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将要举行，习近平时隔六年再赴广东视察。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又值改革开放40周年，习近平的政策和路线转向与否引发广泛关注与讨论。准确评估这点，需对习近平上台六年来的路线形成有一个总体把握，这对中国的民主自由力量尤其重要，因为它关乎民运在已经到来的大变局中采取何种行动和策略问题。
已故历史学家高华写过一部畅销书《“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本文也试图说明，为什么是习近平而不是同时代的其他中共领导人，在权力的竞争中成为“新时代的太阳”。
胡锦涛的教训
回顾习执政六年，开局其实不错，和社会有过短暂的蜜月期。他提出的中国梦，虽取悦民族主义和普罗大众，但自由派大体也能接受。特别是他不久南下深圳，上莲花山拜谒邓小平像，让社会温和力量打消其作储君时留下的某种强硬印象，以为他将继承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再加上其父开明形象的“荫蔽”，因此他的象征举动达到了效果，赢得了社会包括知识分子的普遍好感。
然而，当民间和知识分子真采取一些行动可能冲击中共的统治时，习的保守本色就暴露出来，清晰地显示出他的底线。
习近平为什么会这样做？要认识和评价习近平及其政策路线，先应认识其前任胡锦涛主政时期的党内和社会状况。习近平的政策不是从真空中来的，前任为他准备了条件。
2014年5月，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的讲座中把习近平的目标定为“再造中共，实现一党执政下的强国”，将其一年来的执政路线概括为“一个中心、两手出击、三大工程”。“一个中心”即以改善中共的治理水平和执政能力为全部工作的中心；“两手出击”指的是在治官和治民两手上，要勇于出击；“三大工程”指的是反腐、地方行政改革和法治建设。我当时认为，除非未来有大的突变，否则，习近平的执政思路在其第一任期内不会做很大调整。
现在看来，这个概括和预测有对有错，对习近平的目标和执政框架的分析我认为大体还是靠谱的，但具体内容要做调整。当时所以作此描述，特别是认为习近平在治官和治民上会“两手出击”，两手都要硬，一个根本考虑是，习近平接受了胡锦涛执政时期的教训，即党软弱涣散，腐败滋生，面对公民社会的成长和抗争被动防守，节节败退，同时党内的开明派倡导普世价值和党内民主，和党外自由派遥相呼应，要在中国变天的事实。在习看来，此态势如不扭转，发展下去，无疑是要亡党亡国的，他不能做“亡国之君”，父辈打下的江山，无论如何是不能毁在自己手上的。而这种状况的出现，与最高权力的被分割，党的领导层“九龙治水”，各管一摊，总书记大权旁落又有直接联系。这就是习近平得出的教训。
邓小平是在毛泽东遗产的基础上启动改革的。毛留给邓的一大遗产，是意识形态的破产。因此邓的改革，必然对意识形态采取虚无和空洞化的处理方式。在物质激励下，全社会如果没有精神的坚守，或者把致富本身作为精神，那么腐败就不可避免。何况，在早期的改革中，为收买权力，邓有意识地放纵腐败。所以，随着物质财富的扩大和丰富，腐败也必然呈愈演愈烈之势，到胡锦涛时期，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党内和社会的腐败也达到一个阶段顶点。
另一方面，公民财产权的重新获得以及社会管制的放松，也让社会获得了喘息之机，逐渐独立于国家而发展起来。中国各类社会组织包括维权组织蓬勃发展，大众的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也有很大提高，各种维权行动此起彼伏。总的来说，政府虽对各种维权进行打压，但确有力不从心之感，在社会风起云涌的抗争下，政府事实上处于一种退守状态。这在胡锦涛时期也很明显。
另外，党内民主的理念和思想出现并在胡锦涛时期成为一股力量。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研究党内民主问题，这在今天是不可想像的。时任总理温家宝在多个场合谈及民主，警告没有民主“文革”还会重来。尽管一些反对派以“影帝”称呼温，但对党内强硬派来说，温有关民主的讲话是刺耳的。
习近平就是在党内蔓延腐朽和悲观气息、党员普遍丧失信仰和革命意志、政府无力应对社会挑战的背景下接过中共最高权柄的。他对这种状况十分焦虑，苏联垮台仿佛昨天，身为“红二代”，肩负传承红色江山的使命，而胡温作为平民子女，是难有习的此种痛感和使命感的。从这个意义说，将中共政权交回“红二代”，不仅是习一人，也是多数“红二代”的想法，包括将习推向最高权力的江泽民和曾庆红。
江曾为胡设计了一个“九龙治水”的权力制衡体系，当然是从他们不愿退居幕后的私心出发的，但也不能讲与胡出身平民完全无关。可这个本为约束胡的权力设计，造成了作为职位的总书记的弱势，进一步加剧了上面说到的情况。这是中共高层不曾料到的。因此，改变中共软弱涣散，就必须集中总书记的权力，这也应该是中共高层的某种集体共识，否则，很难解释习近平在短时间内能获得如此大权力。
习近平的进攻
可以说，习近平执政路线的框架和主体部分，理应在他做储君时就谋划好了。
当习近平意识到若不想让中共葬送在自己手上，他实际已无路可退，因而这决定了他不管愿意与否，都必须抛弃胡锦涛以妥协退让求和谐的做法，无论对党内腐败还是社会压力，采取进攻态势。
其实，胡执政时期的表面繁荣掩盖了党国的百孔千疮。在胡时期，利益集团的贪得无厌，社会分化与对立，贫富差距的扩大，民族矛盾的激化以及社会的不满和反抗都到了一个临界点。习要“有所作为”，只能改变这种现状。
改变有两种方式，向前走，民主化；向后走，回归毛。习选择了后者，这不单因为他认为党内民主是造成此种现状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民主化的结果必然会弱化甚至放弃党的领导。而毛式理念和做法对习轻车熟路，融化在其血液中。
习是要做中兴之君的，他心目中的精神导师是毛而非邓，但习也明白，处在开放的、全球化的、互联网的时代，需要用现代的方式包装陈旧的内容。所以，他将自己主政的时代称为新时代，将新时代的特征定义为“强起来”，以区别于邓时代的富起来和毛时代的站起来。
这里不但有一个对毛邓的继承问题，也即习自认为是毛邓事业的继承人，以此确立自己在党内的合法性；重要的是，将自己的时代命名为“新时代”，表明习是要做大事的，这就是带领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用他的话说，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这里突出的是习的领导人作用，习要用“中国梦”把它包装成全民的愿景。
所以，习近平十八大上台伊始，即带领常委班子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目标。这和十九大后带领常委参观中共一大会址发出的政治信号是不同的，后者是要全党牢记初心，不忘使命。
要实现习近平心目中的这一伟业，前提是再造党，使党重新焕发生命力和战斗力。习为此采取的手法是，一手治官，一手治民，两手都要硬。因为党不是抽象存在，要改善党的治理，首先必须整顿官僚队伍，把官治住，修复官民关系；但习需要的是顺民，而非刁民，如果人民群众提出过高的在党看来是非份的要求，也必须压制，因为党满足不了也不想满足。所以，对习近平来说，治官和治民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问题的两面，它构成了习近平执政思路的两个基本点。他在头五年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这件事上。
如何治官？习的手段是反腐，同时辅之以思想教育和纪律约束。反腐是习近平建构、巩固权力和权威的工具，因此反腐必须选择一个忠诚可靠的得力助手来执掌，习近平选择了王岐山，组成“习王联盟”，事实证明这个人是选对了，整个第一任期，都是习王在唱戏。
由于中国高级官员几乎人人屁股都不干净，习近平的反腐在党内并没有遇到多大阻力，但他的反腐从一开始就是有选择的，重点是对那些可能威胁其权力的官员来开刀，对亲信、支持者和“红二代”官员，不单放过还委以重任，这使反腐沦为政治清洗，等于说，只要拥习，就能免于清洗，从而引来高官群体大批阿谀之徒的政治效忠。习然后再接再厉，在党内确立政治规矩，强制官员不能有二心。
在治民上，对那些试图煽动民心、暴露官场黑幕，直接挑战党的统治的异议声音、异议者和反对派，习是毫不留情的，要求党必须敢于“亮剑”，动用专政工具打击。在过去几年里，官方抓的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比胡时期要多得多，典型的就是709案。党对民间异议人士和反对派的打击，为防患未然，以法治名义把党的意志——实际是习近平的想法——变成法律和秩序，要求民众服从，这即是以法治民。这几年中国出台和修改了多部压制民间组织和维权行动的法律。
敢于“亮剑”也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胡时期，面对社会各种“错误”思想的流行及其对中共的抵制与反抗，官方意识形态部门节节败退，共产党的破产，首先在意识形态方面，但它又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因为这是其遮羞布和政治合法性所需。习近平明白，在新时代，若任由这些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在中国泛滥，不但中国存在和平演变的风险，他的“强国梦”也难实现。
因此，对“错误思想”及其传播和鼓吹者，必须严厉打击，意识形态部门不能瞻前顾后，怕这怕那。“净网”行动，官媒批宪政，高校“七不讲”，党媒姓党的强调，意识形态极端重要性的提出，党委书记是意识形态第一责任人的部署，都反映了这点。在清除各类“杂音”后，习还要让“正确的思想”占领舆论阵地。他给全国人民提供的“正确思想”，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它包含着“四个自信”、“梦论”、“鞋论”、“颠覆性错误”、“两个互不否定”和“两个一百年”等提法。
对习而言，既然中国进入了新时代，既然新时代的特征是强起来，那当然要有新思想作为行动指南，而这个新思想只能来自他本人。这也是中共的道统，“君师合一”。习的新思想要论证的是，中共带领人民已经找到了一条使中国富强起来的道路，这是一条不实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而能实现民族复兴之路，它始于毛而终于习，对世界也具有推广价值。由此，习也就站在了和毛比肩的高度。
与此同时，习近平在经济、军事和外交上，也在实施三个配套工程。即在经济上，强化党对国有企业的直接控制和整个经济的管控能力，推进以央企为主导的供给侧改革；在军事上，推进以强军为目标，着眼于打仗和打赢仗的军队改革；在外交上，得益于中国经济整体实力的提高，实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以“一带一路”、亚投行为推手，谋求提高中国在国际治理的话语权，进而主导国际格局。
“习太阳”能照多久
习近平的这套政策组合拳，带有鲜明的进攻色彩，但要变成现实还需借助媒介。他利用民意和党意对腐败的憎恨，发动反腐，打击官僚；又利用党内强硬派和官方强力机器对民意的不满，压制民意，严控社会。
但是，习近平也不想失去党内开明派和社会温和派的支持，于是有三中和四中全会全面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决议的出台，让其改革者和守法者的形象又得到部分恢复，虽然在这期间，官方继续强化对舆论的管控，但至少打消了社会对中国将往回转的疑虑。
现在看来，习近平之所以做这两个决议，有两重考虑，一是借助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提高和改善中共治理水平，使党的统治更有利；二是他此时尚未完全掌握超级权力，十八大的政治局是一个派系平衡的结果，他的人马不占主导，还受其他派系和大佬的制肘，决议并非反映其主要意图。但他要利用这两个决议赢得民意支持，在反腐名义下加快清洗政敌，将权力集于一身。
经过五中全会一年的铺垫，到六中全会，当习近平自认权力已巩固，不再需要用改革来包装，于是自封核心，制定严格的党内政治规矩要求官员效忠。而中共十九大和今年全国两会，则完全是在习的主导下进行的，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确立习近平思想，至此完成他的极权，构建起了他的红色帝国。
习是集毛和邓于一体的矛盾混合体，毛是体，邓是用，他两者都想要，这就造成了自身的内在冲突。换言之，习近平不是不要改革，但毛的“体”决定了改革限度，即改革只能在毛的底色的基础上进行，同时只能以他的行事方式推进，这不但使改革无法落地，也导致体用冲突，使其政策和路线以一种反改革的面貌出现。从他近期引起争议的自力更生和国有—民营等表态来看，皆呈现这种状态。
另一方面，尽管习近平的执政路线根本转向的可能性不大，但也没有完全丧失伸缩性，在内外极限压力下，其政策和路线局部调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习近平广东之行传达的信息模糊地显示了这点。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官方对习的吹捧没有停止，“习太阳”恐怕还得照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