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制是不好的
 
 
大概是上苍对本人的惩罚抑或关爱，要我这辈子最好足不出户。
 
也好。全世界每年因旅游死掉的人不计其数，但我这辈子因旅游而“夭折”或“早逝”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当然喽，这些看着都像笑话，真实情况应该这么表述：一是经济条件差，二是乘车坐船，晕个死，那时，你说前面有再好的风景，也吸引不了我，心里总在想着的一件事就是：什么时候赶快下车。就连在市里坐千儿八百米公交，都晕得难受。
 
不能出门，也就只有乖乖地坐在屋中“看风景”：看电视，看书，即跟着屏幕或别人的文字去旅游。
 
喜欢陈丹青，又恰好两年多前，在湛江一所大学做教授的宋立民老师给我一下子寄来好几本陈的著作，喜欢极了。
 
陈的画、文俱佳，举世公认，自不必说。
 
这里只从他在日本旅游时的所见所闻撷取那么一两个镜头。
 
应该是十年前吧，他和女儿、亲戚几个人去日本。
 
对很多中国人而言，日本“是个什么东西”：侵略者、鬼子、太阳旗，杀我无数同胞。
 
这些都是事实，谁都断难否认。
 
可日本又不止这些。尤其是，优秀的民族就是优秀民族，即使犯下滔天大罪，一旦放下屠刀，洗心革面，认真悔过，还是优秀民族。
 
人嘛，大都如此：不在乎你过去有多坏多恶，关键看你当下是好是坏。
 
1945年战败时，日本一片狼籍，然而三十年后就是一个强大的日本。
 
不优秀，能如此吗？
 
而我们呢？算上内战，1949年后除了个别边疆岛屿、深山老林，国内也再没发生过战争。可邓小平复出后去日本钢厂参观，当面承认：中国至少比日本落后二十年。
 
怪谁呢？恐怕人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
 
日本这个民族的谦恭、爱洁净，是全世界都知道的，近一个世纪前胡适在书信日记中就多有提及，现在读陈丹青，同样继续证明着。
 
一个半世纪前，日本明治维新，也就像中国人说的“改革开放”，且相当彻底，不惧“普世价值”，最终走上民主道路，这是中国人最羡慕的一点——用“一点”这个词，似乎有点不相称，应该说这是很多中国人最羡慕这个东邻的。而自己写这则短文，也因了“这一点”。
 
十年前的五一节期间，陈丹青到日本，东京“为什么这么干净？当年美国空军真的从重庆起飞，飞来轰炸东京么？”也就是说，东京干净得让陈丹青连美国空军曾轰炸过都不敢相信。是，不论是美，还是干净，只要超乎想像，大概都会让人惊奇，甚至产生幻觉。
 
也像很多中国人在国内过五一节一样，喜欢去公园。陈丹青去了日本的公园。
 
“近公园门口，忽见一辆大车当街停好，彩旗飘飘，车首赫然一排鲜红大字：‘日本共产党’，为首赫然一条大标语：‘教育基本法恶反对！’翻译过来，就是‘强烈反对教育基本法’。”
这就是民主社会。多么自由。
 
凡在民主社会生活过的人，一定不愿意再回到专制社会生活，除非脑子进水了。
 
自然，这种情形，对日本人而言，早已司空见惯，但作为中国人，即使像我这种只能跟着一个中国人文字看的中国人，也难免生出羡慕之情，简直就像看一道很美的风景线。
要知道，这是多少中国人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哦！
 
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天天要我们家是国、有国才有家的这个地方，允许我们这么做么？
 
不用回答了吧。
 
再看：“……殿外远远传来公园门口那位日本共产党党员麦克风宣讲，和着轻度的摇滚乐，不响，不吵。”
 
可见，绝不像有些中国人歪曲民主社会的那样，以为，只要实行民主，就一定会是天天吵翻天。民主当然也有“吵”，但同样或说更多的是这种温文尔雅，和谐美好。
 
反而在非民主社会，大家看到更多的是“寻衅滋事”，是“群体事件”，是这也不许那也不许，结果天怒人怨，怨声载道，道路以目。
 
这在民主社会的人们看来，真是情何以堪！
 
“正午。出公园。门口那位日本共产党宣讲者已经换成一位女子，‘咕噜咕噜，泥咕私笃诺……’……好像是日本共产党七十七回代表大会召开了。
 
“回旅馆，写日记，其实是博客。远处传来一声声日本男女共产党员的日语口号，听去既不激昂，也不勉强。他们在嚷嚷什么呢？”
 
陈丹青不懂。我更不懂。
 
但我们都知道或说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日本共产党可以宣传他们想宣传的，讲他们想要讲的，而这种自由在专制制度下不可思议。
 
这让我忽然想起毛泽东。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做了一篇论十大关系的雄文，在论及第七大关系时，自问自答：“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看来，毛泽东内心明白得很：一党制是不好的。
 
只是明白何为善，却又不肯去做，这要算什么呢，我不知道。
 
2017年1月12日星期四晨
 
 
美国市长带头上街游行
 
 
还是读陈丹青。
先说几句好玩的。
陈丹青在美国有位老师，叫木心，中国人，后回国，回到老家，现已去世几年了。
经其成名的学生也就是陈丹青不断介绍，木心大名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民众所认识，而这位老师也确实有学问，不仅有学问，还很有趣。
“去年陪木心先生去杭州，他是早醒的，我下楼请安，老先生头一句话就是报告鸟叫声：‘啊呀，花样好多哩！先这样叫叫，再那样叫叫，叫错了，不好听，它都知道呢，调调喉咙，清清嗓子，奈么重新开始叫！’”陈丹青说“奈么”是上海话，接近“于是”之意。
木心描述得真好，活灵活现，而且本人绝对相信，因为自己也是一个喜欢听鸟声的人，且十分认真地听过多回，甚至也听到过木心先生描述的这些让人觉得很有意思的鸟语，然而，在自己曾做过的一篇有关鸟儿的文章中却没能描述出这一点，真是惭愧得很！
好了书归正传。
陈丹青有两则小文章，都是谈“关于表达”，收在他的《退步集续编》，上面所讲的那些，就在《关于表达之一》里。
陈丹青“自恨是喜欢表达的人”，不过这在纽约没一点问题，因为纽约“是怂恿每个人尽情表达”。这跟北京不一样，或说北京跟纽约不一样。
纽约就相当于中国的北京。
北京好像是特别害怕人们尽情表达的。
这就是区别，而且是北京跟纽约的最大区别。
虽如此，美国人从来没有说过“纽约是世界的心脏”，不可能这么说。在纽约有谁这么说，一定会被人笑话死。民主社会生活的人们是懂事理的，因为认何事理都允许讨论，哪怕争得脸红脖子粗，没有谁敢下令不许讨论，奥巴马之前的总统不敢，奥巴马自己也不敢，很快就要做总统的川普也一定不敢。因此，生活在这样一种社会，想不懂事理都难。
陈丹青在关于表达中说了什么呢，其实说的还是自由，以及对自由的理解，当然，他还强调了人感情的复杂性。
容我慢慢说吧。
在我们这个国度，除了政府恩准的或者干脆说就是号召的之外，民众一切所谓示威游行都免谈，当然也有默许的，像山东济南那一群侮辱邓相超教授的东西就被默许了！这是个案，虽然全国各地每年都有几起，但毕竟尚未成气候。
在美国这个“万恶的帝国主义”国家就不一样了，只要你想游行，天天都可上街，只要不是侮辱个人，为抗议哪个人游行就行。就连华裔同性恋居然也能在纽约的大街上游行，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出丑”。不仅如此，游行就游行，居然还弄了“游行花车”，居然还“得了好几回大奖”，这让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简直不可思议。
更有意思的是，你越是抗议政府抗议官员，你的游行越理直气壮，与我们这种国家相反。我们可以抗议不是官员的个人，不可抗议政府，不可抗议官员，更不可抗议大官人，尤其不能抗议管大官人的人，除非你不想过了。
前纽约警察局长是个同性恋，这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前纽约市长朱尼亚闹离婚，这在中国一般来说，小民们也很难听到。中国的“警察局长”也好，像朱尼亚这个级别的中国市长（我不敢拿北京市长作比喻）也罢，在任时从不会闹出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往往都是犯案后才知道“妻妾成群”。我们的官员在位时一个个都是“周吴郑王”，正人君子，只有被“双规”后才看到他们的真面目，单凭这一“看点”，就不难明白中国腐败官员为何会层出不穷：在位时总是像孔雀开屏，只有下台后，人们才看到那美丽羽毛下面丑陋的“屁眼”。
在美国，官员都要拍民众的马屁，纽约市长也不例外。
“朱尼亚身为市长，要为各种弱势群体闹平衡，结果同性恋团体讨厌他、抗议他”，按说，民众如此对待市长，市长对民众也不会有好脸色。然而他敢？！“到了游行那一天，他还得又挥手，又欢笑，领头走在游行队伍前”。你说这若是在中国大陆，岂不成了天方夜谭？
这就是民主社会。像我这种没有什么见识的中国人看着简直就像看风景。
陈丹青还告诉读者，“英国大演员劳伦斯·奥里维亚，老版本哈姆雷特的扮演者，同性恋。美国大演员，老教父的扮演者马龙·白兰度，也是同性恋。这二位都像《断背山》里俩主角，有家室、有儿女，偷偷摸摸见爱人。白兰度临死关照孩子：与死去的同志爱人骨灰相搅拌，葬一起，儿女遵照办了，对记者说：我们为父亲做了一件值得自豪的事——诸位明鉴：人死了，骨灰也能表达。”不愧是陈丹青，讲表达，也能讲到极致。
这就是民主社会。中国的有些儿女会这样做吗，不仅会以有这样的父亲为耻，也一定恨死了这样的父亲，然而它却是实实在在的人性，难怪陈丹青说“我们远远不了解人性”。
我不知道我们政府维稳的目的是什么，如果真的是为了建设一个和谐社会，看看美国社会的这些“细节”，就知道实行民主自由多重要。非民主自由建不成和谐社会。
人有多复杂，人的感情有多复杂，尤其是将这些表达出来又有多难，陈丹青是这么说的：“我们缺乏足够准确的词语，而同一词语，在不同时代的语境中，意思与效果自亦不同。平时作文，我不用‘宽容’、‘平等’这类词。我相信，许多事物，许多意思，我们得绕开现成的词语，尽可能找寻别的表达方式，找寻别的词语——但是很难。”
优秀作者的文字就是不一样，至少能让人产生联想。比如，即使像我这种没有多少思考能力的人，读到他这几句话也不难联想到：这就可以证明乃至断言，几千一万年后，今天的文章，极有可能像我们今天看论语、老子、墨子、庄子、孟子之类，需要“注释”甚至“考古”，因为那时的普通人是读不懂今天我们这些人所弄出来的这些文章的。
 
2017年1月14日星期六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