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喉舌大反“三权分立”
四月一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刊登了一篇署名“秋石”的文章，《为什么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为引起公众注意，CCTV在“新闻联播”中对此文作了介绍.“新闻联播”是“遵守党的新闻纪律”的模范，它一向只播发九大常委言行日录、党国官僚政绩列传、西方世界丑闻祸事，居然推介一篇既不由常委署名、又不是《人民日报》社论的官样文章，这不符合“新闻联播”的惯例。这表明，此文并非等闲，而是小有来头.“秋石”何许人也？明眼人一看便知，“秋石”者，《求是》也。这种刻意模仿文革“梁效”的署名手法，也暗示此文不太光明磊落：奉旨而作，背后有鬼。
通读此文，不难发现：第一，它是对中共围剿“普世价值”之战的理论总结；第二，它是对胡锦涛“决不改旗易帜”、吴邦国“人大与议会有本质区别”、贾庆林“筑牢抵禦西方价值防线”、李长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等论调的理论解说；第三，它明显承袭了“清污”、“反自由化”、“反和平演变”的理论套路（只不过力不从心，比当年措辞稍软、调门略低而已）。此文文风恶劣，关於中共政体优越性的论述，公然剽窃胡乔木、邓力群等前朝“理论家”的“研究成果”，关於“人大”与议会“本质区别”的论述，又整段抄袭本朝大佬吴邦国的“重要讲话”。文章透着一股邪恶的腐屍气息，陈词滥调，强词夺理。很显然，这位“秋石”同志有恃无恐，无非是秉承上意，代替中共中央正式“表态”：本朝拒绝政治改革，凡指望政改者，死心去吧。
虽然这一顽固立场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但是，从理论上“论证”为什么拒不政改，比拒不政改本身更加可恶，它加深了人们对当局的失望和反感。做了丑事还敢自夸其丑，俨然不知羞耻.十多年来，面对体制内外争自由、求民主、促人权的强烈呼籲，当局偶尔也会虚应其事，说几句“尊重宪法”、“扩大民主”、“保障人权”之类的漂亮话。但近两年来，某几位大佬和某些御用“理论家”把曾经说过的漂亮话通通抛到一边，此番更借批驳“普世价值”之机频频说大话、放狠话，以直接、露骨、粗野、愚蠢的方式表达其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的极端恐惧和刻骨仇恨。
威权和暴力统治已失效
不搞“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这是邓小平的一贯立场，也是他对两位接班人的政治遗训。三者之中，邓小平最讨厌的是“三权鼎立”。每当说起这个词，邓都满嘴恶意，甚至带着几分鄙夷与不屑。
邓之所以厌恶三权分立，一为偏见与无知，二为“党性”与私欲。邓与毛一样，对民主宪政一知半解。比如，他对美国“究竟谁说了算”觉得莫名其妙，对法院审查立法、国会杯葛政府、独立检察官调查总统更是感到大失体统，不可接受。在邓小平看来，一个党就“只能有一个婆婆”，一个国家也只能由一个人“拍板定案”，否则就会“七嘴八舌”、“互相拆台”，“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再者，如果搞三权分立，党的一元化领导如何实现？“婆婆”和“核心”的最高权威如何行使？高官大僚的既得利益和非法特权如何保障？所以，在“邓小平理论”的政治架构之中，最最紧要的事情就是要有一个大权独揽的机构和一个“拍板定案”的独裁者。这就是他鄙夷并反对“三权鼎立那一套”的原因。
那么，邓小平靠什么来抵禦“三权鼎立”、对抗民主运动呢？是靠所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吗？“六四”期间，邓小平拒绝“人大”开会、阻止万里入京，可见，在他眼里，“人大”既不可靠，也不可用，平时是个摆设，关键时刻是个累赘，既没有参与军国大事的资格，也没有解决政治危机的能力。邓小平说，“我们有三百万军队”，“军队掌握在我们手里，就出不了大的乱子”，又说，“最有利的是，我们这些老同志还健在”。这就是说，邓所仰仗的，既不是“人大”，也不是“法律”，而是专制暴力和独裁威权。
“六四”二十年，邓死十二年，国事世势已幡然大变。社会在变，观念在变，民心军心全都在变，正因如此，人们也指望中共当局能顺应时势，对邓小平的专制教条有所改变。但是，二十年过去，邓的两位继承人却没有表现出多大的长进.江胡二人见识浅薄、才地平庸，因循苟且、患得患失。邓小平选择此等庸人，当年曾让人大惑不解。现在想来，邓所看中的或许正是庸人无胆略，只能严守“祖宗之法”，不敢创新有所作为。庸人继位，可以让元老放心、“太子党”顺心、既得利益者安心，其代价则是群众伤心、社会离心、渴望政改者凉心。看来，邓的庸人接班之选也算是歪打正着了。
时过境迁，“老同志”全都寿终正寝了，“中央权威”已一天不如一天。而且，警察和军队关键时刻还靠不靠得住，也未可知。邓小平曾仰仗过的那两样东西──威权和暴力──已经岌岌可危。当今中共又要靠什么来筑防线、打反击呢？光靠耍嘴皮子说假话、大话、混账话能奏效吗？再来一次“六四”，中共要如何过关？如此不思长进，岂不作茧自缚、被动等死。
抬出“人大”来说事自欺欺人
胡锦涛、吴邦国似乎是打算把抵挡“三权鼎立那一套”的重任交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胡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制度载体.”吴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政体有本质区别，史上最强、举世无双，是人民民主的顶峰、三权鼎立的剋星。“秋石”的文章也为“人民代表大会”大作虚假广告，说它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最符合“中国国情”和“国家性质”，与“相互倾轧”的西方政体无可比拟，“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
老邓抬举“老同志”和“军队”，在他而言，那是大实话。今日当局抬出“人大”来说事，却是越说越没谱了。普天之下，谁不知道“人民代表大会”是瞎子的眼睛、聋子的耳朵，纯属摆设.说得好听点，“橡皮图章”而已。这么一个机构，别说对“人民”无大用，其实对中共也没有多大的用处。帮凶不够格，不如军警特；帮忙不顶事，不如笔桿子。也就帮闲应景、装模作样、敷衍门面、自欺欺人罢了。
晚清的资政院尚能弹劾军机、批驳上谕，民初的参议院更可制约总统、监督内阁，当今“人大”除了照本宣科、鼓掌如仪，还能做些什么？
用“人大”冒充民主敷衍宪政
不错，依照中国宪法，“人大”高高在上、权力无边：“一府两院”属其统辖，主席总理归其任免，政权军权由其统领，立法释法由其包办.那个纸上的“人大”还真是世上罕见的政治怪物：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枪有枪，议行合一、三权合一，决定一切、干预一切，监督一切、弹劾一切，却没有任何人、任何机构可以按照法定程序制约它、反对它，更不用说解散它。
可是，“人大”一年才开十来天会，“人大代表”连一人说一句话的时间也不够。“参政议政”只是“代表”的副业，“代表”只是“人大”的临时工，两会一结束“代表”们就要各奔东西，在党的领导下去谋发展、过日子、讨生活。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竟敢、竟能行使如此广泛、如此霸道的国家权力？
按理说，不管搞不搞三权分立，立法权也该是“人大”的本份。可是，“人大”真有立法权吗？那“党委立法”、“部门立法”又算怎么回事？依照“宪法”，“人大”只立“基本法律”，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其他法律要交由一百多人的“人大常委会”制定。十三亿人只有一百多个立法成员，一比一千万啊，这就叫“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何况，这一百多个“人大常委”大都是法律常识一窍不通的党棍，由他们立法，这可能吗？合适吗？
依“宪法”，法院、检察院由“人大”选任，对“人大”负责，那中央政法委喝西北风去？“宪法”又说，“人大”可以罢免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军委主席、两院院长等所有高官，那为什么从来只有纪委敢炒官员鱿鱼？
别说“人大”是个假把式，就算将来玩真的，三权合一的“人大专制”、“立法暴政”也绝不是什么好东西。党国要人、“理论家”们居然振振有词，要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冒充民主、敷衍宪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个什么东西，中国人心里其实都有数。《求是》的鬼话，连三岁小孩也骗不住。
三权分立：以权力制约权力
在分权制衡的问题上，西方国家早有成熟的经验，中国人民早就吃尽了苦头.毛泽东之所以无法无天、祸国殃民，就因为毛在权力舞台上一枝独秀，大唱独角戏，没有任何旗鼓相当的其他权力可对毛的权力有所屏障、有所阻隔、有所制约.当今之所以“一把手腐败”泛滥成灾，就因为“一把手”三权合一、“说话算数”，滥用职权太方便、太容易，却又没有任何独立的权力可与之相抗衡，谁也奈何他不得。
所有的权力都应该受到限制和约束，无论权力掌握在圣明君主、“伟大政党”还是民选政府的手里.实践证明，三权分立制衡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的良好体制。分权制衡，即使魔鬼上台也不易作大恶，大权独揽。即使圣人专制也可能犯大错，中共若执意不搞三权分立，那么，宪法就是假的，法治就是假的，“人大”更是假的，一切关於现行制度优越性的鬼话通通都是假的，一切关於未来前景的漂亮话也通通都是假的。欺人者必自欺，误国者必自误，放弃政改新生，只能坐以等毙。
二○○九年四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