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从网上看到《黎安友对话荣剑：中美关系与中国改革前景》一文，从对话中，我又一次发现这位被国内外许多人认为是“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自认和公认的“中国通”黎安友教授，对中共及其领导人和中国大陆的真实状况的认知，存在许多常识性的误差。这些对中共和中国大陆社会真实状况认知的误差，并不是由于黎安友教授的学识水平不足，和研究方法不对导致的，相反黎教授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学术研究人员。问题出在他研究的对象中共及其统治下的中国大陆社会身上。
笔者可以断言：在当今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外国人可以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中国通”，即使一个地地道道的、土生土长的、有志研究“中共及其统治下的中国大陆社会”中国人，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通”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一个外国人。
这是由两种主要原因造成的，其一是：中共当局所统治的中国大陆社会是人类有史以来对内对外保密最严密的社会。凡事无论大小，一律对国内外民众严加保密。中共当局的诸多重大举措和事件都是在暗箱中进行和发生的，不仅外国人无从知晓其中内幕；就连身在其中的中国大陆人自己也都时常被蒙在鼓中。国内外人士只能从经中共当局精心扭曲、修饰、掩盖后的文件、报章杂志、广播、电视中看到这些举措(其中包括中共当局的所谓“政策”)和事件的虚幻假象来评价、判断这些举措和事件的是非对错，因而得出与事实真像大相径庭的判断和结论也就不足为怪，也是“合情合理”的必然的结果。
当然由于科学技术的发达导致的资讯侦察技术的日益完善和资讯传播的便捷，使中共当局对事情真像的隐瞒和扭曲变得越来越困难，但中共当局也会利用近代科学技术的成果来加强它对其举措和事情真像的隐瞒和扭曲，到目前为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例如：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始以来，中国大陆的经济已呈一片下滑的趋势：外资内资的外流、外企私企的外迁和私企的倒闭都呈现不断加剧的趋势、进出口贸易受阻、股市爆跌、通货膨胀加剧、失业人口剧增……。然而我们从中共当局的新闻媒体、中共党和政府发布的文件和公告中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像：在2018年度引进外资增长多少、进出口贸易增长多少、新增就业人口多少、GDP年增长多少……总之各行各业都欣欣向荣，似乎丝毫也没有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蓝皮书》公布的2018年中国大陆的GDP增长率仍达6.6％。而据国内有关专业人士从能源消耗量、海运、陆运的货物总运输量……等较为可靠的数据推算，中国大陆2018年经济的年增长率仅有百分之一点几，甚至是负增长。然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经济机构、经济研究部门和经济方面的专家、学者居然都接受了中共当局伪造出来的2018年中国GDP年增长率仍高达6.6％这一数据，并据此认为中美贸易战对中国[註：1]经济的负面影响微乎其微，中国经济仍处于高速增长的状态之中；许多经济学家仍认为中国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高达30％。
其二是：一个在西方民主社会的环境和教育体系的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人，无论他有多么高的智商；无论他有多么丰富的想像力；无论他有多么渊博的知识，他都无法正确理解和认识一个与他们成长、生活的社会截然不同的共产极权社会，特别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共产极权社会里所发生的一切。
举一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例子也许有助于理解这一点。1960年正当中共当局在中国发动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大办公社食堂”……等异想天开的胡作非为，造成的三年大饥荒饿死人最严重的时候，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以下简称“蒙”)应中共当局的邀请到中国访问。
事前蒙查阅了不少有关中共当局的资料和西方左翼记者、作家介绍毛泽东(以下简称“毛”)和中共的书刊，脑子里就形成了毛是一个率领中共动员民众，以小米加步枪打败了蒋介石领导的八百万拥有美式装备的军队，推翻了贪污腐败的国民政府的“伟人”的印象；解放后毛是一个带领他的人民建设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新社会的理想主义者，蒙是带着这种的错误印象来中国访问，并拜访毛和周恩来(以下筒称“周”)的。
当蒙拜访毛、周时，蒙问道：据国际上有媒体报导中国发生了大饥荒，并且饿死了人，究竟是否确有其事时，毛、周回答道：这都是国际反华势力造的谣言，这两年虽然我国遭遇了连续的重大自然灾害，粮食供应有点紧张，但在党和政府的统筹安排之下并没有发生饥荒，更没有饿死人的现象发生。
蒙听后仍半信半疑。毛、周又安排人带蒙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郊区的专供外宾们参观的“样板”公社和“样板”工厂去参观那里的社员和工人们的“丰衣足食”的“事实真像”。然而精明老道的蒙似乎仍心存疑虑，他向周提出：他想到北京的浴池去洗一次澡，以体会一下北京市民冬天在浴池泡澡的滋味。老奸巨滑的周一下子就洞穿了蒙的真实意图，那就是：蒙想从浴池里一丝不挂的北京市民身上观察有无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现象。周回答很干脆：随便你哪一天；隨便你什么时候；随便你到那一家浴池都可以。蒙自以为得意，他心想以前你们给我参观的公社、工厂都是你们确定的，你们可以在那里造假给我看，这次我去浴池泡澡，时间、地点都是由我随机选定的，你们总不能在我余下的访问时间内、动员所有的北京市民、在全北京所有的浴池内制造出一场如此大规模的骗局来欺骗我一个人吧！这次我肯定能看到真实情况。
后来蒙在他临时选定的日期、时间和浴池去泡了一次澡，结果他从那些红光满面、膀大腰园、一丝不挂的“北京市民”身上根本就看不出一点饥饿和营养不良的迹象。此时蒙才真的相信了毛、周所言不虚，在中国不存在饥荒更没有餓死人的现象。以致蒙回英国后到处发表演说，以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向听众证明在中国没有发生饥荒，更没有饿死人的现象。
蒙之所以受骗是因为他不聪明吗？不是！是因为他不善于识破骗局吗？不是！想当年二战期间蒙带领英军第八军团与号称“沙漠之狐”的德国名将隆美尔带领的德意联军逐鹿北非之时，蒙就以善于识破诡计多端的隆美尔的骗局和设置种种骗局以迷惑隆美尔，最终将隆美尔统率的德意联军击败而声名卓著。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一向精明老道，不仅自己善于制造骗局，而且善于识破骗局的蒙竟被毛、周骗到如此地步而不能自知呢？那是因为在英国这种西方民主国家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蒙，根本无法想象、也无法相信为了欺骗他一个人，一个国家的主席、总理居然可以动员党政军和北京市全社会的一切资源在那么大的范围内，制造一场那么大的骗局来欺骗他。
从中共当局惯用的欺骗外宾的伎俩来看，不难想像毛周欺骗蒙的过程：当毛周获悉蒙要在自己选定的时间到北京自己隨意选定的一家浴池去泡澡之后，便会立即召集北京市党政军负责人开会，要求全北京市普通市民在蒙余下的几天访问时间内，一律不准去浴池泡澡，而选择一批红光满面、膀大腰园的驻京部队的士兵和国家运动队的运动员(这两个部门是那个饥荒肆虐的年代为数不多的粮食和副食品都能得到充分保障的部门)，換上北京市民的日常穿戴，冒充北京市民在那几天时间内，依次先后进出北京市各浴池泡澡。如此一来，无论蒙在他余下的几天访问期间的哪一天、哪一个时间、到哪一家浴池去泡澡，他在浴池所看到的一丝不挂的“北京市民”当然一个个都红光满面、膀大腰园，他从这些毛周指示北京中共当局精心安排的“普通北京市民”身上哪里能发现一点饥饿和饿死人的踪影。
中共当局不仅善于制造骗局也擅长不惜代价制造假象来欺骗外国人，人们从中共当局的新闻媒体上不时还可以看到为了搶救一名突发急病的普通“国际友人”，飞机可以紧急降落、火车可以临时停车，然后不需“国际友人”预交医药费，就可以组织当地最好的医院和最好的医疗专家对这位“国际友人”进行不惜代价的搶救。此时如果有海内外的民主人士在国际上揭露、控诉中共当局视大陆民众的生命如草芥、濒危病人交不起预交医药费医院就见死不救、重危病人不能按时续交预存医药费就会停药时，许多看到中共当局不惜一切代价搶救旅华外国人的报导的外国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怀疑海内外民主人士对中共当局这些罪行的揭露和控诉的真买性。以这些外国人的社会经验和价值观来看，他们会认为：一个政党和政府对一个从来没有在中国大陆纳过税的普通外国人的生命都如此重视，怎么可能会视世界上缴纳了最高税赋的本国民众的生命如草芥？怎么会不交足预交医药费就不予搶救？怎么会不续交预存医药费就会被停药、停止治疗？
在中国大陆还有上亿人，即使按照中共当局那远低于联合国标准的贫标准都还未脱贫的状况之下，以习XX为首的中共当局为达到自已的政治目的，不惜代价地在世界各地“大撒币”，而且动辄就是几百亿美元之巨，如此地慷慨大方，常令东西方发达国家都目瞪口呆，这使这些东西方发达国家不得不相信中共当局吹嘘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已经使中国大陆达到了国强民富的地步，因为这些国家的民众、专家、学者甚至政治家按照他的的价值观和社会经验他们都无法想象，也无法相信一个国家可以在自己还有一亿多贪困人口处于贫困状态之下；大部份民众都还处于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状态之下，会到处在世界各地“大撒币”。
通常一位学者要研究某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状况，只要他花费足夠的时间和精力去搜集、整理、分析有关这个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等方面的统计资料和相关文献资料；亲身前往这个国家进行多次的不受限制的实地调查、考察、访问；与该国和其他各国这些方面的专家学者进行交流沟通，再假以时日，那么这位学者就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某国通”。
但是要按这种方式来研究中国，那他就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中国通”。为什么？因为中共当局所公佈的统计资料、历史文献大都是根据其政治需要而编造或篡改出来的，完全不具备真实性和可靠性。一个研究中国的外国学者依据这样的统计资料和历史文献来研究中共、中共的领导人和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得出的结论必然远离现实和历史真像，这是必然的结果。
此外还有不少研究中国的学者专家也曾多次到中国访问、考察、调查，也与中国相关方面的学者专家一起研讨中国的问题，照说也应对中共和中国社会有较深刻的了解，但为何他们仍对中共和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缺乏正确的了解？问题就出在他们对中国的访问、考察、调查和与中国学者的交流沟通，都是受到中共当局的制约和严密控制的。像新疆、西藏这类敏感地区和贪困地区，外国人是决不充许去参现访问，更不会充许他们去这些地方进行调查考察的。外国人即使在允许他们去参观访问的大城市，也是不允许他们随意采访普通民众并与他们自由交流沟通的。
所以外国人在中国，中共当局允许他们看到的就是：四通八达的高铁、高速公路、满城的高楼大厦、灯红酒缘，一片鶯歌燕舞、歌舞升平的虚假景象。而隐藏在这些虚假景象背后的对藏人、维吾尔人的残酷镇压、迫害；对民主人士、维权律师、党内外异议人士的迫害、镇压；对宗教信仰的摧残迫害；贪困地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现状；被强拆民众的悲惨境遇；宪法、法律在现买生活中如同废纸；公权力不受制约、黑社会势力猖獗；官员贪腐成风、社会道德沦丧……这些见不得人的东西，外国人是根本看不到的。
外国人能夠与之交流沟通的中国专家学者，都是中共当局豢养的一批寡廉鲜耻的御用专家学者，外国人从这些人那里了解到的都只能是和中共当局完全一致的观点和被扭曲了事实“真象”以及被中共当局伪造或篡改了的统计数据。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就不难得出一个外国人是完全没有可能成为一名名符其买的“中国通”的结论。
为了证实这一结论，我们来看一看几位世界著名的外国的“中国通”，他们对中共、中共领导人、中共政权和中国大陆的社会现实的认知与真实情况有究竟有多大的距离。
费正清(以下简称为“费”)──这位号称全球最权威的第一号“中国通”；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该中心研究的重点是中国)的创始人，美国和西方的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这人大都被称或自称为“中国通”)都出自他的门下。
费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为了撰写有关中英关系(费在哈佛大学毕业后到剑桥大学攻读外交博士学位)的博士论文曾来到中国，并在中国呆了四年，还一度在清华大学任教。他在北京期间结识了中国的许多左翼知识份子，诸如：金岳霖、张奚若、钱端升、梁思成夫妇……等，这些人的左倾思想观念深刻地影响了他对待中共、国民政府以及双方领导人的态度和看法。
二战爆发后费应召参加美国情报机构，于1942年9月费再次来到中国从事情报和外交工作，在重庆工作了一年多，后来又于1945年10月他第三次来华担任美国新闻处驻华办事处主任，不到一年便回哈佛任教去了。
这三次来华工作、生活的经历，使他目睹了国民政府当时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而存在的种种弊端(他把这些因历史和现实原因而产生的弊端，有失公允地完全归咎于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领导人)。而在他与包括周恩来、叶劍英……等在内的中共领导人的短暂接触的过程中，他被他们的假象和花言巧语所蒙骗，他把中共看作中国未来的希望。
这三次来华使他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致他的门生柯克说他：食亦中国、飲亦中国、寢亦中国。
后来费回哈佛任教，并致力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此后费又在哈佛成立了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主的“东亚研究中心”，尽管费花了毕生的精力从事中国问题的研究，并在世界上博得了全世界最权威的一号“中国通”的名声。然而由于本文前述的原因。费对中共及其领导人、国民党及其领导人以及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看法与真实情况却相差十万八千里。
费作为一个公认的世界上最权威的一号“中国通”，他对中国事务的错误判断(当然还包括马歇尔、史迪威以及美军驻延安观察小组……等成员对中国事务的误判在内)[註：2]，误导了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致使在国共内战的关键时刻，杜鲁门政府作出了抛弃国民政府的决定，停上继续援助国民政府，导致中国大陆迅速被以毛为首的中共当局占领。使中华民族从此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至今仍未穷尽的深重灾难。
直到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爭爆发，杜鲁门政府才如梦初醒，才看清了以毛为首的中共甘当斯大林的走卒，企图赤化全球的狼子野心，才意识到自己被费这些“中国通”们所误导，悔不该当初抛弃了国民政府，于是才连忙派出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峽，以阻止中共当局“解放”台湾。这才有了台湾在蒋介石、蒋经国和国民党的领导之下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使台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取得了经济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此后又逐步取得了走向民主宪政这样辉煌的成果。而台湾的这一切巨大成果都是在早在1943年就被费看作“统治气数已尽，民心尽失”的蒋介石父子、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导之下取得的。
费仅凭二战期间两次到中国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叶劍英……等的短暂接触，和1946年6月初到张家口中共控制区六天的访问，便轻易地被中共当局制造的假象和周恩来、叶剑英、聶荣臻……等中共领导人单方面的花言巧语所忽悠，便轻率地作出与事实真相大相径庭的错误判断：他把靠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金钱和支持建立起来的中共看作是中国国内的形势催生出来的，是不依赖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他把利用共产革命的招牌，一心要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一人一党独裁的共产极权统治的中共立党的目的，看作是“着眼于农民渴望改善经济状况的基本要求，着眼于千百万人处于苦难之中的紧急状况”；他还把这个从建党之初起，就为争权夺利充满血腥内斗的中共，看作是“每名党员都把为群众服务和忠于党当作自已的信条，没有自己的私心杂念，这种大公无私的美德使中共领导人具有指导政府的信心，而共产党政权得到民众的默认”。他因此“建议美国政府放弃对蒋介石的支持”。
此外费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似乎都一直对台湾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视而不見；对毛和中共夺取中国政权后给大陆民众(包括许多中共党政军各级领导人在内)带来的持久的、史无前例的深重灾难充耳不闻，仍然带着错误的偏見从事中国和东亚问题的研究，其研究出的结果与真实情况大相经庭也就不足为怪了。
有次费与另一位后来也被称为“中国通”的、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助理的基辛格在飞机上邂逅，费怂恿基辛格要尼克松主动向以毛为首的中共当局示好，这促成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基辛格和尼克松对中国大陆的访问。这次访问无异于给因“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和因中苏交恶而面临前苏联的核打击威胁之下，而陷入内外交困的中共极权政权打了一剂强心针，使它得以苟延残喘，继续为害大陆民众和人类的文明与安宁。
在这次访问中尼克松、“中国通”基辛格被毛那语无伦次的东拉西扯和周恩来的花言巧语弄得晕头转向、自惭形秽，纷纷拜倒在毛周脚下，他们称无法无天、随心所欲、胡作非为、漠视个人生命和权利、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深重关难，并发誓要埋葬资本主义社会的毛是伟大的诗人、哲学家、战略家、带领人民走向理想社会的理想主义者、政治家；称阴險狡诈的周是温文尔雅、机敏的外交家、谈判高手。
当时费也率历史代表团隨同尼克松、基辛格一道访问中国大陆，尽管费因在东亚研究所专门从事中国问题的研究，他不可能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国发生的一些骇人听闻的事情，但在他和他率领的历史代表团与周恩来一次长达11小时的交谈(实为被周“洗脑”11小时)之后，费居然得出当时仍处于“文化大革命”之中的中国大陆，是“一个勤奋工作的民族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正在建设一个新生的国家”如此谬误的结论，实在令人惊讶。
如果说基辛格这位“中国通”对中共领导人、中共和中国大陆的状况作出误判，是因为他从未与中共当局及其领导人打过交道、从未到中国实地考察、工作和生话过所造成的，尚情有可原的话。那么，费作为一个前后五次到过中国，并在中国前后生活工作了将近六年；且与周恩来、叶剑英、聶荣臻……等中共领导人都有过交往；又是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起，就一直专门从事中国问题研究，并被尊为全世界第一号“中国通”的学者，对中共、中共领导人、中国大陆社会和对国民政府及其领导人和台湾社会作出的判断和评价与真买情况竟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就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这次访问后，接踵而而来的是台湾的国民政府被逐出联合国，其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被中共当局所取代；美国与中共当局正式建交，与台湾的国民政府断交，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世界各国竞相与中共建交与台湾国民政府断交的浪潮，使得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又一次在世界各国的“中国通”们的误导之下，背叛并抛弃了与它们有着共同的民主宪政理念的台湾国民政府。
在基辛格的主导和费的幕后影响之下，这两位著名的“中国通”开啓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共当局这个共产极权政权长达四十多年的绥靖政策，在这种绥靖政策提供的资金、技术的滋养之下，打着改革开放招牌的中共当局，这个集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和共产极权社会一切弊端之大成而产生的政治经济怪胎，到现在已经成长为一头足以威胁全人类的文明与安宁的巨大的政治经济怪獸。这种对中共当局奉行的、已被事实证明了是失败了的绥靖政策，直至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才有所改变。
从上面这些事实可以明确无误地看到，被尊为全世界第一号“中国通”的费正清先生对中国问题的“不通”都达到了何种地步，那么世界其他各国的大小“中国通”们对中国问题又能“通”到什么地步呢？也就无须笔者赘言了。
2019年2月28日写于望春轩
[註：1]：本文所指“中国”仅指中国大陆。
[註：2]：马歇尔二战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1946年国共和谈时担任美国总统特使，负责“调停”国共之间的矛盾和停战事宜；史迪威二战时期被罗斯福总统派驻中国战区担任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后因与蒋不和被罗斯福召回；美军驻延安观察小组的成员，这些美国人在与中共及其领导人交往的过程中，或被中共当局制造的假象所蒙蔽；或被中共领导人的花言巧语所欺骗，都未能看清中共及其领导人的丑恶本质，他们把由历史和现实原因造成的国统区社会腐败的责任错误地完全归咎于国民政府及其领导人。这些美国人在促使美国政府作出停止美援、抛弃国民政府的决定时，也起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