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
2003年10月至2008年12月8日，刘晓波前四年担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后一年多继续担任理事。而侨居瑞典的笔者，从2004年1月起由他提名担任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协调人，在2005年10月至2008年6月又兼任笔会秘书长，因笔会工作与他在网上联络很频繁，后来私人关系比较密切了，也交流或闲聊一些会外有共同兴趣的事。
在晓波2007年10月不再续任会长后，《零八宪章》就是他曾与笔者交流过的一件最为重要的会外事务，并先后传来三个不同稿本——第三个稿本标明了“最新”的字样，还包括对前一稿的修改部分标红，是在他被捕前几天因担心在发表日之前“进去”，作为“后事”交代笔者的，上面标记着“2008年12月9日公布”，但与后来由其他人公布的正式版本仍略有不同，很有可能他并非最后修改定稿人。参与《零八宪章》起草和讨论的许多人曾提到过一些早期稿本，但至今没有见到有过公布，为此笔者觉得现在有必要发表出来，供有关研究者参考。同时笔者也就此谈谈相关背景，尤其是晓波那段时期的心态，以及彼此讨论和交流的情况。
2008年是“北京奥运年”，中国当局为了确保那次首办奥运的成功，至少提前两年就开始加强言禁，并对民间群体自主活动全面收紧和打压。晓波在当选笔会会长后，2004年和2005年连续两年的年度颁奖餐会活动，都能在北京受监视下不受干扰地低调举行，参加者达五、六十人以上，是他于1989年被捕后得以在超过三十人的聚会上讲话的罕见两次，更是在中国大陆以笔会名义聚会人数最多的两次。此外，2005年5月，笔者陪同瑞典笔会的国际秘书霍尔姆（Kjell Holm）、澳洲悉尼笔会前會长周思（Nicholas Jose）和该会狱委主席罗利（Chip Rolley），在北京与晓波夫妇等笔会成员共进晚餐，也未受到干预。但到2006年末，笔会颁奖餐会就被禁办了，只好改到2007年2月到香港召开的“国际笔会亚太会议”期间举行，晓波未获去港，笔者在会后从香港乘直达火车到北京，打算再次与晓波等笔会朋友见面，并回老家探亲，岂料身为中国公民竟被北京车站边检警察扣留后“遣返”香港。2007年12月，晓波等又试图在北京举办年度颁奖餐会，在当局干预下流产。2008年1月，笔者到香港协商再次举办笔会年度活动，回程转道北京机场过境返瑞典也遭阻止而“遣返”香港，只好改为转道巴黎返瑞。此后4月底去港参加纪念5月3日“新闻自由日”活动，又被港方拒绝入境。8月下旬，北京奥运会结束后，很多人预计当局会逐渐放松，晓波表示“审慎乐观”，笔者则半信半疑。
此后，笔者忙于本会参与发起的国际笔会“奥运年”两大合作项目——“国际笔会诗歌接力”和“我们为言论自由准备好了”的总结报告，为了解国内形势变化，不时与晓波联系讨论。9月中他以Skype呼笔者，说有一个“好消息”——
晓波：今天警方表示，会考虑年底让我们在北京以私人餐会形式聚会，条件与前两年大致相似，但人数得适当减少，还得向上请示批准。我说奥运后形势会逐渐好转吧！你还不相信？
笔者：那就是说可以恢复开笔会颁奖会了？
晓波：是的，还是象06年元旦后那样低调，不能象04年10月那样挂笔会横幅，参加人数也会进一步限制，但一步步来还是有希望办大的。
笔者：只要让恢复聚会，低调人少总比完全禁止好，但现在还是“牛奶和嘴”，在能喝进之前还是空的！
晓波：当然！不过根据我和他们打交道的经验，如果到时候不行的话，他们现在也不至于松这个口，只是不排除上面不批。因此现在还是“审慎乐观”，暂时不向理事会正式提案，只是私下打个招呼，你也不要告诉其他人。
……
9月25日晚上9时（北京时间26日凌晨3时），笔者又接到晓波的Skype呼叫，说是发个稿子给笔者，然后就收到一份“政治文本.txt”（全文如附件所示），他说希望笔者仔细看后谈谈看法。打开一看，标题是《政治文本（草案）》。
笔者看后先问：这是个声明稿吧？准备提交理事会作为笔会的“十一文告”？那就太政治化了，大大超出了言论自由问题的范围，不适合笔会来发吧？
晓波：不是笔会用，这个相当于捷克哈维尔他们过去搞的《七七宪章》一类，有点修宪建议书的性质，也就是对一些原则问题在民间形成一个比较广泛共识的宣言，准备在12月10日公布，以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六十周年。现在主要是找些有影响的国内知识分子包括体制内的开明人士联署，我们笔会有些会员只以个人名义参加。
笔者：《七七宪章》是有个组织的，还设立了发言人制度，你们也搞吗？
晓波：还在讨论，有不同意见，倾向是不设发言人，只算是一个很松散的群体，也就是一般搞联署那样，有人建议就叫：中国公民群体。
笔者：这样也好，以免人太杂更引起官方反弹打压，以“国内外勾结干涉中国内政”的借口，大抓你们这些“汉奸”、“卖国贼”，哈维尔他们发言人就被抓了几批。那就不邀请海外人士参加联署是吧？
晓波：公开发表后任何人都可以参加联署，只是首批联署人限定为中国公民，计划是一百人。我们只为首批负责，此后的联署信箱开在海外，什么人认同文本参加联署，我们也管不了。
笔者：你不提，我还想不起有这个“百年大庆”。不过据我所知，清朝在1908年只是公布了个《钦定宪法大纲》，宣称开始筹备在九年后实行君主立宪制，由于那个《大纲》坚持君权至上，当时连多数立宪派舆论都称为“假立宪”，何况三年后就发生辛亥革命，清政府实际也没来得及“立宪”，没必要纪念那个没有实行的《大纲》吧？
晓波：你这说的是大汉族主义全盘否定满清政府的传统观点，现在很多宪政学者都倾向认为：无论清政府动机和结果如何，那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开启立宪的宪法式文本，具有至少值得一提的里程碑意义。我们这个文本其实还没有提这点，以后会补充进去。
笔者：百年百人有点有意思，不过限定百人是否太形式主义了？
晓波：当然可超过几人。
笔者：那就108人吧？
晓波（笑）：肯定不能用这个数！首批还是要有些在体制内说得上话的，不能让人一看都是些“造反派”，等于自己开个名单让他们照单抓人了，至于联署人多几个少几个，无关紧要。现在是要问你对这个文本内容的具体看法。
笔者：大致看了一下，原则上当然不错。虽然看得出这个文本为避免当局过分反弹已有相当节制，但就具体内容来看，我觉得还是大大超出当局可以接受的范围，如果对他们只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那还有民间交流争取更大共识的意义，但问题就是当局不可能让这类文本传开，而且很大可能还要抓你们这些牵头的发起人，重判几个，杀猴儆鸡，产生寒蝉效应，甚至还可能大规模打压，使可能再次放松的趋势转向更收紧，恐怕发表这个文本反而得不偿失了吧？
晓波：奥运开始后，当局考虑国际影响已经相对开放和宽松了些，现在还没有重新收紧，我见外国记者比过去要容易些，因此我们打算在12月9日私下找几个外国大媒体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这样舆论很快就会传开，当局如果要抓我们，舆论反弹只会更大，对他们更是得不偿失，他们没那么傻吧？
笔者：他们就是真犯傻了又怎么样呢？比如你曾对国保说当局不让我回国是犯傻，他们怎么又会不再犯傻抓你重判呢？毕竟再大的舆论反弹主要在海外，对国内并不能产生什么正面影响，且不说寒蝉效应，即使打压能让民间产生更大的反抗，也只会遭到更大的镇压，而这个文本上的关键要求，哪一项也不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能实现。你前些天说，警方答应考虑恢复让笔会举行颁奖会，你们现在等于把要求增加和提高了百倍，那么当局反弹的结果至少很可能使笔会颁奖会没戏了。
晓波：笔会颁奖会相比起来影响太小，我们要顾全大局，不能因小失大。
笔者：因小不失大也可以吧？能不能先等等看，笔会是否真能恢复在北京开颁奖会，然后再决定何时发表更好吧？
晓波：问题是笔会颁奖只会让在元旦前后作为新年聚餐，而这个文本需要至迟在12月10日发出，我不好让会外朋友都等到笔会活动后再说吧？
笔者：那你能不牵联署这个头吗？大家各自为战，分进合击，比还没有行动就“胜利大会师”更实在吧？否则被一网打尽，笔会活动也泡汤了。
晓波：我本来也是不想太管这事的，只想主要把《民主中国》网刊办好，再责无旁贷帮帮笔会就行了，但丁老师他们说要我牵头才能放心，我才勉为其难顶上的，但现在又退到先考虑笔会的理由也太小团体主义了。
笔者：先小后大才安全，否则风险会大增。
晓波：我当然明白风险大多了，可能一发表就会抓人，你看大镇压的风险有多大？
笔者：我看风险过半，尤其你一旦被抓，很可能就是重判。
晓波：这个文本比我写的很多文章温和多了吧？
笔者：关键就在这不是一篇个人作品！当局其实不是太在乎个人言论，而更在乎串连联署者。如果你这类名人只写文章，即使比这个文本更激烈得多，风险也不会过半，但是牵头搞上百名人联署就大不相同了。不一定会抓判很多联署人，但肯定你是首当其冲，对你这类名人不会轻易抓，但一旦抓了就必重判，否则无论如何都会引起国际负面舆论，当局只是轻判就会感到得不偿失了。
晓波：那你估计会判我几年？
笔者：很可能是“煽颠罪”，刑法规定从重是五年以上，但对你恐怕是八到十年。这可参照现有的案例来预估——郑贻春判了七年，是只因文字判刑已知最高的先例，据说他主要是参与编写《九评共产党》，但他只是个写手，又是“初犯”；而在当局眼里，你们这个文本的“恶劣”程度绝不低于《九评》，而所影响的阶层更敏感得多，你作为“首犯”，又是可算已“两进宫”的“累犯”，因此只可能比他判得更重。此外，已知同罪名的还有一个八年（何德普），一个九年（李焕明）和两个十年（李旺阳和王小宁）一一他们都涉及组党，因此你很可能不至于高过十年。
晓波：嗯！有道理。不过，我愿意承担这个风险。
笔者：我知道你有“六四情结”，不在乎进去多坐几年，以消除所谓“负疚感”，是吧？
晓波（笑）：呵呵！
笔者：但这样恐怕对刘霞就不公平了，你应征得她也同意冒这个险才对。你向她提过吗？
晓波：提了！刘霞说我自己看着办。
笔者：你沒向她提可能重判吧？
晓波：没有。
笔者：那就再问问，或者我直接对她说更好点。
晓波：她不在家，明天会回来。
笔者：那你就告诉她是张裕的估计，参照过去的一些案例，重判八到十年可能性很大，看她怎么回答，可以吗？
晓波（笑）：当然可以。
笔者：还有，如果真重判你，恐怕还会判几个轻的，你不在乎自己的话，也得为其他人考虑吧？
晓波：我会尽量把责任拉到自己身上。
笔者：明知这么大风险还干，不是成了冒险主义吗？
晓波：总不能担心坐牢就不发声吧？
笔者：发声也得预估效果，可降调使风险小些呀！既然是学《七七宪章》，就最好也学人家的低调策略，他们只是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当局遵守和具体落实已经签署的“欧安会”《赫尔辛基协议》的人权条款，因此你们也应该可以只要求人大批准中国政府十年前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要求根据它一条条修改宪法和其它法律——这些就不至于使当局感觉太过分，也很难找借口问罪了。
晓波：关于人权公约签署十周年，我们也打算写一封要求人大尽快批准的公开信，因此在这个文本中没有提。
笔者：其实有那种公开信就够了，过去有不少人搞过要人大批准公约的联署信，虽然当局不理，但也没有抓人。其实从程序和效果上看，也是应先提批准公约，然后才可能根据公约修宪，否则当局连政府已经签署的国际公约都不批准，凭什么根据只是你们上百人的宣言修宪？即使以后指望能有百万人联署，也占不到全国人口的千分之一嘛！因此我建议你们先只发表要求批准公约的公开信就够了，等人大批准后再提交这类修宪建议书，那就有了充分的依据，按公约条款一条条对照提要求即可，当局即使不理也无法反弹问罪。否则如果当局连人权要求都反弹，那么这文本中如“军队国家化”等太敏感的政改军改要求，无非多了当局加重镇压的口实，不可能起任何正面作用。其实从世界各国的民主进程来看，“军队国家化”从来只是“国家民主化”的必然结果，并非必要前提，因此现在最好是不提它，我过去写过一篇《民主运动需要争取军队吗？》就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在我的网上文集中有。
晓波：嗯！你的意见有道理，但是太晚了，因为现在这文本已经至少征求到60人同意，计划百人联署的话，现在要重新找已认同的过半人征求大改的意见，不但太费事，也不大可能多数通过。
笔者：告诉他们有研究者认为你很可能为此被判重刑，他们也仍同意你去坐牢吗？
晓波（大笑）：你凭什么就能让别人相信你的估计就一定对？何况你还在国外，对国内形势并无切身体会。
笔者：还有“旁观者清”一说呢？
晓波：起码我比你了解那些联署者的看法吧？我可以肯定他们大多数不会退到同意只发批准人权公约的公开信，你该相信吧？
笔者（笑）：那倒是！现在很多人都巴不得为此坐牢，而且大概都自信能做到坚持与你分担刑责，我在囯外不支持送你们坐牢也没用。
晓波：因此你也不必费口舌动员我退，还是谈谈你对文本内容有什么具体意见吧！
（具体讨论从略）
笔者：还有一些文字上的小问题就不提了，反正我不打算支持发这个文本把你们送去坐牢。还有记得向刘霞转告我的“危言耸听”。
晓波：行！我会向负责改稿人转告你的意见和修改建议。
……
两天后，晓波说：已经转告了，需要改的也都改了，比如主张“实行总统制”可删。至于提“军队国家化”太敏感的问题，这在《毛选》第四卷里也有，因此不妨继续保留。我说这些改不改其实无关紧要，只要不退到只要求批准人权公约，他牵头搞这个文本的联署就很可能重判。我于是就问他是否转告刘霞了，他说转告了，刘霞还是说他自己看着办。我当时本想向刘霞确认一下，但想想他已说明不可能退了，又何必只是凭自己估计吓刘霞呢？就没再追问了。
2018年12月9日初稿，12月15日改定
附录：政治文本（草案）
１８４０年的中西冲撞揭开了这片土地上现代化进程的序幕。洋务运动是器物层面的简单模仿，戊戌变法是制度更新的初始尝试；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续２０００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但是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社会纷争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体制只是昙花一现，接下来这片土地又陷入了军阀割据。此后内战连绵，直至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更是陷入了极权主义的深渊，以乌托邦名义建立的“人民政权”，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等一系列灾难，使中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数千万人因此失去生命，几代人自由和幸福被肆意践踏。
２０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个人的经济自由和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官方也不得不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但是执政集团继续实行威权统治，甚至不惜制造六四大屠杀来维护一党独裁体制，使中国的改革只能局限于“跛足”，拒绝政治变革，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兴，人权不彰，两极分化，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双重败坏，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和激化，冲突和危机此起彼伏，个人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都处在危险之中。
如果说，一百五十多年前的鸦片战争，使中国遭遇了“千年未有大变局”，那么，一百五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变革在屡次错过机会之后，也在经过了令人痛心和焦虑的曲折反复之后，赶上了“千年之未有的大机遇。”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艰难曲折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已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价值基础；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共同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是把人当做奴隶，践踏人性的过程。２１世纪的今天，是继续这种极权主义统治下的所谓“现代化”， 还是认同普世价值，引进人类共同的政治智慧进行制度再造，化解社会危机，融入人类文明，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抉择。在这个历史关头，让我们廓清１００多年的现代化之路，重申如下的基本诉求：
自由： 自由是现代文明的核心之所在。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表达自由、交往自由、迁徙自由与结社自由等等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中国距文明尚远矣。
人权：人是国家的目的，而不是相反。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也是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公共权力谮越、人权式微的社会格局有关。今天，我们重申人权价值，就是重申人本价值，重申人的尊严。中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是《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的签字国，兑现“尊重与保障人权”的承诺也是中国的国际义务。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格和尊严都是平等的。平等价值的实现首先需要政府对每个人的平等对待，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共和：共和就是“天下为公，大家共治”，就是代议制、权力制衡与混合政体，就是多种原则、多种利益成分、多种社会群体、社会力量、社会意志的混合与均衡。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人民主权和民选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１）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3）公民真正享有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官员须通过定期的选举产生。（4）少数服从多数，法律保护少数。一句话，民主使政府真正成为“民治，民有，民享”的现代公器。
宪政：宪政就是用宪法和法律规定并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划定并限制政府权力和行动的范围，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中国人早已不是帝国的臣民，而是共和国的公民。每一个共和国的公民都是国家的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责任为伦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主张：
1、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宪，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国民主权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真正成为公共权力的许可状；
2、以共和、民主、宪政的原则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实行总统制。政府行政分支保持政治中立。制订《行政法》，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行政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和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有宪法明确授权，地方充分自治。
3，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立法应体现公众意愿；司法应超越党派，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组建宪法法院，维护宪法权威；目前的执政党应认真进行民主改革，实行党内民主、党政分开和党不干预司法的原则，第一步就是应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政法委员会；
4，实现军队国家化，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政党组织应从军队退出；
5、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建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6、进行民主选举，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行政首长的直选现在就应开始在县市一级推行，并在省一级试行；
7、废除户籍制度和城乡分割的制度藩蓠，公民有权自由选择居住地和自由迁徒，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
8、政党政治正常化。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公平竞争的原则；
9、公民社会自主生长发育，贯彻结社自由，推进社区自治；公营事业开放准入，实施民营化；短期内不能开放民营的公用事业企业，也应引入竞争机制，其服务定价由民意机关核准；目前应该开展官民之间的政治对话，共同推进政治现代化。
10、集会、游行、示威、静坐，以及公民其他和平合法地表达自身意愿的行为，不受政府干预与限制；
11、落实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保证学术自由，鼓励创新思想；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废除现行《刑法》的“煽动颠覆罪”条款。
12、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干预。尊重传统价值和多元文化，融入世界文明，形成自由开放的新文化传统。
13、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保障土地自由流通，让土地价值在市场中充分体现；
14、确立民主财政、公共财政、责任财政的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作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不得加税、开征新税；
15、央行独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大力发展民间金融，向所有主体开放所有金融业务；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引入竞争机制使现有金融机构发挥活力；建立现代监管体系，保证金融安全；
16、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就业上得到最低限度的保障。任何公民都有权接受免费基础教育，保障公民的教育选择权，维护教育自由，国家财政须保证义务教育经费，对教育的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应逐年上升；保障公民享受基本医疗服务，在医疗机构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国家财政必须保证投入；促进就业，增加民众的安全感。
17、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代际公平；积极治理讲江河湖沼，倡导公共环保观念；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积极作用；
18、废除国家强制的计划生育政策，代之以既能激励人口素质提升、又能抑制人口膨胀的引导性政策。
19、以平等、公正、宽容的姿态参与维持地区繁荣稳定，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以大智慧处理民族关系，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维持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宪政、自由、民主的框架下，通过谈判和社会选择过程解决台湾问题；
20、为遭受迫害和无义司法追究的人恢复名誉，并给予赔偿，包括“土改”、“三反、五反”、“肃反”、“反右”、“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不公的人，尤其是因“六四”而受难的人。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实现社会和解。
2003年10月至2008年12月8日，刘晓波前四年担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后一年多继续担任理事。而侨居瑞典的笔者，从2004年1月起由他提名担任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协调人，在2005年10月至2008年6月又兼任笔会秘书长，因笔会工作与他在网上联络很频繁，后来私人关系比较密切了，也交流或闲聊一些会外有共同兴趣的事。
在晓波2007年10月不再续任会长后，《零八宪章》就是他曾与笔者交流过的一件最为重要的会外事务，并先后传来三个不同稿本——第三个稿本标明了“最新”的字样，还包括对前一稿的修改部分标红，是在他被捕前几天因担心在发表日之前“进去”，作为“后事”交代笔者的，上面标记着“2008年12月9日公布”，但与后来由其他人公布的正式版本仍略有不同，很有可能他并非最后修改定稿人。参与《零八宪章》起草和讨论的许多人曾提到过一些早期稿本，但至今没有见到有过公布，为此笔者觉得现在有必要发表出来，供有关研究者参考。同时笔者也就此谈谈相关背景，尤其是晓波那段时期的心态，以及彼此讨论和交流的情况。
2008年是“北京奥运年”，中国当局为了确保那次首办奥运的成功，至少提前两年就开始加强言禁，并对民间群体自主活动全面收紧和打压。晓波在当选笔会会长后，2004年和2005年连续两年的年度颁奖餐会活动，都能在北京受监视下不受干扰地低调举行，参加者达五、六十人以上，是他于1989年被捕后得以在超过三十人的聚会上讲话的罕见两次，更是在中国大陆以笔会名义聚会人数最多的两次。此外，2005年5月，笔者陪同瑞典笔会的国际秘书霍尔姆（Kjell Holm）、澳洲悉尼笔会前會长周思（Nicholas Jose）和该会狱委主席罗利（Chip Rolley），在北京与晓波夫妇等笔会成员共进晚餐，也未受到干预。但到2006年末，笔会颁奖餐会就被禁办了，只好改到2007年2月到香港召开的“国际笔会亚太会议”期间举行，晓波未获去港，笔者在会后从香港乘直达火车到北京，打算再次与晓波等笔会朋友见面，并回老家探亲，岂料身为中国公民竟被北京车站边检警察扣留后“遣返”香港。2007年12月，晓波等又试图在北京举办年度颁奖餐会，在当局干预下流产。2008年1月，笔者到香港协商再次举办笔会年度活动，回程转道北京机场过境返瑞典也遭阻止而“遣返”香港，只好改为转道巴黎返瑞。此后4月底去港参加纪念5月3日“新闻自由日”活动，又被港方拒绝入境。8月下旬，北京奥运会结束后，很多人预计当局会逐渐放松，晓波表示“审慎乐观”，笔者则半信半疑。
此后，笔者忙于本会参与发起的国际笔会“奥运年”两大合作项目——“国际笔会诗歌接力”和“我们为言论自由准备好了”的总结报告，为了解国内形势变化，不时与晓波联系讨论。9月中他以Skype呼笔者，说有一个“好消息”——
晓波：今天警方表示，会考虑年底让我们在北京以私人餐会形式聚会，条件与前两年大致相似，但人数得适当减少，还得向上请示批准。我说奥运后形势会逐渐好转吧！你还不相信？
笔者：那就是说可以恢复开笔会颁奖会了？
晓波：是的，还是象06年元旦后那样低调，不能象04年10月那样挂笔会横幅，参加人数也会进一步限制，但一步步来还是有希望办大的。
笔者：只要让恢复聚会，低调人少总比完全禁止好，但现在还是“牛奶和嘴”，在能喝进之前还是空的！
晓波：当然！不过根据我和他们打交道的经验，如果到时候不行的话，他们现在也不至于松这个口，只是不排除上面不批。因此现在还是“审慎乐观”，暂时不向理事会正式提案，只是私下打个招呼，你也不要告诉其他人。
……
9月25日晚上9时（北京时间26日凌晨3时），笔者又接到晓波的Skype呼叫，说是发个稿子给笔者，然后就收到一份“政治文本.txt”（全文如附件所示），他说希望笔者仔细看后谈谈看法。打开一看，标题是《政治文本（草案）》。
笔者看后先问：这是个声明稿吧？准备提交理事会作为笔会的“十一文告”？那就太政治化了，大大超出了言论自由问题的范围，不适合笔会来发吧？
晓波：不是笔会用，这个相当于捷克哈维尔他们过去搞的《七七宪章》一类，有点修宪建议书的性质，也就是对一些原则问题在民间形成一个比较广泛共识的宣言，准备在12月10日公布，以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六十周年。现在主要是找些有影响的国内知识分子包括体制内的开明人士联署，我们笔会有些会员只以个人名义参加。
笔者：《七七宪章》是有个组织的，还设立了发言人制度，你们也搞吗？
晓波：还在讨论，有不同意见，倾向是不设发言人，只算是一个很松散的群体，也就是一般搞联署那样，有人建议就叫：中国公民群体。
笔者：这样也好，以免人太杂更引起官方反弹打压，以“国内外勾结干涉中国内政”的借口，大抓你们这些“汉奸”、“卖国贼”，哈维尔他们发言人就被抓了几批。那就不邀请海外人士参加联署是吧？
晓波：公开发表后任何人都可以参加联署，只是首批联署人限定为中国公民，计划是一百人。我们只为首批负责，此后的联署信箱开在海外，什么人认同文本参加联署，我们也管不了。
笔者：你不提，我还想不起有这个“百年大庆”。不过据我所知，清朝在1908年只是公布了个《钦定宪法大纲》，宣称开始筹备在九年后实行君主立宪制，由于那个《大纲》坚持君权至上，当时连多数立宪派舆论都称为“假立宪”，何况三年后就发生辛亥革命，清政府实际也没来得及“立宪”，没必要纪念那个没有实行的《大纲》吧？
晓波：你这说的是大汉族主义全盘否定满清政府的传统观点，现在很多宪政学者都倾向认为：无论清政府动机和结果如何，那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开启立宪的宪法式文本，具有至少值得一提的里程碑意义。我们这个文本其实还没有提这点，以后会补充进去。
笔者：百年百人有点有意思，不过限定百人是否太形式主义了？
晓波：当然可超过几人。
笔者：那就108人吧？
晓波（笑）：肯定不能用这个数！首批还是要有些在体制内说得上话的，不能让人一看都是些“造反派”，等于自己开个名单让他们照单抓人了，至于联署人多几个少几个，无关紧要。现在是要问你对这个文本内容的具体看法。
笔者：大致看了一下，原则上当然不错。虽然看得出这个文本为避免当局过分反弹已有相当节制，但就具体内容来看，我觉得还是大大超出当局可以接受的范围，如果对他们只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那还有民间交流争取更大共识的意义，但问题就是当局不可能让这类文本传开，而且很大可能还要抓你们这些牵头的发起人，重判几个，杀猴儆鸡，产生寒蝉效应，甚至还可能大规模打压，使可能再次放松的趋势转向更收紧，恐怕发表这个文本反而得不偿失了吧？
晓波：奥运开始后，当局考虑国际影响已经相对开放和宽松了些，现在还没有重新收紧，我见外国记者比过去要容易些，因此我们打算在12月9日私下找几个外国大媒体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这样舆论很快就会传开，当局如果要抓我们，舆论反弹只会更大，对他们更是得不偿失，他们没那么傻吧？
笔者：他们就是真犯傻了又怎么样呢？比如你曾对国保说当局不让我回国是犯傻，他们怎么又会不再犯傻抓你重判呢？毕竟再大的舆论反弹主要在海外，对国内并不能产生什么正面影响，且不说寒蝉效应，即使打压能让民间产生更大的反抗，也只会遭到更大的镇压，而这个文本上的关键要求，哪一项也不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能实现。你前些天说，警方答应考虑恢复让笔会举行颁奖会，你们现在等于把要求增加和提高了百倍，那么当局反弹的结果至少很可能使笔会颁奖会没戏了。
晓波：笔会颁奖会相比起来影响太小，我们要顾全大局，不能因小失大。
笔者：因小不失大也可以吧？能不能先等等看，笔会是否真能恢复在北京开颁奖会，然后再决定何时发表更好吧？
晓波：问题是笔会颁奖只会让在元旦前后作为新年聚餐，而这个文本需要至迟在12月10日发出，我不好让会外朋友都等到笔会活动后再说吧？
笔者：那你能不牵联署这个头吗？大家各自为战，分进合击，比还没有行动就“胜利大会师”更实在吧？否则被一网打尽，笔会活动也泡汤了。
晓波：我本来也是不想太管这事的，只想主要把《民主中国》网刊办好，再责无旁贷帮帮笔会就行了，但丁老师他们说要我牵头才能放心，我才勉为其难顶上的，但现在又退到先考虑笔会的理由也太小团体主义了。
笔者：先小后大才安全，否则风险会大增。
晓波：我当然明白风险大多了，可能一发表就会抓人，你看大镇压的风险有多大？
笔者：我看风险过半，尤其你一旦被抓，很可能就是重判。
晓波：这个文本比我写的很多文章温和多了吧？
笔者：关键就在这不是一篇个人作品！当局其实不是太在乎个人言论，而更在乎串连联署者。如果你这类名人只写文章，即使比这个文本更激烈得多，风险也不会过半，但是牵头搞上百名人联署就大不相同了。不一定会抓判很多联署人，但肯定你是首当其冲，对你这类名人不会轻易抓，但一旦抓了就必重判，否则无论如何都会引起国际负面舆论，当局只是轻判就会感到得不偿失了。
晓波：那你估计会判我几年？
笔者：很可能是“煽颠罪”，刑法规定从重是五年以上，但对你恐怕是八到十年。这可参照现有的案例来预估——郑贻春判了七年，是只因文字判刑已知最高的先例，据说他主要是参与编写《九评共产党》，但他只是个写手，又是“初犯”；而在当局眼里，你们这个文本的“恶劣”程度绝不低于《九评》，而所影响的阶层更敏感得多，你作为“首犯”，又是可算已“两进宫”的“累犯”，因此只可能比他判得更重。此外，已知同罪名的还有一个八年（何德普），一个九年（李焕明）和两个十年（李旺阳和王小宁）一一他们都涉及组党，因此你很可能不至于高过十年。
晓波：嗯！有道理。不过，我愿意承担这个风险。
笔者：我知道你有“六四情结”，不在乎进去多坐几年，以消除所谓“负疚感”，是吧？
晓波（笑）：呵呵！
笔者：但这样恐怕对刘霞就不公平了，你应征得她也同意冒这个险才对。你向她提过吗？
晓波：提了！刘霞说我自己看着办。
笔者：你沒向她提可能重判吧？
晓波：没有。
笔者：那就再问问，或者我直接对她说更好点。
晓波：她不在家，明天会回来。
笔者：那你就告诉她是张裕的估计，参照过去的一些案例，重判八到十年可能性很大，看她怎么回答，可以吗？
晓波（笑）：当然可以。
笔者：还有，如果真重判你，恐怕还会判几个轻的，你不在乎自己的话，也得为其他人考虑吧？
晓波：我会尽量把责任拉到自己身上。
笔者：明知这么大风险还干，不是成了冒险主义吗？
晓波：总不能担心坐牢就不发声吧？
笔者：发声也得预估效果，可降调使风险小些呀！既然是学《七七宪章》，就最好也学人家的低调策略，他们只是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当局遵守和具体落实已经签署的“欧安会”《赫尔辛基协议》的人权条款，因此你们也应该可以只要求人大批准中国政府十年前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要求根据它一条条修改宪法和其它法律——这些就不至于使当局感觉太过分，也很难找借口问罪了。
晓波：关于人权公约签署十周年，我们也打算写一封要求人大尽快批准的公开信，因此在这个文本中没有提。
笔者：其实有那种公开信就够了，过去有不少人搞过要人大批准公约的联署信，虽然当局不理，但也没有抓人。其实从程序和效果上看，也是应先提批准公约，然后才可能根据公约修宪，否则当局连政府已经签署的国际公约都不批准，凭什么根据只是你们上百人的宣言修宪？即使以后指望能有百万人联署，也占不到全国人口的千分之一嘛！因此我建议你们先只发表要求批准公约的公开信就够了，等人大批准后再提交这类修宪建议书，那就有了充分的依据，按公约条款一条条对照提要求即可，当局即使不理也无法反弹问罪。否则如果当局连人权要求都反弹，那么这文本中如“军队国家化”等太敏感的政改军改要求，无非多了当局加重镇压的口实，不可能起任何正面作用。其实从世界各国的民主进程来看，“军队国家化”从来只是“国家民主化”的必然结果，并非必要前提，因此现在最好是不提它，我过去写过一篇《民主运动需要争取军队吗？》就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在我的网上文集中有。
晓波：嗯！你的意见有道理，但是太晚了，因为现在这文本已经至少征求到60人同意，计划百人联署的话，现在要重新找已认同的过半人征求大改的意见，不但太费事，也不大可能多数通过。
笔者：告诉他们有研究者认为你很可能为此被判重刑，他们也仍同意你去坐牢吗？
晓波（大笑）：你凭什么就能让别人相信你的估计就一定对？何况你还在国外，对国内形势并无切身体会。
笔者：还有“旁观者清”一说呢？
晓波：起码我比你了解那些联署者的看法吧？我可以肯定他们大多数不会退到同意只发批准人权公约的公开信，你该相信吧？
笔者（笑）：那倒是！现在很多人都巴不得为此坐牢，而且大概都自信能做到坚持与你分担刑责，我在囯外不支持送你们坐牢也没用。
晓波：因此你也不必费口舌动员我退，还是谈谈你对文本内容有什么具体意见吧！
（具体讨论从略）
笔者：还有一些文字上的小问题就不提了，反正我不打算支持发这个文本把你们送去坐牢。还有记得向刘霞转告我的“危言耸听”。
晓波：行！我会向负责改稿人转告你的意见和修改建议。
……
两天后，晓波说：已经转告了，需要改的也都改了，比如主张“实行总统制”可删。至于提“军队国家化”太敏感的问题，这在《毛选》第四卷里也有，因此不妨继续保留。我说这些改不改其实无关紧要，只要不退到只要求批准人权公约，他牵头搞这个文本的联署就很可能重判。我于是就问他是否转告刘霞了，他说转告了，刘霞还是说他自己看着办。我当时本想向刘霞确认一下，但想想他已说明不可能退了，又何必只是凭自己估计吓刘霞呢？就没再追问了。
2018年12月9日初稿，12月15日改定
附录：政治文本（草案）
１８４０年的中西冲撞揭开了这片土地上现代化进程的序幕。洋务运动是器物层面的简单模仿，戊戌变法是制度更新的初始尝试；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续２０００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但是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社会纷争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体制只是昙花一现，接下来这片土地又陷入了军阀割据。此后内战连绵，直至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更是陷入了极权主义的深渊，以乌托邦名义建立的“人民政权”，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等一系列灾难，使中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数千万人因此失去生命，几代人自由和幸福被肆意践踏。
２０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个人的经济自由和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官方也不得不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但是执政集团继续实行威权统治，甚至不惜制造六四大屠杀来维护一党独裁体制，使中国的改革只能局限于“跛足”，拒绝政治变革，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兴，人权不彰，两极分化，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双重败坏，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和激化，冲突和危机此起彼伏，个人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都处在危险之中。
如果说，一百五十多年前的鸦片战争，使中国遭遇了“千年未有大变局”，那么，一百五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变革在屡次错过机会之后，也在经过了令人痛心和焦虑的曲折反复之后，赶上了“千年之未有的大机遇。”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艰难曲折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已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价值基础；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共同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是把人当做奴隶，践踏人性的过程。２１世纪的今天，是继续这种极权主义统治下的所谓“现代化”， 还是认同普世价值，引进人类共同的政治智慧进行制度再造，化解社会危机，融入人类文明，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抉择。在这个历史关头，让我们廓清１００多年的现代化之路，重申如下的基本诉求：
自由： 自由是现代文明的核心之所在。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表达自由、交往自由、迁徙自由与结社自由等等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中国距文明尚远矣。
人权：人是国家的目的，而不是相反。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也是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公共权力谮越、人权式微的社会格局有关。今天，我们重申人权价值，就是重申人本价值，重申人的尊严。中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是《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的签字国，兑现“尊重与保障人权”的承诺也是中国的国际义务。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格和尊严都是平等的。平等价值的实现首先需要政府对每个人的平等对待，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共和：共和就是“天下为公，大家共治”，就是代议制、权力制衡与混合政体，就是多种原则、多种利益成分、多种社会群体、社会力量、社会意志的混合与均衡。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人民主权和民选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１）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3）公民真正享有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官员须通过定期的选举产生。（4）少数服从多数，法律保护少数。一句话，民主使政府真正成为“民治，民有，民享”的现代公器。
宪政：宪政就是用宪法和法律规定并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划定并限制政府权力和行动的范围，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中国人早已不是帝国的臣民，而是共和国的公民。每一个共和国的公民都是国家的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责任为伦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主张：
1、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宪，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国民主权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真正成为公共权力的许可状；
2、以共和、民主、宪政的原则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实行总统制。政府行政分支保持政治中立。制订《行政法》，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行政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和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有宪法明确授权，地方充分自治。
3，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立法应体现公众意愿；司法应超越党派，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组建宪法法院，维护宪法权威；目前的执政党应认真进行民主改革，实行党内民主、党政分开和党不干预司法的原则，第一步就是应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政法委员会；
4，实现军队国家化，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政党组织应从军队退出；
5、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建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6、进行民主选举，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行政首长的直选现在就应开始在县市一级推行，并在省一级试行；
7、废除户籍制度和城乡分割的制度藩蓠，公民有权自由选择居住地和自由迁徒，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
8、政党政治正常化。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公平竞争的原则；
9、公民社会自主生长发育，贯彻结社自由，推进社区自治；公营事业开放准入，实施民营化；短期内不能开放民营的公用事业企业，也应引入竞争机制，其服务定价由民意机关核准；目前应该开展官民之间的政治对话，共同推进政治现代化。
10、集会、游行、示威、静坐，以及公民其他和平合法地表达自身意愿的行为，不受政府干预与限制；
11、落实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保证学术自由，鼓励创新思想；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废除现行《刑法》的“煽动颠覆罪”条款。
12、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干预。尊重传统价值和多元文化，融入世界文明，形成自由开放的新文化传统。
13、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保障土地自由流通，让土地价值在市场中充分体现；
14、确立民主财政、公共财政、责任财政的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作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不得加税、开征新税；
15、央行独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大力发展民间金融，向所有主体开放所有金融业务；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引入竞争机制使现有金融机构发挥活力；建立现代监管体系，保证金融安全；
16、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就业上得到最低限度的保障。任何公民都有权接受免费基础教育，保障公民的教育选择权，维护教育自由，国家财政须保证义务教育经费，对教育的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应逐年上升；保障公民享受基本医疗服务，在医疗机构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国家财政必须保证投入；促进就业，增加民众的安全感。
17、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代际公平；积极治理讲江河湖沼，倡导公共环保观念；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积极作用；
18、废除国家强制的计划生育政策，代之以既能激励人口素质提升、又能抑制人口膨胀的引导性政策。
19、以平等、公正、宽容的姿态参与维持地区繁荣稳定，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以大智慧处理民族关系，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维持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宪政、自由、民主的框架下，通过谈判和社会选择过程解决台湾问题；
20、为遭受迫害和无义司法追究的人恢复名誉，并给予赔偿，包括“土改”、“三反、五反”、“肃反”、“反右”、“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不公的人，尤其是因“六四”而受难的人。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实现社会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