也。再后来，直呼为“非法刊物”。
我对锺粤秋调侃道：你的名字的意思是锺爱广东的秋天。北京的秋天不如广东，你回去吧，不要成立什么“全国民刊协会”，还是各自为战，全面开花为好。成立了全国性的组织很可能被一网打尽.
他说，成立了“全国民刊协会”才能有力地促进改革，推动民主事业.
那时，邓小平刚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我说，现在正是大好时机.为了自下而上地促进邓小平提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我们要在各地、各单位当改革派。
他说，你不瞭解我们工人的痛苦，每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本单位没法当改革派。他越说越激动，音调高亢，唾沫四溅.还说，你不要以为只有你们知识分子能够研究理论、创办刊物，我们工人照样能搞。
那个与他同来的夥伴倒是很冷静，他只是向我提问题，不谈自己的看法。他提问的倾向性很明显，例如：你认为民刊是否需要有人作指导？你如果不愿意作指导，是否可以推荐别人？过去闹革命强调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现在搞改革是否也要强调？他大概从我的神情已觉察到对他的不信任，特意向我出示工作证：北京齿轮厂，马XX.
我对姓马的有所警惕，所以说话很谨慎。我说的也是内心真实的想法。我对锺粤秋这样的人是爱护的，不在乎他的言语冲撞，而是好心相劝，无奈听不进去。果然不出我所料。一九八？年九月，他们成立了“全国民刊协会”。一九八一年四月十日，全国统一行动，把所有的成员都抓了起来。这个锺粤秋被判了十几年徒刑，而那个姓马的却平安无事。
过了几天，得知王若水也有同样的遭遇。《四五论坛》的负责人徐文立带了几个人去人民日报与王若水谈话。哪知这几个人中混进了一个公安部的侦探，用微型录音机录了音。第二天，公安部就将谈话记录上报邓小平。邓小平批示：要王若水说清楚。王若水当时是中共中央纪委委员，根据《关於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他控告公安部，在党内使用对敌斗争的侦察手段是违反党纪的。问题是这种违反党纪的做法得到邓小平的首肯，什么《准则》都不管用了。极权主义的特徵就是制定规则的人不守规则，无可奈其何。
王若水是不难“说清楚”的，但后来还是给他按上一个“与非法刊物有联系”的罪名。
我想起来，那个姓马的将一个背包放在桌上，离我很近，说不定里面也有微型录音机.即使录了音也不会上报邓小平了，因为我的谈话不合乎公安部的需要。这一次我没有上？，后来找了别的由头还是给我按上一个“与西单墙和非法刊物有联系”的罪名。
共产党的工作方法是抓典型。原来王若水和我被他们派定为典型了。
一九八0年，波兰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团结工会”运动。邓小平等人起初是兴高采烈的，认为它是抗议波兰政府、向苏联霸权主义的挑战。随后，“团结工会”与共产党和波兰政府的对立，刺激了中国领导人。胡乔木写了一件《关於波兰危机》的策论。他认为，中国也有可能爆发像波兰那样的事件，必须制定对策。波兰“团结工会”的工人后面站着知识分子。为了防止中国的“团结工会”，首先必须搜索工人后面的知识分子。他们打开探照灯，一下子就锁定王若水和我。所以不管王若水是否“说清楚”，也不管我是否支持“全国民刊协会”，总是在劫难逃。
（二）
一九八0年初，教育部下了一个调令，调我去南京大学当教师。按传统，文人被贬出京城是一种惩罚.韩愈“夕贬潮阳路八千”的时候，感歎：“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教育部的职权只能调动重点大学的校长.在这方面我享受到了重点大学校长的待遇。不过这是不正常的。我自己和别人都认为，这是教育部长蒋南翔滥用职权，挟嫌报复，因为不久前我在真理标准讨论中批评了教育部。当时，思想解放派气焰颇盛，我在北大也有群众基础.在校内外的合力支持下，我拒不执行。北京人在“文革”中下放外地时都吃过苦头，所以害怕被调出北京。对这种恶劣的做法，大家都希望我顶住，说：“你要是顶不住，下面就轮到我们了。”我抵制了两年。教育部的调令一个又一个，虽不足十二道金牌，也有七八道。一九八二年初，邓小平发话了：“我已经说了两年，叫郭罗基去南京，怎么还不去？再不去就开除党籍，开除了党籍还要去，再不去就开除公职。”这才知道，原来蒋南翔是执行邓小平的旨意。
邓小平的这几句浑话，居然载入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於是就“郭罗基问题”上上下下忙碌起来了。中宣部召开的理论工作座谈会对我进行缺席裁判。因中宣部长王任重不得力，中途换马.邓力群一上台，理论工作座谈会就演变成批郭大会。接着，北大党委又组织力量对我进行批判。他们要求在教师中造成声势，却要求在学生中保密，怕支持我的学生起来闹事。
北大党委成立了三人小组，专门处理“郭罗基问题”，成员是党委副书记张学书、纪委书记巫宇苏、组织部副部长杨福旺。他们每天要向中央组织部、每周要向中央书记处汇报“郭罗基动态”。
除了对我本人批判以外，对於支持我的人也无情打击。中文系副主任费振刚公开声明：“凡是批判郭罗基的大会小会，我一律不参加。”结果把他的职务给撤了。
有些人就与我“划清界限”了，路上见了面都不打招呼。但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更加关心和爱护，每天都有许多人来看望我们全家，络绎不绝.
有一天，我对妻子说：“这些日子来看望我们的朋友中，有一个人是带着任务来的。”
她很吃惊：“谁？”
我说：“那就是M.”
“她和你不是二、三十年的老朋友吗？怎么会干那种事？”
“不是老朋友还干不了那种事。”
“你怎么看出来的？”
“第一，到我们家来的朋友，或是夜深人静时来，或是来的时候东张西望、左顾右盼，他们怕被人发现.而M是冠冕堂皇而来，大摇大摆而去，这就是说，她不怕上面知道她和我们家的来往。而且，只有她每天都来，看来她的任务需要每天汇报。”
“那么，第二呢？”
“第二，她和我们交谈，老是提问题，十万个为什么，从来不说自己的看法。提的问题都是很毒辣的，例如，周扬对你的问题怎么看？周培源怎么看？你们『井冈山』（原反对聂元梓的派别）的老部下有没有採取行动？大学生有没有人对你表示支持？等等。这些问题是为了搞清楚围绕『郭罗基问题』上下左右的动态.”
妻子说：“那我们上当了。”
我说：“也没有上什么大当。重要问题没有对她讲过.要提供一些情况，让她去汇报。如果她不能完成任务，就会派别人来。我相信，她的汇报不会太离谱.换了别人，很可能添油加醋，更糟。与其如此，还是让她干下去。”
妻子是一个沉不住气的人。有一次，M来时我不在。妻子和她话不投机，马上就给她脸色看：“你要什么情况？说，我告诉你，让你去汇报。”M很尴尬，从此不来了。
看来上面派不出合适的人来了，以后就找我们教研室的党支部书记，要他汇报“郭罗基动态”。
（三）
我还没到南京，南京大学党委书记章德在全校教师大会上说：“郭罗基要来了，大家提高警惕！”好像喊“狼来了！”很多人不知道郭罗基是何许人，於是互相打听。
教育部向南大说明调动的原因时，强调“郭罗基是北京的不安定因素，中央决定把他调出北京。”南大的负责人一听，吓坏了：“他到了我们这里不还是不安定因素吗？你们北京都对付不了，我们怎么对付得了？”不愿接受。中央组织部下了命令，一定要接受。由於教育部把我说得很可怕，在南大的传说中，我几乎成了恐怖分子。我到南大后，在校园里走动，背后总有人指指戳戳：“这就是郭罗基！”还有人说：“不像嘛！”本人是文弱书生一个，不像传说中凶神恶煞似的“郭罗基”。真李逵，假李逵，真李逵反而不像李逵了。
我们的住房早已分配好了，邻居是数学系的一对夫妇，男的姓王，女的姓李，都是共产党员.两家相处甚好。过了几个月，我又发现问题了。我对妻子说：“这一家是监视我们的。”
“你怎么又看出来了？”
“第一，我在南京是脑门上刺了字的，谁都知道我是北京下来的『有问题的人』。一般人不是敬而远之，就是畏而避之，只有这一家反而和我们套近乎。否则，什么情况都得不到。”
妻子说：“对了，有时套近乎很不自然。”
“第二，我们家来了客人，他们家不是大人就是小孩总是开门探头张望。”
妻子说：“没错，李XX在厨房里老是问我，什么人，从哪里来。”
我叮嘱妻子，千万不要翻脸。识破了，没有什么危险，反而有好处。如果我们有什么事要让上面知道，可以故意向他们吹风.
北京的朋友传来一个口信，邓力群在一个会议上说：“郭罗基到了南京，北京还有很多人去看他，值得注意。”北京的朋友一下子就断定：“你们家的邻居有问题！”
妻子又沉不住气了，在厨房里同李XX吵起来，说：“你们还要什么情况？拿笔来，我说，你记下来，向北京汇报。”
毕竟他们不是老练的告密者。被揭穿以后，他们夫妇俩很不好意思。王XX向我表示歉意。他说，决没有向北京汇报，是党委佈置的任务，总共汇报过三次。我告诉他，邓力群点了我的名。他说没有想到后果这样严重，真对不起。他还说：“我们家是八代贫农，总认为要听党的话。干这种事是不光彩的，以后不干了。我们决定马上搬家。”
不久，他们就搬走了。
（四）
有一种人最可恶，既不是职业侦探，也不是上面交待了什么任务，而是自觉自愿自主自动地充当告密者。我在北大哲学系有一位同事，大家都说他是“打小报告专业户”。
平时，无论开什么会，他都忙於作记录。大家不理解他的辛劳。有人嘲笑他是“无事忙”。一搞运动，他的小本子成了宝贝。
他的床底下装了一箱小本子。必要时他就拖出箱子，翻阅小本子，整成一份一份的材料。一看，确实有问题，而发言者本人已不记得当时是怎么讲的了，有口难辩.因为他存心不良，记的时候就按下钉子了。许多同事都吃过他的苦头.像我这样的自由化分子，更是他的重点对象。
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大会，毛泽东作了象徵性的检讨。之后，为了消除怨气，笼络人心，搞了一个甄别平反运动。我在一九五九年被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受到批判，也属於甄别平反之列。党委的决定中说：“郭罗基同志的言论非但不是右倾机会主义，而且是完全正确的。”我以为从此就可以无所顾忌了。
接着在党内讨论形势。为了让大家畅所欲言，规定“三不”──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再加“一不”──不做记录。心想，那位“打小报告专业户”没有用武之地了。通过讨论，要求思想统一到如下一套说辞：大跃进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不要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发生缺点、错误的原因是经验不足；等等。我的发言大放厥词：如果说大跃进的成绩是主要的，那么取得成绩的大跃进的一套做法就应当坚持，现在为什么抛弃了这一套做法？如果说大跃进的成绩是主要的，那么抛弃了取得成绩的大跃进的一套做法，今后怎么能说成绩是主要的？关於犯错误的原因，经验不足只是犯错误的条件，不是原因。同样在经验不足的条件下，可以犯错误、也可以不犯错误，可以犯大错误、也可以犯小错误.分析真正的原因，回避了一个“左”字。据说“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危险是右倾”，难道就没有左倾的问题？另一位教师孙伯？附和我的意见。我们相信了那“三不”再加“一不”，以为讲过就没事了。
北大党委常常指责“哲学系有人反对『三面红旗』”。不知说的是谁.一九六四年暑期，党委要哲学系整风，指出五个方面的严重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是“反对『三面红旗』”，代表人物为郭罗基、孙伯？，根据就是一九六二年在讨论形势时的发言。我们两人被戴了“反对『三面红旗』的代表人物”的帽子，自己还不知道。我刚摘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又被戴上“反对『三面红旗』”的帽子。
党委要我检讨。我说党委违反了自己的规定，规定是“三不”，现在为什么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而且还有“一不”──不做记录，现在关於我的发言记录是哪里来的？那个“打小报告专业户”挺身而出：“是我会后打电话向党委宣传部汇报的，锺哲明（副部长）作了记录。”他自以为对党立了功，而为哲学系的教师所不齿.
他们要我交待思想，我要他们拿出记录，他们暗中的勾当又不敢见人。我既不交待思想，也不检讨错误.附和我的孙伯？作了诚恳的检讨，算是过了关.“反对『三面红旗』的代表人物”唯我独尊，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北大党委改组，才风吹帽落。
那个令人痛恨的“打小报告专业户”，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冲击，一箱小本子也作为黑材料被烧了。
（五）
有人认为，受命充当告密者不应追究，罪在制度。如果把具体的人的活动排除了，制度就成为虚无.有人培植告密者，有人充当告密者，这就是制度；只有培植者，没有充当者，不成其为制度。即使在恶劣的制度下，个人的活动也负有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有人不受命也干，有人受命也不干，更不是决定於制度。上述“打小报告专业户”是不受命也干，我还要说一个受命也不干的故事。
一九八三年三月，我在南大参加招考研究生的政治课阅卷。有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小李，总是坐在我旁边，端茶倒水，非常热情。十天阅卷结束，小李送我回家，对我说：“郭老师，是有人派我坐在你旁边的，要我来摸你的底，对周扬的报告是什么态度？”
三月七日，周扬作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学术报告，针对中国的现实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於人道主义和异化的理论，发人深省。中共党内的保守派，在胡乔木、邓力群的带头下，群起而攻之。他们不以批判周扬为满足，而是要围剿一股自由化势力。所以派人来摸我的底，以便与周扬挂？。
我说：“对周扬报告的态度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可以公开谈论一下。”
小李说：“不要，你不知道他们把你的话作什么用。派我来摸你的底，看样子事情挺严重的。”
她还说：“通过十天的相处，从你讨论问题的深度，为人的风度，工作的态度，我看不出你是『有问题的人』。我的妈妈是老干部。她对我说，你这是当特务，不能干伤天害理的事情。郭老师，你放心，我决不会做有损於你的事。”
我说：“你怎么向他们汇报呢？”
她说：“你不用担心，我会应付。不过，他们没有从我这里摸到你的底，还会派别人来，你千万要小心！”
我对她的保护表示感谢.这就是对恶劣的制度不盲从、不合作、不受命的人。
关於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又搞了一场批判运动。新华社写了一个稿子，让周扬看过后播发，就算周扬的公开检讨。周扬郁郁寡欢，一病不起，以至成了植物人。
周扬的讲稿是王若水协助起草的。王若水被撤销了人民日报副总编的职务。
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清除精神污染”问题，邓力群作补充发言，点了六个人的名：周扬、胡绩伟、王若水、郭罗基、李洪林、阮铭，作为重点对象。虽然没有从我这里摸到底，结果还是把我和周扬挂上了？。
现在暗中告密，算是文明的了，还有赤裸裸的手段。派人探听，嫌不及时，乾脆请你来“喝茶”，做下笔录，签字画押。要不然，警车开到门口，要什么材料进去抄家。再不识相，打断三根肋骨。一个政权丧失了存在的现实性，只好靠恐怖统治；以恐怖统治维护的政权，更加丧失存在的现实性。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明朝亡於东厂、西厂，国民党亡於中统、军统，共产党弄不好就会亡於国安、公安。
二00九年四月十五日
於哈佛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