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上这句话中间不想加标点，这样可表示它们相辅相成，亲密无间。
 
自然，这只是我个人意思，没打算让别人学习。
 
这样大的题目，如果是早些年，会把自己骇死。现在不会。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样，就不怕。人一生，有一小半怕，是别人制造的，一大半怕，是自己生出来的。昨天还看到李南央在《人生能有几回搏》中说：“从九岁起，我就领教了党法的厉害。但是也正因为如此，让我很早就明白了，对于恐嚇，如果你不惧怕就是一种激励。”真不愧是李锐女儿。
 
我们是独有的民族。没有一个民族是我们这样的。这看起来像是废话，其实不然。只有当某一天你深入骨髓地感受到了这民族的“独有性”，才能明白我为什么要说这废话。
 
民族嘛，往往都是从远古大部落衍生发展起来，有些独特性，也是自然。但我至今搞不明白，这个星球为什么会出现我们这样一个大部落，进而衍生出我们这样一种民族。我把头快想破了才想到一个敷衍自己的解释：很可能是上帝的意思。否则你无法解释得通。
 
这个独有民族的文化也很独有，单从历史中读到的一些东西，你就觉得除了我们这种民族，不会再出现第二个。那种阴险、残忍、痞气、奴性，世界无双。于是，从这独有的文化，终于生出一种独有的“统治术”以及找到了如何延续这种统治的“灵丹妙药”。
 
敲到这里，若是古时候文人，就该用一首“四言八句”之类的文字来表达。可惜自己做不好，因此只会说，这大概就缘于我们的民族与别人不同，文化也就与别人不同；又因民族和文化与别人不同，“统治术”以及找到的如何延续这种统治的灵丹妙药，也与别人不同。
 
现在很多人因受制度之苦，恨制度恨得咬牙切齿，因而一张嘴，就怪制度。但凡有一丁点不同意见，就视你为异类，认为你不配跟他谈社会进步，甚至把你看作制度的帮凶。
 
其实，制度之恶，人所共知。关键是为什么有这么恶的制度，与文化有没有一点关系。
 
最开始，人类一定是没有制度的。制度是从生活习惯、经验以及人的天性、生活环境（后来我们把这些统称之“文化”）等逐步衍生出来。随着这一切的改变或叫变化，制度也跟着变化。我不相信，先有阴险的制度，才有阴险的行为乃至人性，而是一定先有阴险的行为甚至人性，才会生出阴险的制度。
 
可以用制度解释很多人的行为以及社会现象。但是，又有很多或者更多人的行为以及社会现象，不论你有怎样的学识以及口才，都还是不能不承认，它们与制度好像无关。非要说也是因为制度，就让人觉得有些牵强。一如俗语所言：“一娘生九子，九子各别样。”你很难解释那些都是从一个娘肚子出来的（当然他们也须同一位父亲，才更不怕反驳）子女，为什么后来竟有天壤之别，甚至一生下地，就不同？
 
鲁迅一生去过几次香港，包括演讲。在《再谈香港》一文中，他告诉我们那些英国雇的中国人如何对待自己的同胞。这些人如果真是对工作认真负责，倒也无话可说，可他们就是刁难，或敲同胞的“竹杠”；仿佛越是自己的同胞，越要刁难，越要“敲竹杠”。只有这样，才能显出他们的威风：“见过英国雇用的中国同胞上船‘查关’的威武：非骂则打，或者要几块钱。”鲁迅就亲身享受了这样的“待遇”。
 
这也并非只有做了英国雇员的中国人才如此，也更不是只有香港的中国人才会这样，在鲁迅看来，“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瑶是我们的前辈。”何等深刻。
 
近一百年过去，与鲁迅所讲当然又有所不同，甚至连词义都有变化。现在是有能耐的近乎悉数移民，没有能耐的，连可逃的深山也不存在了，因为普天之下，没有一寸不在他们的管制之中，因而只好仰天长叹，老死在这“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