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最精彩的一类作品，就自己看来，恰是那些批判甚至抨击政府作恶的杂感。
1926年“三一八”后他一连发表多篇文章，谴责当时民国“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徒手请愿”的学生和群众，尤其恶劣的是，虐杀之后，“还要下令，诬之曰‘暴徒’！”回想一下，此与多少年后一群人的腔调，何其相似乃尔！更“乃尔”的是，那些学生、群众的请愿并非为他们自己，而是为“援助外交”，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真正的爱国。这让鲁迅愈加悲愤，愈加痛恨，因而下笔也就愈加激烈。特别是针对事后像陈源这种北大教授对遭遇大屠杀的人们说出的“一番风凉话”，让鲁迅愈加不能容忍，在抨击段政府的同时也狠狠地讥刺了这类学者。
今日回头看看，当年有几个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鲁迅这样。如鲁迅有勇气者，寡矣。
鲁迅有关“三一八”的檄文，由于中间隔着一个时代，又加之要利用鲁迅歌颂后来的时代，因此，有那么一个时间段，中学的课本上也就选了鲁迅当年有代表性的文章，比如像《记念刘和珍君》——估计后来读过完整中学的人们都学过这课文，这里不多啰嗦。
其实鲁迅早在“大屠杀”前一年即1925年初还写过一篇杂文，题目叫《忽然想到》，收在《华盖集》中。快一百年后的今天，一个仍然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中国人，夜深人静，读此文，心情颇不平静。
《忽然想到》，有四大段。前两段看似“闲话或笑谈”，但已在批判这个民族的胡说八道，不思进取：“宋的《洗冤录》说人骨，竟至于谓男女骨数不同；老仵作之谈，也有不少胡说。然而直到现在，前者还是医家的宝典，后者还是检验的南针：这可算得天下奇事之一。”鲁迅为什么不相信中医，因为他本人学过西医，知道当时的中医是怎么一回事，包括中医喜欢听信一些胡说八道，况且他的父亲又是让那庸（中）医治死的呢。
文中还举了一个治牙痛的例。鲁迅像开玩笑地说：也许太古的中国人可能都很健壮，没有牙痛病吧，可中国人患牙痛怎么也该有两千年了，可一直没人想出如何治牙痛的法子，“拔牙的所谓‘离骨散’，乃是理想之谈，实际上并没有”。然而如果问题仅止于此，倒也罢了：“牙痛了两千年，敷敷衍衍的不想一个好方法，别人想出来了，却又不肯好好地学：这大约也可算得天下奇事之二罢”。做为近一百年后的读者，容本人接着作者的话说，问题如果仅止于在牙痛这一“点”上不肯好好地向别人学，倒也还罢了，试看今日，作者所指出所讽刺所批判的现象，不仍然非常严重地存在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吗？
想想吧，五千年，或两千年，从一个又一个朝廷到一种又一种政府，始终不懂如何治国。见别人找到了正确的方子，这个国家连试都不试，就说人家那“方子”不合国情。前两天（5月7日），就连巴拿马这样的小国都知道一个国家要想实现公平公正，只有让人民通过选举来实现，因此国家领导人必须通过选民投票选举。然而央视就像网络上流行的“吃瓜群众”，只喜欢看人家选举，看人家热闹，然后报道给可怜的中国人看，而我们就是不学不学不学。
为什么不学？这种所谓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说人家那是“邪路”，只有我们走的才是“正路”，且下定决心，永远摸着石头走这种“正路”。可实则呢，在本人看来，他们仿佛就是不想在这个国家实行公平公正，不想让人民享受自由民主。若鲁迅在世，真不知会写出一篇怎样的杂感，又会怎样地批判和讽刺有权力代表这个国家的一些代表人物。
用鲁迅的话说，“建筑之偷工减料，办事之敷衍一时”，皆缘于中国人不要“好看”，不想“持久”，并且完全可以此“来类推更大的事”，因为它们“都是出于同一病源”。在这样一种国家，忘记先烈，或“许多烈士的血被踏灭”，自然也就不算什么事了。说到这里容插一句，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三十年前？记得当年在中国北京发生的那件大事！又有多少人记得那些学生？政府乃至整个民族，都在有意无意地遗忘，一心做梦，一心奔向“新时代”。
回过头说，看到这些现象，鲁迅非常难过，甚至觉得他的神经都有点不正常了。他认为很多中国人早已忘记为建立中华民国牺牲的先烈，这让他觉得仿佛很长时间没有了所谓中华民国。因为现实给他的感觉是：建立民国以前，他是奴隶；民国成立后不久，他受了那些原来也是奴隶的骗，又变成了这些骗子的奴隶。于是他终于明白：
有许多民国的国民，其实正是民国的敌人。
他希望能有人好好做一部民国建国史，讲一讲民国的来源。
不然，给人的感觉，中国就是一直在原地踏步。这一点鲁迅不仅感受深，而且用他那妙笔生花的“金不换”，生动地为我们表达了出来：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
不过，那“涂饰”那“废话”，都只是官史。如果看野史，就看得很清了。
像秦汉，跟现在比，情形肯定相差很大。但从唐宋以来，就让人看到这个可怕的民族，某些思想行为，一点都没改变。特别是“五代”以降：“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
不要以为“五代、宋末、明季”仅仅与鲁迅所生活的时代相似，印象中前两年还不时地看到有网友喜欢引用“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这一金句。甚至看到有人把一百年前鲁迅的文章弄上网络，让人们没有丝毫“违和”感，或者说，鲁迅那文章，简直就像为眼下这个伟大的“新时代”所作。
至于鲁迅接着说的，拿明末做例子，则认为他生活的中国，那情形比明末“更腐败，更破烂，更凶酷，更残虐，现在还不算达到极点”。什么样才算到“极点”呢？鲁迅只说到满清的兵到来，之后就没法说了，因为没有人能说出自己身后的事。
于是作者感叹，“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于改变的么？倘如此，将来的命运便大略可想了”。令今天的人们难堪的是，近百年后，周孝正教授用他的“不可低估”证明了鲁迅当年的感叹并非杞人之忧，这就是：“千万不可低估人民的愚昧程度（文化水平越低愚昧程度越高，因为他们不易通过互联网看到真实的东西）”。而鲁迅说的是，中国人，无论生在怎样的环境，过着怎样的生活，“都能变出合适的态度来”。更可怕的是：“然而这一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久存在”，且“在中国，惟他们最适于生存，而他们生存着的时候，中国便永远免不掉反复着先前的命运。”这大约也正是鲁迅为什么一直很悲观，并在悲观的同时不遗余力地批判国民的“劣根性”之故。
不过，鲁迅在《忽然想到》这篇杂感的结尾，也还是给了我们一点希望，一点信心：“‘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用了这许多好材料，难道竟不过老是一出轮回把戏而已么？”作者显然不信——又过了一百年后的我们，更有理由不信。
因为人类毕竟要往前走的。民主一定能战胜独裁，就像文明也总是要战胜不文明一样。试看这个星球上，还有几个国家面对学生或群众合理的请愿，像近一百年前或三十年前那样，有勇气开枪甚至动用坦克呢？
2019.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