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29日晚上10点左右，我们正准备洗簌睡觉，文东海律师突然接到多个警讯电话和短信，说大抓捕开始了，要他赶快离开住所出去躲躲。文起初以为自己也没干什么呀，应该没有什么事，犹豫了一会，就准备休息。但架不住友人多次好心警示，加上对现时中国政治环境的了解，文最后还是接受了友人的劝告，决定当晚不在家住。我当时感觉有点晕头转向，隐隐觉得这个家庭的生活可能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对未来充满了恐惧，我稳稳神后还是简单给他收拾了几件行囊。看着他出门消失在黑夜中，我却再也忍不住嚎啕大哭。
那一夜过得很慢，我努力回忆着我陪同老公这几年经历的许多事情。文东海是个非常严谨不苟言笑的人，但他对自己的工作却不曾懈怠。虽然他很少对我讲他工作上的事情，我也明显感觉到，自从2015年709事件发生后，他变得不再那么从容，而当地派出所的警察似乎也开始对我们这个家庭有了特别的兴趣。我曾经试图阻止他做这些带来危险的事情，但当我看到他坚毅、不容置疑的眼神，我到嘴边的话又不自觉地吞回去了。后来他接的维权案件越来越多，直到2018年6月他的律师证被吊销了。他是中共党员，在吊销律师证后不久，他又公开声明退党，不久后被开除党籍。由于他2015年代理了709王宇案，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他就一直被中国政府限制出境至今。
值得庆幸的是，文东海并没有因此消沉，而是开办了一家法律服务公司，虽然比以前我们家庭经济差了不少，但赖他这几年结交的朋友们的关照，还可以维持我们这个要求并不算高的家庭生活。虽然文东海会时常因为他一些以前的律师朋友及很多无辜公民经常遭受各种无端打压而愤愤不平，但我感觉为了两个年幼的孩子，文东海少做了不少让我感觉可能会惹麻烦的事情。我本以为我们这个家庭会相对地平静下去，就像湖面上的一叶扁舟，只要没有大风大浪，虽偶有颠簸但终究会屹立不倒。
我就这么胡思乱想一夜未睡。第二天早上我突然接到文的电话，说是有重要事情要跟我商量，我的心一下子提起来了。但我同时又有点小高兴，毕竟我知道他现在还是安全的。我们约好地方后见面，见面后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次事情已经被人为搞复杂了，不会那么快结束。浙江的黄志强律师原本是一个商业律师，做事也很温和，但仅仅因为参加了一次聚会，就被拘留。文认为自己恐怕这次也有有危险，或许当局会要秋后算账，而且公安抓人似乎不需要理由，所以他今天必须把我们送出去。
送出去，去哪里？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我说不愿意，可是他说你留在国内可能会更难过，你到了国外兴许还会有一些朋友帮到你。现在国内人人自危的环境下，即便想帮怕也是有心无力。而且如果牵连到孩子也无法正常过生活的话，我们都会后悔一辈子。必须马上决定，否则就来不及了。在经过一番心理上的挣扎后，我听从了他的意见。到了傍晚一辆车送我们去上海机场。或许是老天在帮忙，随后的事情都算顺利，在一夜颠簸之后我们到了机场并顺利过关到了日本。在这一过程中及我到达日本后，很多热心的朋友给我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无私帮助，我唯有一一记在心里，或许有一天我会把他们的故事说出来。
在逃亡过程中，文东海担心警察会在机场布控抓捕，故在杭州就下车了。临走的时候，他叫醒了在车后座熟睡的两个孩子，对他们说：爸爸在国内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等他把事情处理完后就会去找他们，要他们听妈妈的话。然后他一把抱住我在我耳边说：两个孩子就交给你了！我也赶紧抱紧他，多么希望就这么抱紧再不分开。但随后他推开我，头也不回再次消失在夜幕中。
我到了日本后，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了国内的情况。在我们离开家不久，就有数名警察（包括便衣警察）在我住宅小区蹲守，直到第二天文东海侄女去看望她奶奶，警察以为她就是我，于是跟随进我家，对我妈和侄女盘问文的去向。因为在我家找不到文，下午他们又派了四名警察去文的公司向文的助手追问文的去向。随后又找到送我去机场的朋友和司机进行查问，并要其中一位友人指认了我们从家出走的上车地点，调取该地段的监控，找到了送我去机场的司机，……，直到今天，他们对文东海的搜捕并未停止。后来又听说，刘四仿的妻子在出境时被海关扣留并无端留置审查了好几天，随后又听到多位律师被强制传唤，办公室被查抄，陕西常玮平律师甚至被指定监视居住，……。
我不禁感到后怕，如果晚一步的话，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自从杭州分手后，我无法主动联系到文东海，只能他找机会联系我。有时候好几天都不见他联系，即便联系上了也是匆匆忙忙几句问候即结束。我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怎样。我唯有祈求上天保佑，保佑他的平安！
我虽然带着两个孩子侥幸逃出了中国，却不知道我下一步该逃往哪里？
周友芳（文东海律师妻子）
2020年1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