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一年前的今天，即1967年12月26日，我和我省其他二十多位被“劳教”的“反动学生”[註：1]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事件，至今仍令我和知道内情的“反动学生”们心有余悸。
此事的来来龙去脉还得从67年的9月份说起。1967年9月7日我因患急性血吸虫病引发的肝脓肿，在我进行改造的农场医院极其简陋的条件之下，进行的一场没有麻药的肝脏三分之二切除手术，这场手术奇迹般的挽救了我那条几乎要丢掉了的小命。手术后，在康复期间去农场医院复查时，一位对我们这些在该农场“劳动教养”的“反动学生”抱同情态度的周X琼医生问我：你想不想回省城你家里去看一看？我说想是想，但上面有规定改造期间不得擅自离开所在的生产队，更不要说离开农场去省城了，她说：这不要紧，我帮你开一个转院到省城医学院附属医院复查治疗的证明，你就可到你们队上和农场保卫科请假，明正言顺地去省城大医院检查你的肝脏手术后的恢复情况？顺便也可回家去看看你的父母。她那里知道自从我们兄弟三人在1964年被打成“反革命”后，我母亲不堪在街道上所受的屈辱，已于1965年底变卖了家中所有带不走的物品之后，出走成都，投靠我的大姐去了，父亲已于我们兄弟出事之前驾鹤西去，我实际上在省城已无家可归。但我很想回省城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想到省城的医学院附属医院复查一下手术后肝脏究竟恢复得怎样？另外想到我原来所在的大学和省高教局、省委宣传部去询问一下我们这批在农场“劳动教养”的“反动学生”在农场改造的期限早已超过，究竟要作出什么处理？原来说在农场“劳动教养”三年，三年后思想改造合格的补发大学毕业证，按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改造不合格的另作处理。此时我们到农场改造早已超过三年，却因“文化大革命”而无人过问。
这年10月中旬我拿着周医生开的转院证明回到了省城，我先找到我所在的大学保卫科，保卫科的人说：你们是由省高教局和省委宣传部处理的，现在它们没有指示，我们也没有办法，你去找他们吧！我找到省高教局专管“反动学生”的徐科长(徐科长实际上是专门管控全省高教师生政治思想的特务头子)和省高教局长，他们都推说：现在是造反派掌权，我们都靠边站了，对你们的事我们也无能为力；况且处理你们的文件是中宣部和高教部发下的，现在它们没有新的指示即使我们有权也无法处理。
到这年10月下旬我在省医学院附属医院经超声波检查，原已被切除三分之二的肝脏已恢复正常，厚度已有8厘米，宽度已有12厘米，医院给我开了一些护肝的药后我回到了农场。
我和其他“反动学生”们一样，不愿终老在这个血吸虫病肆虐、劳动强度远超过普通农村、一年到头没有农闲季节的农场。于是我利用在生产队养病不用出工的便利，以去医院复查、取药的名义到各个有“反动学生”的分场、生产队去串联(当局为了防止“反动学生”之间互相“勾结”，通常一个生产队只安排一个“反动学生”，而且规定“反动学生”之间严禁互相往来)，鼓动他们一起返回各自的高校，向当局要求对我们的问题作出处理，得到全农场“反动学生”们的积极响应。那时因“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农场、分场的保卫科和生产队的“反动学生”监管小组，对“反动学生”们的管控已有所松懈，相距较近的“反动学生”之间也开始有所往来，当我把全农场所有的“反动学生”都联系好后，我选定了11月22日(是个星期天)作为我们逃离农场的日子，决定这天的中午12点之前，大家各自找借口离开生产队，赶到农场边上的一个轮船码头集合，乘坐12点30分的轮船从那里开往农场所属的城市，再从该市坐汽车到省城。我把这个决定通知了各高校的几个态度积极的“反动学生”，要他们再去通知他们学校的其他“反动学生”，并要他们淮备好各自的路费，不料有四五个人说他们身上已没有路费了(这几个人到农场后，看不到“前途”意志消沉，每当月初发了生话费后便喝酒抽烟，一到月底就身无分文了)，我听说后，为了鼓励他们一起行动，我告诉他们：你们的路费由我来想办法先幫你们垫付。原来我手上还有87块多钱去长沙复查时的医药费发票可以去农场医院报销。为了防止农场保卫部门的阻挠和追捕，我告诫“反动学生”们走前切不可让任何人知道，也不可露出任何要走的迹像。
11月22号一早起来，我收拾了一点随身的物品，就赶往总场职工医院去报销医药费，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各单位很少有人按时上下班，我在医院财务室一直等到9点多还未见出纳来上班，此时我心急如焚，总场到船码头将近有30里路，我手术后体力尚未恢复，又不能奔跑，幸亏在医院护士们的幫助之下，我找到了这位出纳的家里，她因家里有事上午正准备不去上班，我对她说：我开刀的刀口发炎了，要赶中午那班船到市里再到省城去复查治疗，这位出纳还算好，连忙同我一起到医院财务室把我的医药费报了，我拿到87块多钱后，立刻往船码头方向跑，刚跑了两三里路就因大病初愈体力不支，就已累得气喘吁吁，我想我恐怕是赶不上了，但想到我是这次出逃事件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我不能按时赶到，群龙无首，不仅谋划多日的逃跑计划会以失败告终，而我这次若失信于其他“反动学生”们，我再要组织他们一起行动，恐怕就再也没有人会相信我了。正当我忧心忡忡之时，我突然听到从我来的路上传来了一阵突突突的拖拉机的响声，我想如果能顺便搭一段路的拖拉机，我还是有可能在12点之前赶到船码头的。等那辆拖拉机开近我时，我站到路中间向司机挥手，他把车停了下来，我问他要开到哪里去？他说是开到船码头去拉化肥的，我一听喜出望外，我说：我要去赶船，你带我去船码头吧！那位司机二话没说，打开车门，对我说：上来吧！我爬上车坐在司机旁边，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大约在11点半我就到达了船码头，我向司机致谢后，到船码头周围一看发现已有好几位所在生产队离船码头比较近的“反动学生”已经到达，接着其余的“反动学生”也先后到达了，我给了那四位没有路费的“反动学生”每人15块钱做路费。最终还是有三位原来答应得好好的“反动学生”没有如约赶来，这三个人后来被我们戏称为“滑头”，因为我们这次出逃如果成功脱离苦海，他们也可顺利回到学校，如果我们因这次出逃被抓捕回来而加重对我们的处罚，他们则以未参与其中，而不受波及，甚至还可以检举揭发我策动、组织这次逃跑行动而向上面邀功请偿。
我要他们先后到售票口买好到市里的船票，然后不要集中在候船室，三两个一起分开在船码头附近走动，以免引人注目，万一有哪个队发现有“反动学生”逃跑，组织人来追捕，也不致一网打尽。到开船前10分钟再登船，只要一开船就安全了。
中午12点30船准时启航，我们终于吐了一口轻松的气。这天傍晚到达市里，我们登岸后，见城里到处都是带红袖章的红卫兵和造反派，这个城当时各派之间的武斗也很厉害，不时还可听到零星的枪声，我们找到一家饮食店每人吃了一碗面条和两个馒头。从这个城市开往省城的班车一天只有两趟(上午、中午各一趟)。晚上的住宿很麻烦，那时的旅社很难找，而我们一起有二十来个人集中在一起太引人注目，怕万一遇到红卫兵、造反派们一盘查(那时任何人外出都必须有单位或革委会开具的证明，否则便要被抓捕审讯)那就麻烦了，因为我们二十多个人只有我有一张转院的证明，我把这张证明上的易XX等一人，的一字上下各加了一横改成一个三字，又不敢改成更多的数字，是怕被人看出破绽，你去看病顶多有两个人陪同就足夠了，写那么多人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我又把转院证上的：十月的十字后面加了一横变成了当时的十一月，我们拿着这张证明找了好多家旅社，找到一家有空房间的旅社就住进去三个人，然后又拿着这张证明去找另一家，总共只找到五家有空房的旅社，一共住进了十五个人，我们约好明天一早到汽车站会面后，我带着剩下的五六个人在街上游，我们五六个人一起总在街上游荡也不是个事，万一遇到巡查的人查证明就麻烦了，我说我们都到船码头的趸船上去过夜吧！因为那时交通紧张船票很难买，往往前一天晚上就要到趸船上的售票口去排队等天亮购买船票，所以呆在那里装作等买票的人不易引人怀疑，于是我们五六个人就在趸船上呆了一夜。11月下旬的夜晚，江风吹来冻得我们瑟瑟发抖，好不容易等到天亮，立刻赶往汽车站排队购票，住旅社的同学也来了，尽管我们都排在前面，但只买到十张上午的车票，其余上午的车票都被车站工作人员的亲朋戚友和机关单位出差人员瓜分掉了。其余十来位同学只买到中午的车票，我对他们说我带九个人先走，我们下午在省城汽车站接你们。那天中午我们到达省城后，吃了午饭就在车站附近等下午来的同学，在车到达之前，我用钱和粮票在饮食店买了二十多个馒头、二十多个包子，站车站里的停车场，见班车到了，等后来的同学们一下车，马上给他们每人两个饅头两个包子，他们很高兴说：我们正肚子饿得咕咕叫，你的包子、饅头来得太及时了。接着我要他们各个学校的学生一起去找各自的学校，有问题到我们大学学生七舍来找我一起商量。
我和我们学校的黄XX一起回到学校，黄XX的父母都是我们学校的教授，他家就住在学校，他吃饭睡觉的地方当然不成问题。我们先找到学校保卫科的文于事(我校“反动学生”的事一向由他经管)，他一见我们很惊讶地说：你们怎么回来了？我说我们受处分的时间早就超过了，又没有人来管我们，我们回来要求学校作出处理。他说：现在搞运动，机构都瘫痪了，没有人管事，再说当时处理你们是省委宣传部和省高教局，你们要去找他们解决问题，找学校也没有用。既然处分已经到期，回来了就先找地方住下来再说，你们去找你们原来食堂和宿舍的管理员，先把吃饭睡觉的问题解决，至于今后如何处理，只能等上级的新指示下来后再说。
从保卫科出来，黄同学去他家里去了，我找到我们宿舍的食堂管理员姜XX，他一见我连忙面带惊喜站起来一边和我握手，一边很热情说道：易XX你回来啦！找我有什么事？我说：我还没有吃饭睡觉的地方。他说：没问题，现在搞运动，不上课，很多外地的学生都回家了，宿舍空房间很多，我帮你安排一间。说着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小张餐票和一整张餐票对我说：这一小张餐票是从今天起到11月底的餐票，这一大张的是下个月的餐票，我收好后，跟他来到学生七舍，在一楼找了一个空房间，安排我住在那里，然后他小声对我说：64年你被当作“反革命”抓去坐牢，后来又被划成“反动学生”遭到全省高校师生的批斗，又被送去“劳动教养”后，学校的教师、职工和学生中都有不少人背后都佩服你的勇气和你对共产党的认识，现在老毛搞“文化大革命”把国家搞成这样，证明你过去的言行和看法是对的。今后你在这里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听到姜XX的话我感到很欣慰，想不到我以前在学校的言论和行动居然还造成了一些影响，我感到仅仅是为了姜XX他们这些人，我的牢也没有白坐、三年“劳动教养”的罪也没有白受。姜XX在我们学校的造反派当了一名小头目，他们这一类人中有不少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目的都是趁机发泄自已对毛和中共当局的不满。毛和中共当局也清楚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毛和中共当局在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中对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大小头目进行打击的原因。
第二天刚吃过早餐，师范学院的四位同学就找到我住的宿舍来说：他们学校的保卫科和学生科都不接受他们返回学校，要他们尽快返回农场继续劳动改造思想等候上级处理，他们无奈只好自已花钱在学校招待所住了一晚。我说我幫你们去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住在我们学校，我找到姜XX跟他说：师范学院有四位“反动学生”，他们学校不接受他们，他们现在连吃饭、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你能不能帮他们解决一下？姜XX连忙说：没问题呀！我再安排一间宿舍给他们住，我把他们四个人这个月和下个月的餐票都拿给你。我说：房间不必另外安排，就让他们和我住在一起吧！我正愁一个人住太孤单，连说话的人都没有。
我回到宿舍把餐票分给他们，叫他们回招待所把行李都搬到我宿舍里来。接着其他几所高校的“反动学生”都按事先的约定找到我这里来，互相通报回校后的遭遇，除师范学院之外，其他高校都接受了从农场返回学校的“反动学生”。
吃饭、睡觉的问题都解决了，下一步就是领生活费的问题，以前我们每月的生活费21.25元(应届大学毕业生工资的一半)，都是由各高校财务科按月寄到农场，再由农场发放给我们。我找到学校财务科询问发放生活费的事，有人告诉我这事是由出纳李XX办理的，我找到李XX，她一看见我就说：你是易XX吧！我认得你。我说：你怎么认得我？她说：当年所有高校的人都知道你的“大名”，我还参加了你的批斗大会，怎么不认识你。我向她说明来意，请她今后不要再把我们的生活费寄往农场，由我们直接到财务室领取。她说：这个事我作不了主，我得请示一下财务科长，然后她对坐在里面办公室的一位五十来岁的瘦小老头说：李科长，这是“反动学生”易XX，他们的处分已超过期限了，现在已从农场回来，要求直接在这里领取生活费，您看是不是以后就让他们直接从我己里领取算了？那位李科长说：反正是要发给他们的，今后就让他们直接从你这里领好了，你也可以免得每个月再往农场里寄。
从我回校后接触到的这些人对我们这些“反动学生”的态度，我感到他们之中有许多都是持同情态度的。我告诉其他院校的“反动学生”到各院校财务科要求直接发给生活费，如遇阻碍，就说XX大学都同意了，你们为何不同意？不信你们打电话去问XX大学财务科，此后各高校“反动学生”直接到各自学校财务科领生话费的问题也都先后觧决了。
我们回校以后，以前在农场被开除的我们学校的“反动学生”周XX、师范学院的吳XX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也都回到了各自的学校。临时变卦留在农场没走的三位“滑头”，见我们回来后没事，也先后回到了各自的学校。
接着我们这些返校的“反动学生”聚在一起商量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经我介绍上月回省城复查病情时，在学校和高教局了解到的情况，大家都觉得找学校已无法解决问题，必须去找省高教局和省委宣传部，于是我们每个学校选出一个代表组成一个上访小组，去省高校局和省委宣传部上访，要求对我们的问题作出处理，可是省高教局和省委宣传部的人都说：你们的处分已超过期限了，你们要求做个结论、按原来说的补发毕业证、按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也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现在机构都瘫痪了，我们都靠边站了，无权处理你们的事，你们去找“省革委会”的宣教组吧，现在高校的事由他们分管。我们只好又去找“省革委会”的宣教组，宣教组的一位姓朱的副组长是专门负责处理全省高校事务的，他是我们大学红卫兵造反派的一个头头，还兼任我们学校“校造反派联合委员会”(那时简称“联委”)主任，这位朱副组长态度还算好，他对我说：易XX我知道你的情况，以前你们是根据中宣部和高校部共同发出的内部文件进行处理的，现在上面对你们的问题又没有新的文件和指示，原文件又不知道现在还算不算数，所以我们宣教组也无法处理你们的问题，你们最好能去高教部和中宣部问一下，看看它们能不能作出什么处理或指示，如果有指示下来，我们一定照办，他说的都是实情，我们知道找他们也没有用，只剩下到北京高教部、中宣部上访这一路条了，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们开一张去北京上访的证明？他说：这个证明我不能给你们开，因为上面有指示矛盾不能上交，要就地解決(因那时去北京上访的人太多)，但我可以给XX大学(我所在的大学)“联委”负责人打个电话，请他们帮你们开一张去北京的证明，证明上不写“上访”两个字，写个别的事由，免得你们半路上被拦回来。
我们回来后一商量，去北京上访确是唯一的办法，但省城到北京的往返火东票硬坐每人都要将近50块钱，是我们两个多月的生活费，实在有点不堪重负。此时一位交通系统高校的“反动学生”张X说：他有办法，他们学校有一种集体用的往返公用免票，坐火车只要填上起点站、终点站和人数之后再盖上一个行车专用章就可以免费坐火车，隨便你要去哪里都行。我们都说：你去搞几张公用集体免票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张X说：我和我们学校“联委”的几个人比较熟，经常到联委办公室去聊天，公用免票就放还他们办公桌的抽屉里，上班时锁都不锁，哪天我趁他们不注意时撕几张下来，他们也不会发觉。事情就这决定了。
这段时间我们就住在宿舍等张X的消息。由于我们既不参加“运动”，又不要上课，又没有书可看，我们和师范学院的几个同学住在在一起也就只好用下象棋、打朴克牌来消磨时间。(上)
此事的来来龙去脉还得从67年的9月份说起。1967年9月7日我因患急性血吸虫病引发的肝脓肿，在我进行改造的农场医院极其简陋的条件之下，进行的一场没有麻药的肝脏三分之二切除手术，这场手术奇迹般的挽救了我那条几乎要丢掉了的小命。手术后，在康复期间去农场医院复查时，一位对我们这些在该农场“劳动教养”的“反动学生”抱同情态度的周X琼医生问我：你想不想回省城你家里去看一看？我说想是想，但上面有规定改造期间不得擅自离开所在的生产队，更不要说离开农场去省城了，她说：这不要紧，我帮你开一个转院到省城医学院附属医院复查治疗的证明，你就可到你们队上和农场保卫科请假，明正言顺地去省城大医院检查你的肝脏手术后的恢复情况？顺便也可回家去看看你的父母。她那里知道自从我们兄弟三人在1964年被打成“反革命”后，我母亲不堪在街道上所受的屈辱，已于1965年底变卖了家中所有带不走的物品之后，出走成都，投靠我的大姐去了，父亲已于我们兄弟出事之前驾鹤西去，我实际上在省城已无家可归。但我很想回省城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想到省城的医学院附属医院复查一下手术后肝脏究竟恢复得怎样？另外想到我原来所在的大学和省高教局、省委宣传部去询问一下我们这批在农场“劳动教养”的“反动学生”在农场改造的期限早已超过，究竟要作出什么处理？原来说在农场“劳动教养”三年，三年后思想改造合格的补发大学毕业证，按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改造不合格的另作处理。此时我们到农场改造早已超过三年，却因“文化大革命”而无人过问。
这年10月中旬我拿着周医生开的转院证明回到了省城，我先找到我所在的大学保卫科，保卫科的人说：你们是由省高教局和省委宣传部处理的，现在它们没有指示，我们也没有办法，你去找他们吧！我找到省高教局专管“反动学生”的徐科长(徐科长实际上是专门管控全省高教师生政治思想的特务头子)和省高教局长，他们都推说：现在是造反派掌权，我们都靠边站了，对你们的事我们也无能为力；况且处理你们的文件是中宣部和高教部发下的，现在它们没有新的指示即使我们有权也无法处理。
到这年10月下旬我在省医学院附属医院经超声波检查，原已被切除三分之二的肝脏已恢复正常，厚度已有8厘米，宽度已有12厘米，医院给我开了一些护肝的药后我回到了农场。
我和其他“反动学生”们一样，不愿终老在这个血吸虫病肆虐、劳动强度远超过普通农村、一年到头没有农闲季节的农场。于是我利用在生产队养病不用出工的便利，以去医院复查、取药的名义到各个有“反动学生”的分场、生产队去串联(当局为了防止“反动学生”之间互相“勾结”，通常一个生产队只安排一个“反动学生”，而且规定“反动学生”之间严禁互相往来)，鼓动他们一起返回各自的高校，向当局要求对我们的问题作出处理，得到全农场“反动学生”们的积极响应。那时因“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农场、分场的保卫科和生产队的“反动学生”监管小组，对“反动学生”们的管控已有所松懈，相距较近的“反动学生”之间也开始有所往来，当我把全农场所有的“反动学生”都联系好后，我选定了11月22日(是个星期天)作为我们逃离农场的日子，决定这天的中午12点之前，大家各自找借口离开生产队，赶到农场边上的一个轮船码头集合，乘坐12点30分的轮船从那里开往农场所属的城市，再从该市坐汽车到省城。我把这个决定通知了各高校的几个态度积极的“反动学生”，要他们再去通知他们学校的其他“反动学生”，并要他们淮备好各自的路费，不料有四五个人说他们身上已没有路费了(这几个人到农场后，看不到“前途”意志消沉，每当月初发了生话费后便喝酒抽烟，一到月底就身无分文了)，我听说后，为了鼓励他们一起行动，我告诉他们：你们的路费由我来想办法先幫你们垫付。原来我手上还有87块多钱去长沙复查时的医药费发票可以去农场医院报销。为了防止农场保卫部门的阻挠和追捕，我告诫“反动学生”们走前切不可让任何人知道，也不可露出任何要走的迹像。
11月22号一早起来，我收拾了一点随身的物品，就赶往总场职工医院去报销医药费，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各单位很少有人按时上下班，我在医院财务室一直等到9点多还未见出纳来上班，此时我心急如焚，总场到船码头将近有30里路，我手术后体力尚未恢复，又不能奔跑，幸亏在医院护士们的幫助之下，我找到了这位出纳的家里，她因家里有事上午正准备不去上班，我对她说：我开刀的刀口发炎了，要赶中午那班船到市里再到省城去复查治疗，这位出纳还算好，连忙同我一起到医院财务室把我的医药费报了，我拿到87块多钱后，立刻往船码头方向跑，刚跑了两三里路就因大病初愈体力不支，就已累得气喘吁吁，我想我恐怕是赶不上了，但想到我是这次出逃事件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我不能按时赶到，群龙无首，不仅谋划多日的逃跑计划会以失败告终，而我这次若失信于其他“反动学生”们，我再要组织他们一起行动，恐怕就再也没有人会相信我了。正当我忧心忡忡之时，我突然听到从我来的路上传来了一阵突突突的拖拉机的响声，我想如果能顺便搭一段路的拖拉机，我还是有可能在12点之前赶到船码头的。等那辆拖拉机开近我时，我站到路中间向司机挥手，他把车停了下来，我问他要开到哪里去？他说是开到船码头去拉化肥的，我一听喜出望外，我说：我要去赶船，你带我去船码头吧！那位司机二话没说，打开车门，对我说：上来吧！我爬上车坐在司机旁边，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大约在11点半我就到达了船码头，我向司机致谢后，到船码头周围一看发现已有好几位所在生产队离船码头比较近的“反动学生”已经到达，接着其余的“反动学生”也先后到达了，我给了那四位没有路费的“反动学生”每人15块钱做路费。最终还是有三位原来答应得好好的“反动学生”没有如约赶来，这三个人后来被我们戏称为“滑头”，因为我们这次出逃如果成功脱离苦海，他们也可顺利回到学校，如果我们因这次出逃被抓捕回来而加重对我们的处罚，他们则以未参与其中，而不受波及，甚至还可以检举揭发我策动、组织这次逃跑行动而向上面邀功请偿。
我要他们先后到售票口买好到市里的船票，然后不要集中在候船室，三两个一起分开在船码头附近走动，以免引人注目，万一有哪个队发现有“反动学生”逃跑，组织人来追捕，也不致一网打尽。到开船前10分钟再登船，只要一开船就安全了。
中午12点30船准时启航，我们终于吐了一口轻松的气。这天傍晚到达市里，我们登岸后，见城里到处都是带红袖章的红卫兵和造反派，这个城当时各派之间的武斗也很厉害，不时还可听到零星的枪声，我们找到一家饮食店每人吃了一碗面条和两个馒头。从这个城市开往省城的班车一天只有两趟(上午、中午各一趟)。晚上的住宿很麻烦，那时的旅社很难找，而我们一起有二十来个人集中在一起太引人注目，怕万一遇到红卫兵、造反派们一盘查(那时任何人外出都必须有单位或革委会开具的证明，否则便要被抓捕审讯)那就麻烦了，因为我们二十多个人只有我有一张转院的证明，我把这张证明上的易XX等一人，的一字上下各加了一横改成一个三字，又不敢改成更多的数字，是怕被人看出破绽，你去看病顶多有两个人陪同就足夠了，写那么多人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我又把转院证上的：十月的十字后面加了一横变成了当时的十一月，我们拿着这张证明找了好多家旅社，找到一家有空房间的旅社就住进去三个人，然后又拿着这张证明去找另一家，总共只找到五家有空房的旅社，一共住进了十五个人，我们约好明天一早到汽车站会面后，我带着剩下的五六个人在街上游，我们五六个人一起总在街上游荡也不是个事，万一遇到巡查的人查证明就麻烦了，我说我们都到船码头的趸船上去过夜吧！因为那时交通紧张船票很难买，往往前一天晚上就要到趸船上的售票口去排队等天亮购买船票，所以呆在那里装作等买票的人不易引人怀疑，于是我们五六个人就在趸船上呆了一夜。11月下旬的夜晚，江风吹来冻得我们瑟瑟发抖，好不容易等到天亮，立刻赶往汽车站排队购票，住旅社的同学也来了，尽管我们都排在前面，但只买到十张上午的车票，其余上午的车票都被车站工作人员的亲朋戚友和机关单位出差人员瓜分掉了。其余十来位同学只买到中午的车票，我对他们说我带九个人先走，我们下午在省城汽车站接你们。那天中午我们到达省城后，吃了午饭就在车站附近等下午来的同学，在车到达之前，我用钱和粮票在饮食店买了二十多个馒头、二十多个包子，站车站里的停车场，见班车到了，等后来的同学们一下车，马上给他们每人两个饅头两个包子，他们很高兴说：我们正肚子饿得咕咕叫，你的包子、饅头来得太及时了。接着我要他们各个学校的学生一起去找各自的学校，有问题到我们大学学生七舍来找我一起商量。
我和我们学校的黄XX一起回到学校，黄XX的父母都是我们学校的教授，他家就住在学校，他吃饭睡觉的地方当然不成问题。我们先找到学校保卫科的文于事(我校“反动学生”的事一向由他经管)，他一见我们很惊讶地说：你们怎么回来了？我说我们受处分的时间早就超过了，又没有人来管我们，我们回来要求学校作出处理。他说：现在搞运动，机构都瘫痪了，没有人管事，再说当时处理你们是省委宣传部和省高教局，你们要去找他们解决问题，找学校也没有用。既然处分已经到期，回来了就先找地方住下来再说，你们去找你们原来食堂和宿舍的管理员，先把吃饭睡觉的问题解决，至于今后如何处理，只能等上级的新指示下来后再说。
从保卫科出来，黄同学去他家里去了，我找到我们宿舍的食堂管理员姜XX，他一见我连忙面带惊喜站起来一边和我握手，一边很热情说道：易XX你回来啦！找我有什么事？我说：我还没有吃饭睡觉的地方。他说：没问题，现在搞运动，不上课，很多外地的学生都回家了，宿舍空房间很多，我帮你安排一间。说着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小张餐票和一整张餐票对我说：这一小张餐票是从今天起到11月底的餐票，这一大张的是下个月的餐票，我收好后，跟他来到学生七舍，在一楼找了一个空房间，安排我住在那里，然后他小声对我说：64年你被当作“反革命”抓去坐牢，后来又被划成“反动学生”遭到全省高校师生的批斗，又被送去“劳动教养”后，学校的教师、职工和学生中都有不少人背后都佩服你的勇气和你对共产党的认识，现在老毛搞“文化大革命”把国家搞成这样，证明你过去的言行和看法是对的。今后你在这里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听到姜XX的话我感到很欣慰，想不到我以前在学校的言论和行动居然还造成了一些影响，我感到仅仅是为了姜XX他们这些人，我的牢也没有白坐、三年“劳动教养”的罪也没有白受。姜XX在我们学校的造反派当了一名小头目，他们这一类人中有不少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目的都是趁机发泄自已对毛和中共当局的不满。毛和中共当局也清楚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毛和中共当局在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中对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大小头目进行打击的原因。
第二天刚吃过早餐，师范学院的四位同学就找到我住的宿舍来说：他们学校的保卫科和学生科都不接受他们返回学校，要他们尽快返回农场继续劳动改造思想等候上级处理，他们无奈只好自已花钱在学校招待所住了一晚。我说我幫你们去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住在我们学校，我找到姜XX跟他说：师范学院有四位“反动学生”，他们学校不接受他们，他们现在连吃饭、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你能不能帮他们解决一下？姜XX连忙说：没问题呀！我再安排一间宿舍给他们住，我把他们四个人这个月和下个月的餐票都拿给你。我说：房间不必另外安排，就让他们和我住在一起吧！我正愁一个人住太孤单，连说话的人都没有。
我回到宿舍把餐票分给他们，叫他们回招待所把行李都搬到我宿舍里来。接着其他几所高校的“反动学生”都按事先的约定找到我这里来，互相通报回校后的遭遇，除师范学院之外，其他高校都接受了从农场返回学校的“反动学生”。
吃饭、睡觉的问题都解决了，下一步就是领生活费的问题，以前我们每月的生活费21.25元(应届大学毕业生工资的一半)，都是由各高校财务科按月寄到农场，再由农场发放给我们。我找到学校财务科询问发放生活费的事，有人告诉我这事是由出纳李XX办理的，我找到李XX，她一看见我就说：你是易XX吧！我认得你。我说：你怎么认得我？她说：当年所有高校的人都知道你的“大名”，我还参加了你的批斗大会，怎么不认识你。我向她说明来意，请她今后不要再把我们的生活费寄往农场，由我们直接到财务室领取。她说：这个事我作不了主，我得请示一下财务科长，然后她对坐在里面办公室的一位五十来岁的瘦小老头说：李科长，这是“反动学生”易XX，他们的处分已超过期限了，现在已从农场回来，要求直接在这里领取生活费，您看是不是以后就让他们直接从我己里领取算了？那位李科长说：反正是要发给他们的，今后就让他们直接从你这里领好了，你也可以免得每个月再往农场里寄。
从我回校后接触到的这些人对我们这些“反动学生”的态度，我感到他们之中有许多都是持同情态度的。我告诉其他院校的“反动学生”到各院校财务科要求直接发给生活费，如遇阻碍，就说XX大学都同意了，你们为何不同意？不信你们打电话去问XX大学财务科，此后各高校“反动学生”直接到各自学校财务科领生话费的问题也都先后觧决了。
我们回校以后，以前在农场被开除的我们学校的“反动学生”周XX、师范学院的吳XX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也都回到了各自的学校。临时变卦留在农场没走的三位“滑头”，见我们回来后没事，也先后回到了各自的学校。
接着我们这些返校的“反动学生”聚在一起商量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经我介绍上月回省城复查病情时，在学校和高教局了解到的情况，大家都觉得找学校已无法解决问题，必须去找省高教局和省委宣传部，于是我们每个学校选出一个代表组成一个上访小组，去省高校局和省委宣传部上访，要求对我们的问题作出处理，可是省高教局和省委宣传部的人都说：你们的处分已超过期限了，你们要求做个结论、按原来说的补发毕业证、按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也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现在机构都瘫痪了，我们都靠边站了，无权处理你们的事，你们去找“省革委会”的宣教组吧，现在高校的事由他们分管。我们只好又去找“省革委会”的宣教组，宣教组的一位姓朱的副组长是专门负责处理全省高校事务的，他是我们大学红卫兵造反派的一个头头，还兼任我们学校“校造反派联合委员会”(那时简称“联委”)主任，这位朱副组长态度还算好，他对我说：易XX我知道你的情况，以前你们是根据中宣部和高校部共同发出的内部文件进行处理的，现在上面对你们的问题又没有新的文件和指示，原文件又不知道现在还算不算数，所以我们宣教组也无法处理你们的问题，你们最好能去高教部和中宣部问一下，看看它们能不能作出什么处理或指示，如果有指示下来，我们一定照办，他说的都是实情，我们知道找他们也没有用，只剩下到北京高教部、中宣部上访这一路条了，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们开一张去北京上访的证明？他说：这个证明我不能给你们开，因为上面有指示矛盾不能上交，要就地解決(因那时去北京上访的人太多)，但我可以给XX大学(我所在的大学)“联委”负责人打个电话，请他们帮你们开一张去北京的证明，证明上不写“上访”两个字，写个别的事由，免得你们半路上被拦回来。
我们回来后一商量，去北京上访确是唯一的办法，但省城到北京的往返火东票硬坐每人都要将近50块钱，是我们两个多月的生活费，实在有点不堪重负。此时一位交通系统高校的“反动学生”张X说：他有办法，他们学校有一种集体用的往返公用免票，坐火车只要填上起点站、终点站和人数之后再盖上一个行车专用章就可以免费坐火车，隨便你要去哪里都行。我们都说：你去搞几张公用集体免票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张X说：我和我们学校“联委”的几个人比较熟，经常到联委办公室去聊天，公用免票就放还他们办公桌的抽屉里，上班时锁都不锁，哪天我趁他们不注意时撕几张下来，他们也不会发觉。事情就这决定了。
这段时间我们就住在宿舍等张X的消息。由于我们既不参加“运动”，又不要上课，又没有书可看，我们和师范学院的几个同学住在在一起也就只好用下象棋、打朴克牌来消磨时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