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句成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创造这个成语的人怎么也没想到，若干年后，这个国家的人们真的在手机上以“群”分起来了。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其实，华夏没有“群”，大家一样，即这国只有一种人。
早在纪念文革五十周年前，就有不少国人担心文革会不会卷土重来。
到了这二年，文革气息愈加浓厚，于是愈加不安。
可当真翻阅我们的历史，了解一下华夏悠久的传统，或者读一读先贤们那些肯说真话的文字，就不难发现，类似文革现象，并非五十多年前才出现，而是如影随形，一直就存在于这片广袤的土地——五十多年前开始经历的那十年，不过是更惨更烈更“发扬光大”罢了。
这几天读鲁迅，从那文章中就发现一些例证。
康有为是保皇党，在尊孔电文中多次留下无耻名言：有膝不跪，要膝何用——原话是：“中国民不拜天，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为？”或者，“中国人不敬天也不敬教主，不知其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单看这些话，很难理解此人居然做过“维新运动”领袖，搞过“公车上书”这种在今天也不能不点赞的壮举。按他所讲，应该只有一跪。
现在知道，他从来没有推翻大清的意识，所谓“维新”，也不过是想帮大清改革，更好地巩固大清统治，让这个异族政权苟延残喘。
想推翻大清的，是革命党。连“想”都没有，也就不可能去做。
鲁迅在文章中说：“政变（闵按：指戊戌政变）之后，在族中的所谓长辈也者教诲我，说：康有为是想篡位，所以他的名字叫有为：有者，‘富有天下’，为者，‘贵为天子’也。非图谋不轨而何？”（《忽然想到•五》）
这个保皇党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一心助光绪帝“革新”，保大清天下长治久安，然而大清的子民却从名字就推断自己是个“图谋不轨者”。真是冤哉枉也，“好心不得好报”。
不过由此可见，在那样一种时代，没有革命党，不说推翻清朝，就是帮清朝改革都难。
一个朝代，到了这等地步，神仙也救不了。
推翻清朝后就是汉族人做皇帝，不，做总统了，按说这回应该有所改变吧。不。
“曹锟做总统的时代（那时这样写法就要犯罪），要办李大钊先生，国务院议席上一个阁员说：‘只要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不是一个安分的人。什么名字不好取，他偏要叫李大剑？！’于是乎办定了，因为这位‘大剑’先生已经用名字自己证实，是‘大刀王五’一流人。”（《忽然想到•八》）
清朝推翻后，不少汉人，特别是汉人中的文人，谴责清朝如何专制歹毒，就因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写诗者就掉了脑袋，何其荒唐！
却不想，清朝推翻后，中国好起来了吗。鲁迅就告诉我们，说辛亥革命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忽然想到•三》）。还说自己“真是‘我生不逢辰’，正当可诅咒的时候，活在可诅咒的地方”（《忽然想到•五》），看来鲁迅认为他生活的时代就是一个该诅咒的时代。须知，要办“李大剑”的人，正是骂康有为的后代。他们“一脉相承”，没看到一点质的变化。
顺便说一句，北洋时代确实比后来再后来的时代要自由得多，这是不可否认的，就连李敖十几年前在北大演讲时也说他要为北洋说句好话，他也认为北洋时代还是比较自由的。
但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今天无论特别称赞或特别幻想北洋政府时代的网友，还是谨慎一点为好。不然，若让活在那个时代的一些人听见，从地下爬起来，一定有意见。君不见，上面鲁迅在括号中就告诉后人，那时如果有谁胆敢在文章中直呼曹锟名讳，即等同犯罪，这与“伟大领袖”以及我们正生活的这个“新时代”颇有点相像。还说，中国“仅有微弱的呻吟，然而一呻吟，就被杀戮了！”（鲁迅《“碰壁”之后》）而胡适当时气不过，不也做了《双十节的鬼歌》，喊着“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吗？
现在一些网友之所以常产生一种幻觉：北洋时代很美好，主要是感觉自己太不自由的缘故。其实真要时光倒流，回到那个时代，我敢说很多网友同样也是难受得很。
今天很多人纪念遇罗克——就因文革刚开始不久，他在自印的小报上发表文章，批评当年“唯成份论”，搞“株连”，最后被杀害了。可要知道，搞“株连”在华夏也是有传统的。至少在西晋就有“灭三族”的皇家律条，直到晋怀帝坐稳了龙椅才废除。至于之后灭了多少人家的“九族”不说，被后来的不知什么人尊称为“千古一帝、一代明君”的燕王朱棣，不，后来的永乐大帝，一怒之下，竟灭了方孝孺“十族”，让那个封建王朝的无数知识分子寒心，连“读书的种子”也不留。
鲁迅发表过多则《忽然想到》。在“忽然想到•七”中，讽刺中国人与其说是“凶兽和羊”，不如说是：“凶兽样的羊，羊样的凶兽”；“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
鲁迅的意思，中国人凶兽和羊，合而为一。
这才是中国人的德行，这才是我们的“传统美德”，且沿袭几千年，光大至今。
2019.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