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德国技术合作公司与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于2009年3月28-29日在中国海口共同主办以“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增长与改革”为主题的“亚洲新兴经济体经济社会改革政策对话”。
以下是搜狐财经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中国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孙立平:谢谢各位嘉宾。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早上好!
今天我在这里想探讨一个问题,我们看中国今天的经济问题有没有另外的一种可能性,或者说从去年秋天一直到现在,中国经济发生了什么,我们有没有另外的一个可能性。现在我们普遍的有这样一种假定,就是中国的经济的问题是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一种直接反应,或者说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一部分,但是我想我们还可以有另外的一种看这个问题的办法。我想在这里探讨这样一个角度,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把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这场危机看作是由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的、但是又不同于美国金融危机的、一场相对独立的、但是又是比较温和的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
中国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孙立平
这场危机是由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的,但是我们要看到中国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中国所遭遇的危机又和美国有所不同,可以说美国的金融危机当中那些最核心的要素,最核心的现象在中国几乎都不存在,大面积房贷断供,金融机构倒闭、破产、被收购、被国有化,这些中国都不存在,甚至实体经济危机引发的原因和中国也不同。在“两会”期间,一些来自企业界的政协委员曾经开过一个小会,这个小会上他们用了这样一个比喻,他们说这次危机对于中国来说是雪上加霜,但是一定要分清楚哪些是雪,哪个是霜,不要以为白茫茫的一片都是霜,最主要的可能是你自己的雪,这两个东西一定要分开。现在在美国发生的是由房地产泡沫和金融泡沫引发的金融危机,在中国发生的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生产过剩危机,换句话说,中国现在所发生的这场危机我觉得是一种比较传统的古色古香的危机,而不是一个非常新型的危机。
为什么要这样看问题呢?因为这样看问题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中美两国现在在这场危机当中各自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同的,美国要解决的可能更多的是金融监管、金融创新的规范,从长远来说可能还有货币体系的改革、生活方式的变化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中国现在要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吗?不是。中国现在需要解决的是另外一些问题。这是我想表达的一个最基本的意思。从这样一个意义来说,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经济危机——我一直把中国的危机叫做经济危机而不是金融危机,我把中国的经济危机看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过程。它的基本背景就是中国开始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中国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逐步的由生活必需品的时代开始迈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生产过剩危机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逐步的出来的,一系列结构性的条件(问题)没有解决之前,生产过剩危机和耐用消费品时代可以说是相伴随的,不可避免的伴随的。当我们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迈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时候,生产过剩的因素就开始出现。到了1997年、1998年的时候这个问题相对来说就比较突出了,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社会当中第一次出现了一个词:“内需不足,市场疲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就意味中国实际上第一次还不怎么成型的、非常轻微的生产过剩危机,但是那场危机程度很轻,加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尤其是当时住房这个市场开始形成,逐步的就过来了,过来了之后到了2005年前后生产过剩这个问题又开始突出出来了。我们看一下当时的有关文件和新闻媒体的报道,生产过剩的问题、扩大内需的问题又开始被频繁的提到。所以可以说2005年的时候又开始进入一场生产过剩危机,或者说是有一种苗头或者迹象。但是2005年前后终于没有形成,是因为中国遇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全球化的过程加快,在全球化加快的过程当中,中国又碰到了美国,这两家一拍即合,两家高度互补,这边生产大量的东西卖不出去,那边过度的消费,你便宜一点卖给我,这样就解决了这两个国家各自的问题。从2005年之后,2006、2007一直到2008年上半年,在这样一种相互关系之下,中国的问题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被化解了,但是现在美国出现了问题,原来解决中国生产过剩问题的条件就失去了,于是去年开始中国的问题就突出来了。有的经济学家认为这场危机是中国本身的生产过剩危机实际上应当在2005年发生,但是拖到了今天,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现在会遭遇这样的一场生产过剩危机呢?其实从原来没有危机到有危机不是一个退步,其实反倒是一个进步,说明我们的社会上了一个台阶,我们开始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或者最简单的说耐用消费品时代就是由柴米油盐的时代进入房子汽车的时代,这个坎可以说是非常难以跨越的坎。在相关的条件创造出来之前,生产过剩危机几乎是必然的现象。我们原来讲的西方世界的生产过剩危机和它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密切的联系在一起。30年代大萧条其实就是在当时的那个背景下发生的。我刚才说中国这次是古色古香的经济危机,其实更类似于30年代大萧条,而不是类似于今天美国的金融危机。30年代大萧条就是当时美国开始进入房子汽车的时代又进不去酿成的一场危机。我们现在关于30年代大萧条往往有一个误导,一说30年代大萧条脑子里马上蹦出来的就是卖不出去的牛奶,把卖不出去的牛奶倒到河里,密西西比河成为奶河,但是30年代大萧条当中真正卖不出去的不是牛奶,是汽车、房子、摩托车、收音机、洗衣机、电话机,1925年美国汽车产量达到500万辆,2007年中国汽车产量1300万,国内销售800万辆,1925年前后美国新造的房子200万幢,1929年卖出去的房子每年不过50万幢。耐用消费品时代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比如说柴米油盐的时代几乎不存在生产过剩危机,但是耐用消费品时代生产过剩危机出现了。最重要的,一个社会真正要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需要具备一系列的条件,至少得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住到城市当中来,能够形成最起码的基础设施,得有消费信贷,得有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作为社会信贷支撑的条件,还得有中产阶层逐步的发育等等,这样才能使整个社会能够消费起耐用消费品,能够真正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
从这样一个角度看,这样一场危机对我们的意义是非常直接的。这次中国的危机提出的挑战是长期的,而非短期的,所以我们应对的思路应当是“立足长远、面对眼前”。在这种情况下,这次危机真正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创造一系列的条件,解决这个社会真正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问题,形成耐用消费品的市场,形成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模式所需要的一系列制度和结构的条件。我们现在所谓的扩大内需,面临的也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扩大内需,而是要解决耐用消费品消费的是什么的问题,所谓内需的内涵是这个。为了这个我们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包括强化政府职能、推动政府再分配的职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促进财富的再分配贡献性,同时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抉择的机制,特别是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的机制、促进中产阶层的发育等等一系列的机制,也就是说从历史上来看,30年代大萧条之后,西方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支撑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今天所要做的事情基本的意义也是如此,我们要通过社会的变革、社会的改造形成一个新的社会,才能支撑一个新的经济时代——耐用消费品时代,只有当这样一个条件形成了,生产过剩的危机才会真正成为历史。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