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天的争战，无“历史进步”可言。有时峰回路转，有时愈演愈烈。
 
《兰林复活节》第四幕中，当广锁弟兄惨死后，曾一同跟钱神父赴青海劳改，一直寡言少语的石匠赵爷爷，开口讲述艰苦卓绝的经历：
 
……那世上的仗越打越凶，大伙儿都知道，我不说那个了。就说教会也落难了，没曾想，连我这个原来一字不识的渔民，就因着是热心教友，也流放去了万里路外的青海。三十八年了，去的时候是个小年青，回来老头了。好在天主垂怜，我是跟着钱神父一起去的，这三十八年就成了朝圣路。经历的事太多了，多少天也讲不完。尤其是开头几年，一起去的人死了一大半，多半是饿死的。那些没信主的流放犯里头，后来就真的开始吃人了——（赵爷爷有些哽咽了，他停了片刻，才继续道）——今晚就不说这个了——我和钱神父怎么活下来的？派我们俩的活计就是运死人啊，天天用马车把尸体拉到远远的戈壁滩上埋了。拉大车的马光吃草料是不行的，每天好赖也得给它喂点精饲料才能干活，在那儿就是玉米粒儿啊。可马消化不干净，马粪里一定夹着点半消化的玉米粒，我和钱神父就仔细扒拉每一团马粪，捡里面的这种玉米粒吃，这样活下来的。钱神父说，这马粪里的玉米粒就是天主赐给我们的吗哪呀！祂要我们活下来，一定对我们交任务、有重要差派，我们得领受、完成。……
 
因着他金口一开，一部教会历程，公教在中国的苦难史，在我眼前打开。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个就是，五十年代“上海教难”。
 
完全荒芜的路。“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首……”，那是古代的事。而青海古拉格，是迄今闭锁的当代深宫。除了无名氏《红鲨》，所见书写很少。记得朋友王怡，一度耿耿于怀：“我想到出生之前死在饥荒中的我奶奶，死在青海劳改营的我爷爷，我甚至迄今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六月是最残忍的月份：纪念“六四”屠杀18周年》），还不是湮没了。为数不多的揭示中，有曾经官至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的尹曙生文字：
以青海省为例，3年内先后有20多万犯人和2.5万名劳教人员从全国各地送来，被安置在58个劳改、劳教场（厂）。……在送往青海的2万多名劳教人员中，有5000多人是女劳教人员；在死亡的4000多人中，有1000多是女劳教人员。没有死亡的女劳教人员所受到的屈辱、苦难，常人是难以想象的。一些幸存者不愿意去回忆那一段非人的生活。因为那太恐怖、太没有人道，回忆起来无异于在未愈合的伤口上撒盐。（《劳动教养和反右派斗争》）
 
还有一篇《消逝的五座劳教营》（袁凌），说青海是江浙劳改劳教犯的主要遣送地。当时上海和江浙一带，百姓哄吓孩子时，总说“再闹，再闹就送你到青海！”——
 
2013年，笔者在香港遇到笑蜀，他透露，一个商人曾经无意中得到大量的青海省劳改劳教人员档案材料，笑蜀目击“装满了一个保险柜”。这些材料足够写出一本扎实的青海劳改史，但后来被有关部门没收了。眼下关于青海劳动营的历史，只有《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这本不到200页的薄薄小书，和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
 
在此混沌状态下，剧中爷爷的讲述，起初没使我太注意。想到是那个时代无数冤假错案中，不足为奇的一个。直到第一稿出来，继续浏览中，冷不防触碰到历史的伤痛——“九八教难”。用官方话讲，叫“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案”。据“维基百科”词条：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案，教内称九八教难，即上海教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50年代对时任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的龚品梅等180多名天主教神职人员、修道人员和教友作为反革命集团进行镇压的政治案件。《金鲁贤回忆录上卷——绝处逢生1916—1982》对此回顾：
事后才知道，这是全国规模的大逮捕，从东海之滨到天山之麓，从中苏边境到海南天涯海角，凡属龚品梅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凡与龚有事实上或只是在思想上有联系的都悉遭被捕，无一幸免。以上海来说，逮捕者数以百计，以后又陆续被捕，数以千计。
 
至于大逮捕的规模和大致经过，可见华东师大刘建平的博士学位论文《红旗下的十字架——新中国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政策演变及其影响(1949一1955)》：中共中央指示各地:“一九五四年在天主教内仍须进行激烈的斗争”,在上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要有领导、有计划、有准备地、根据敌情变化、主动地组织战斗，准备反复多次，以打开局面”，“全国要支援上海，并利用上海等地的反帝斗争的声势，展开当地的工作。”“一切准备就绪后”,中共上海市委发动了对龚品梅的“全面斗争”。9月8日、26日,上海市“统一行动”,先后逮捕了包括上海教区主教龚品梅在内的神父、修女、修士、圣母军职员以及教徒中的骨干等“数百名”——
关于政府此次在上海拘捕教徒的准确人数，几种资料的记载存有一些差异。笔者现将手头上的几中资料分列如下：(l)《上海公安志》记载:“1955年9月8日晚，全市统一行动，依法逮捕龚品梅反革命集团为首分子和骨干分子183人”。参见《上海公安志》,第114页。(2)《中国大陆天主教四十年大事记》认为，此次行动共逮捕神父27人，另有“教友中坚分子三百多人一起被捕”。参见《中国大陆天主教四十年大事记(l945一1986)》,第29一30页。(3)《中国近代教难史料》称：“当夜被捕的上海主教、神父、修士、修女，共五六十人，尚有教友包括很多圣母军，至少有三百余人”。参见《中国近代教难史料(1948一1957)》,第55一25页。(4)另据一位于1955年10月3日由上海乘船抵港的比利时籍神父高克琪说：“共党当局于上月曾展开两次大举逮捕运动，第一次为九月八日，被捕者有天主教人士二百余人，其中有华籍教士二十三人”，“至于第二次则为九月二十四日，天主教人士被捕者亦达二百余人，其中有教士十五名”，前后两次被捕者共计“五百余人”。参见《三比籍神父昨抵港证实中共在沪滥捕教徒，进行反天主教运动》,《星岛日报》(香港)1955年10月4日。
 
显然钱神父，是几十名神父、教士中的一个。显然赵爷爷，“因着是热心教友”，而成为别人眼中的中坚、骨干分子。显然他们去青海，体现了“全国要支援上海”。
 
当代没有教案或教难，只有一桩又一桩“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活动”——这是官方口径，都达不到诚实。当代或有教难，可你怎么弄清？又是一个难题。刘建平博士论文就此写，“在有关建国初期新政权宗教政策的一手档案资料基本上还不予开放的情况下,口述史的搜集与研究，也许成为研究者为数不多的努力方向之一。”只有求助于见证文字了。据我网上搜索，因“九八教难”而劳改二十七年的朱立德神父组织“九八”编辑委员会，出版有“纪念为信仰作证者”的《天恩浩翰：九八赞》、《廿世紀大陆教会的女性典范》及“昔日公青”胡美玉女士的《乐在苦中》等书。除了《乐在苦中》片断文字，前两书网上读不到。网上搜求中，不时邂逅《中国近代教难史料（1948-1957）》一书，是台湾出的，我也完全读不到。
 
此外在公共空间，几乎看不到谈论。包括由“险学”到“显学”的教会史。“而在大陆，1949年后的教会史则被视为研究的禁区而极少有人问津……在许多情况下，1949年后的大陆教会史往往是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徐以骅：《教会史学家王治心与他的〈中国基督教史纲〉》）包括我信赖的赵天恩、庄琬芳《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一书，于“公教”不留心。以前看过文献纪录片《十字架——耶稣在中国》（神州传播协会出品2003年），好像也没提这个。实在的情形，恰如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宣教史家、耶鲁大学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总结与结论”章节所言——“虽然公教徒那么多，但新教人士通常忽视他们。……一般来说，新教的人根本没有意识到对方的存在。”（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雷立柏等译，香港：道风书社，2009年，第698页）
——现在还那样吗？心里第一次，感到不舒服。前述《红旗下的十字架》，特别致意香港中文大学崇基书院邢福增、梁家麟两教授合著《五十年代三自运动的研究》一书，无论叙事逻辑，亦或观点史料，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但也指出“他们关于‘五十年代三自运动’的研究，仅局限于中国的基督教，而回避了当时信徒更多、组织更严密、也更为复杂的中国天主教的‘三自’革新运动。”……一再感觉到，无视不自今日始。
平生第一次内心，产生了对公教弟兄、姊妹的亏欠。
 
有个词叫，“九八教难”。不该忘记，“公教青年”。
 
开什么玩笑，湮没了“九八教难”，有什么当代信仰史。回避了“龚品梅”名字，算什么当代叙事？别说基督徒，哪怕不信的人，既然说到读史，就像不能跳过文化大革命一样，不能跳过“1949年后天主教神父的炼狱”这个刺心话题。或许得承认：同样为了信仰，1949年后的公教兄弟、姊妹，比大多数基督徒兄弟、姊妹承压更多、付出更多……。
 
五十步与百步不同。就像1950年4月13日，周恩来在统战工作会议上表示：“现在对宗教应强调与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上断绝关系，像中国天主教还受梵蒂冈指挥就不行。……我们主张中国教应由中国人办。”（《周恩来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第二次报告》）依据他的谈话精神，4月19日陆定一动员，说“天主教的纪律是严的，不得到梵蒂冈的允许，发表一个革新宣言是很困难的。”他所着眼的，也是二者之不同。1950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坦白说，虽然在基督教内已经发起了革新运动,“但在势力更大的天主教中，现在尚未发起此种运动，望各地注意团结天主教徒中有爱国心的分子，以求在适当时机发起同一运动。”而另一端能怎么做？
 
龚品梅明确表示：“我是一位天主教的主教，假设我脱离教宗，我不但不能称为主教，而且连作教友也不够资格，你们可以砍下我的头，但你们决不能夺去我的信仰。”——双造都清楚，焦点在哪里？没什么可回避。1954年10月7日，比约十二世《致中华人民》通谕也不回避：“任何地方教会必须与罗马教宗保持完全的共融，没有这一点便不能再称为天主教会，而与其它基督教派无异了。”——所表示的，真是强词夺理吗？
眼看公教进入中国四百年，继康熙后期“礼仪之争”及“百年禁教”后，罗马教廷与中国政权又一次历史性、整体性冲撞。难怪乎当事人金鲁贤，只是当时就想到：
1949年6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取得全面胜利时刻，教廷圣职部发布反对共产主义法令，强调唯物的共产主义必然反对基督信仰，即使中共领导有不反对宗教活动的言论，但事实证明，共产党是反对天主教、反对宗教、反对基督教会的，因此依据法典1399条，禁止出版、传播或阅读袒护共产党学说的书刊、日报及传递，并在有关刊物投稿。教友不能参与宣传共产学说的活动，也不能为反基督的邪说辩护，否则会被视为背弃公教信仰。我当时心中想，这样一个全面的禁令在资本主义国家执行也有困难，教徒中，支持拥护共产党的不在少数。事实上，各地教会也没有传达到基层。谁知道，我回到上海，发现龚品梅在格寿平的指示下，居然逐字逐句地传达并执行这个指示。我当时感到，今后在中国做个天主教徒不容易了。
 
了解教会在中国的他，“殷鉴不远”地联想：
我当时感到教友在广大群众中越来越孤立，置身于广大人民之外，日子真不好过。高考了，教徒青年都落选，入不了大学，找不到工作。我有一个感觉，罗马教廷在300多年前禁止中国教友尊孔祭祖，遭到教禁，一部分转入地下，一部分放弃信仰，福传事业遭受极大挫折。现在不准教友拥护共产党，不准教友加入共产党组织的社团，不准看共产党办的报纸、书刊，也将遭到同样的命运吗？
 
当年的“公教青年”胡美玉，意识到“只有一条道路可走”：
……人本性总是怕受苦的，没有人愿意轻易地弃绝家庭而甘当阶下囚，但我生逢其时，在致命者和叛徒之间只有一条道路可走，我如不愿做致命者，那必当犹达斯。在如此严峻的考验前，绝大多数人也不愿和永生开玩笑。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孤注一掷，离家离校，告别世俗的一切，跟着圣母，尾随耶稣走上加尔瓦略山的道路。
 
九月八日是圣母诞生的日子，天主拣选我们在这一天入狱，是要我们和圣母一起诞生在监狱。那是另一种奉献生命的开始，过去的一切已和我们无关。我坐在警车中默想人生本是一出戏，如果我将自己比喻是一演员，今天要演出的一场是入狱的一场，我要受多少凌辱，要吃多少的苦都是剧情的需要，我只要深入角色，十分投入就可以了。至于谁是观众呢？有天上已得胜的教会，无数天朝圣人圣女和至尊天主以及圣母玛利亚，有在炼狱中还在等待天国的众灵魂们，他们多么期待我们用痛苦和祈求为他们请求天主早日赐他们安登天国。还有普世教会也都在注视着我们，以教宗为首的教会他们时刻关怀正在受考验折磨的神父教友们的表现。耶稣已邀请我赴宴，我没有任何藉口借故拒绝……
 
一个甲子过去，回顾斯情斯景，忍不住血脉贲张。“在如此严峻的考验前，绝大多数人也不愿和永生开玩笑”，难道不是吗？一切都不新鲜，历史穿越回去，就像清代“礼仪之争”中，中国教徒面临的两难处境——“若遵主教，摘去其匾，皇法甚严，肉身该死；若不去匾，灵魂永死。其事两难，关系甚大”。一切都不新鲜，犹记那一次，“礼仪争论的最后结果意味着天主的虔诚教徒和大清国的良民成了对立面”：
康熙末年之后中国天主教进入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禁教期。传教活动逐渐转入地下，教徒的宗教生活都以秘密形式进行。教堂、礼拜堂等被强行改作他用，天主教的经卷文书被销毁泰半。有关天主教活动的文字材料存留下来的少之又少。（吴旻：《礼仪之争与中国天主教徒——以福建教徒和颜珰的冲突为例》，《历史研究》2004年06期）
 
现在历史重演，神权VS皇权。只是这一次，跟此前更不同。因为这次面对的，不光是“百世都行秦政法”的中国政教，还是更新换代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版本。这次中国基督徒所面临的，既有“中国性”，又有“国际共运”性。因而认识面临的冲突，就不能鸵鸟一般罔顾“马列主义”，而只谈中国“传统文化”。
 
马克思信誓旦旦：“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宗教是颠倒了的世界观”,“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列宁铿锵有力：“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全部世界观的基石”。虽然在方法上、步骤上，他们要一步步来，甚至也认识到“取缔手段是巩固不良信念的最好手段，是在我们的时代唯一替神帮点忙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可总地来讲，“一万年太早，只争朝夕”。
 
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是“失误”，或“左倾”倾向。一切师出有名，如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动员:“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批判的武器啊武器的批判，究竟哪一个为主？忘不了我的老师高尔泰先生，1957年因“论美”文章被流放死地，文革初批为“夹边沟逃出来的恶狼”，他在欲暖还寒的1983年心气难平地写：
……我们的论敌从来不是用笔和墨，而是用斗争会和劳改队来同我们辩论的！（《美是自由的象征》一书前言（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2月）
 
所发生的一切，永远欲说还休。见到一份下载率颇高的博士学位论文：《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宗教问题的经验教训》（孟宪霞，2012年)，第五章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处理宗教问题的经验教训”，可第一节“建国初期的宗教政策(1949-1956年)”叙述中，只字不提“倪柝声反革命集团”、“龚品梅反革命集团”、 “王明道反革命集团”字眼……大概作者认定，那些的确是“披着宗教外衣来进行反革命活动”，也就与“正当的信仰自由”了不相关的？既然如此，所做的就是正确的了。纵然如此，后文羞答答写：“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人曾经犯过的一个严重错误就是：盲目、人为地消灭宗教。这个遗毒至今存留。”
 
另一端考查，怎样的加略山之路？赵天恩《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一书附录《从五四到六四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态度的转变》一文痛定思痛写：中共建国头十年，有很多信徒跌倒。“追究原因，主要是过去的教牧和信徒对政治缺乏了解，所以若遇到大环境的转变，没有一个判断的能力。这就是教会的缺欠……”文章进一步写：“过去传道人，包括海外传道人，把神学、圣经当知识来念，把教会牧会当作职业，没有深一层对基督的委身进行了解及严格的操练，所以在压力下就崩溃了，但天主教士在这情况下，挺身而出，不怕困难，主要是由于他们经过严格的操练，对主全然委身。”（p635）
 
整体而言，“天主教士”经过操练。刘建平论文如是叙述：
经过严厉的肃反打击后，不管是中国基督教内，还是中国天主教内，公开对抗“三自”革新运动者便不复存在，政府也因此大体上完成了对两教的初步改造。不过，公开对抗势力的沉寂并不代表所有的神职人员和普通教徒都认可了新政权主导下的革新。事实上，两教内依然有相当一部分信徒基于信仰方面的原因而游离于“三自”教会，不同的是，他们已不再像王明道、龚品梅那样对抗革新，而是转入一种秘密状态，继续顽强地存活。
 
看到一篇《1949年新政权执政之后的天主教》，指出文革结束后，许多在50年代因为反对政府宗教政策而入狱的神职人员被释放，教会开始进入一个复兴的阶段：
令人想不到的是，在50年代由于不愿与政府合作而坐牢的神职人员，却有幸地躲过了文革的冲击。十年动乱期间，全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监狱反而成了避难所，神职人员在里面，条件虽然艰苦一些，但生活还是有规律的，不受红卫兵和批斗的影响，他们多把这段时期称为“修练期”。……我们不难从历史中发现天主圣神的工作。圣神借着共产党的监狱，为教会将来的发展保存了一批生力军。文革之后，他们又重新返回教区，为教会的振兴贡献自己的余辉。
 
因“九八教难”而劳改二十七年的耶穌會神父朱立德如是讲：“第一，中國教會已有五十年的大災難了，當然近幾年迫害已緩和但未停止……五十年來中國教會沒有平靜過。第二，教會照樣在中國能生存下去，這是天主聖神在領導、保護和分施恩寵之故。中國信友為保持完整信仰和捍衛聖統而受苦、坐監、勞改、甚至犧牲生命，致使儘管中國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教會堅不可摧，固如磐石。”——这是真实的历史，“五十年來中國教會沒有平靜”。与此同时，主耶稣所讲一再证明是信实的：
在世界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胜了世界。（约16：33）
 
可这一属天的争战、地上的喧嚷，是由《兰林复活节》摆在公众面前的。
 
我看戏剧，不能不瞩目“钱神父”。遂微信探问：“钱神父的故事有人写吗？他的生平有人整理吗？是怎样的见证啊!”戏剧家回答：“海外有这篇那篇的回忆，没有集中记录。这是公教应该做的，因为我毕竟在他晚年才认识他。许多陪伴美好经历。”但是网上寻找，围绕已知的“去江阴渔猎村让我认识传奇钱老神父”，以及“堪称圣者的钱弥格神父九十多年生命”诸条件，几乎无所获。唯一的收获，是也曾青海劳改的沈鶴璉神父《只願生生世世——末願感言》一文回顾自己少时：
我出生在上海市一個老教友的家庭，近聖伯多祿堂。伯多祿堂是一個耶穌會的堂區。本堂神父是法國人，還有其他幾位法國神父，以及中國神父如：王仁生神父、蔡忠賢神父、錢彌格神父等都十分有聖德，有學問。他們待人和氣，同我們年輕人合得來；指導我們輔祭，教我們背拉丁經文，唱聖歌，節日演話劇等，十分吸引我。用現代的話來說，他們是我心目中的偶像。不是電影明星，足球明星，而是明星神父。我下決心，如果我要當神父，一定要當一位耶穌會神父。
 
“錢彌格神父”，十分有圣德。
 
只是戏剧中赵爷爷、钱神父故事，我推测以顾光中、范忠良为原型。
 
戏剧家“远行记忆之四”讲述：
狄更斯的《双城记》里面有一个老人，因为是从巴士底狱出来的，已经改不掉在监狱里面的一个习惯：不断修鞋，他的病一发作就不断地修鞋。实际上他是一个品格和社会地位都很高的人，因为是从巴士底狱出来回到伦敦，他病发的时候就是修鞋。这样类似的故事在我们这我也听到过好几个，上海有个老牧师，不让做牧师后，长期在一个伞场修伞，所以他的伞修得很好，文革后又带领教会，有时讲道他开玩笑说，谁的伞破了可以找他来修质量上乘。还有一位著名的老神父，天主教的一位大主教，他已经九十多岁了，但是有个习惯：吃生玉米粒。因为文革时期他在青海劳改，饥饿的时候有大批的人死亡，他不断地背死尸。没有东西吃，他就在马粪中找马没消化完的玉米粒，这玉米粒让他勉强活了下来，对他来说玉米粒永远是最美味的。还有一位老人，长期做石匠，是经历过整个苦难的老人。青海是长江的源头，他回到上海——长江的入海口，太阳正在徐徐下落，每天黄昏在江头，一片寂静，只有江水拍打大岸的时候，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刻石头，在万籁寂静中只传来他刻石头的声音。他想为所有好像已经被历史所忘却、被人们所忘却的那些死去的弟兄姊妹，在石头上刻下他们的名字。历史还未被真正纪念彻底反省就已被忘却，人们又在新的喧闹的现实中挣扎沉沦。（《盛宴诗人的嚎叫与十字古寺的凝望——远行记忆之四》）
 
“吃生玉米粒”的大主教，无疑为范忠良。据“维基百科”之“范忠良”词条：
1955年9月8日，“九·八”教难发生。1958年，范忠良因拒绝承认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被判处20年徒刑，押往青海省服刑，在青海坟场从事搬运尸体的工作。1978年，他20年刑期已满，由于回沪政策没有落实，被留在青海劳改农场就业。1985年2月27日，范忠良由天主教秦州教区辅理主教陆振声主教在甘肃甘谷县王弥录主教家中秘密祝圣为天主教上海教区助理主教。1988年，龚品梅主教获准出国，上海教区形成“忠贞教会”主教范忠良和爱国会主教金鲁贤2位主教并立的情况。（后来，金鲁贤也获得教廷承认为范忠良的助理主教）2000年3月12日，龚品梅在美国去世，范忠良遂接任上海教区正权主教职位，以及苏州教区、南京总教区署理主教，不过未获中国政府承认，并且常年受到监视。他还是地下教会的天主教中国大陆主教团团长。2014年3月16日，被软禁中的他在上海家中逝世。
 
一个“维基”词条，一枚深水炸弹。把光鲜漂亮的伪史，炸出个大窟窿。
 
至于剧中的赵爷爷，对照报道，我觉得有顾光中蒙席的影子：
顧蒙席回憶他們如何在經歷一天的勞動後，“一起誦念《玫瑰經》”的場景。然而，當官員發現另一位修士給他寫紙條，告訴他要為教宗祈禱，使他“忠於天主，從不妥協自己的信仰時”，他又再被判了七年勞改。
此時神父已度過了十年的勞改生涯，他最終被轉移至毗鄰西藏、“氣候寒冷”的青海省勞改農場。
 
他續說：“不幸的是，那三年正是中國大饑荒，所以我們沒有東西吃。我的健康每況愈下，直至八十一磅，使我無法行走，亦不能勞動。”
 
……在他三十年的勞改生涯中，顧蒙席強調，其中兩年是與范忠良主教在一起。兩人獲釋後，范主教其後在一間小教堂為其秘密祝聖為神父。
 
这里的七年加刑，移植到剧中变成了五年：
赵爷爷：有件事儿，一直让钱神父心痛。我们每天去拉死人时，都会遇到这事情：大家都知道我和钱神父是埋死人的。有谁觉得自己快不行了，常常悄悄叫人找钱神父来告诉最后心愿。有的来不及找到钱神父就过去了，他的同伴、和他一起住的，就会悄悄告诉我们死者临终的心愿，这些心愿几乎全是想家！要回家！临终也盼着有人至少能把他们的遗骨带回家，至少记下他们的名字、埋骨的地址，告诉他们的家里人，妈妈爸爸、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儿子女儿……
 
（赵爷爷顿时泣不成声，背景音乐提高。赵爷爷许久才平静下来。）
 
可我们自己也是流放犯，我们能做什么？钱神父好不容易弄到点纸、弄了支笔，开始把死者的名字、年龄、老家地址记下来，这样越积越多，终于被农场发现了，纸片没收了，我们俩还被加了五年刑。
当然我揣测，除本事以外，亦有苏联地下文学“口授心传”的影子。
 
看到一点议论，诸如“九·八教难”那一夜发生的事，不但铭刻在当事人的心头，也深深烙印到所有具有良知的中国人身上。（刘文忠）以及香港陈日君枢机讲：“我希望更多當年在上海捍衛信仰的英勇事跡能夠早日編輯成書，讓更多人知道他們的故事。”……作为无知无识的我，竟有大梦初醒之感。感谢戏剧家，让这个为信仰而受难的传奇，让这个了不起的群体，第一次出现在戏剧舞台上。让我等无知后生，目送那些渐渐远去的身影之际。知道自己身边，竟有如此“不配有的人”：
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炼，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飘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希11：36-38）
 
 
 
对不起，写到这里，想到曾经的好友、后为牧师的王怡弟兄。还有他的妻子蒋蓉，以及其他至今被捆绑的弟兄、姊妹……。从去年12月9日至今，他们一天天怎么过的？不能细想。知道王怡坦然，在他受洗不久，就领会“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哥林多前书4:9)的奥秘，把自己献为“活祭”。我不一样，想到“成了一台戏”，被人指点就不自在。尽管如此，我也懂得，“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我还会唱：
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诗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