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伟：高山流水弦音断，谱就新词寄何人？

年华似水，斗转星移。曾记得那些迎接新世纪的诗文、歌声还语犹在耳，21世纪又走进第二十年了。实在令人既感惶惑，又觉惆怅！正像一首流行歌曲唱的那样：“时间都去哪儿了”？而已步入耄耋之年的我，尤觉这時光似太无情，所以也只好在往事的回忆中得到一丝半点的慰藉。尤其是本人在1957年所谓的“反右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被当局打成“反革命”投入中国的“古拉格群島”—-劳改集中营后，先后邂逅的几位诗友，与他们那一段段文字与感情的交谊，更令人神往和难忘。

 

 

李君，四川泸县槽河乡人。敏而好学，博闻疆记。但因出身农家，由于农村户口的限制，只能在当地作乡村教师。1962年因与另一女教师产生恋情。而该女又与一共军军官“定了婚”是其“未婚妻”。本来中共的婚姻法上明确规定，必须领了结婚证才算合法夫妻，才受法律保护。从来也没有“定婚”与“未婚妻”之条款。但毛年代却有个“土政策”即谁若与共军官的“未婚妻”发生恋情，便叫“破坏军婚罪”一律严惩不贷，李老师因而被重判八年徒刑！在毛泽东年代此种稀奇冤案比比皆是。李老师对此当然不服。被投入“劳改”后于1965年巧妙地支身逃出监牢。沿途乞讨、下苦力，经泸州、重庆、武汉，跑了几个省历时一年多，最终在1967年文革中才被抓回。又加刑3年。

 

1967年我在监狱与仲言同编在一组，同居一监房。慢慢相互了解，更加都有爱好诗词的兴趣，于是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我听了他一年多传奇式的逃亡经历，十分佩服，遂用小纸条写成一首《七律》私下悄悄递与他，从我的角度来叙述他逃亡的壯举：

 

 

他看了十分高兴。第二天回我一首，又自叙其当年事：

 

 

我们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用传小纸条的方式，痛骂黑暗现实，发泄胸中的愤懑。谁知有一天却差点惹下杀身大祸！当时正在“文革”中，“红卫兵”们喊叫着“语录”，满街打砸抢烧，接着“武斗”之火更势若燎原，仲言有一天写了一首《满江红》痛斥此事，开头是：“独倚危栏，风吹雨，心潮若决，凝目处，愁云万里，烽烟辽阔”，正当我读到“遍地腥云飞血雨，一街狼犬诵马列”时，也许是我太入神，竟没注意到一个劳改干部已走到我面前！“严家伟你在看啥？”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就凭这首词我和李仲言都可被送上“绞刑架”。好在这位张狱吏是个“大老粗”，我断定他不可能懂什么诗词。于是我也不知从哪儿来的这么大的勇气，干脆把纸送到他面前说“我正在学毛主席伟大的诗词《满江红》”，并特别把“满江红”三个字指给他看。这三个字他大约也认得，也许是“满江红”三字充满“革命”的色彩，而且我又说是“毛主席的诗词”，谁敢说三道四？于是他看都没看便说“好嘛！要好好学习主席的伟大教导改造你们的反动立场”。说罢扬长而去。我怕他再回来，连忙将纸丢入口中吞下了肚。若干年后，我与仲言劫后餘生又重逢，却怎么也回忆不起这首词的全文了，也不愿去编几句来凑。就像维纳斯的断臂也是一种美一样，我们就留下这带着遗憾的残缺美吧！

 

以后我与仲言不但长期保持通信联系，我还三次去过他泸县乡下老家看望他。而他也数次来我这里作客休闲。在一次去他家乡看望他时，我陪他一道去祭扫他过去的恋人之墓，即前文提到的那个军官所谓的“未婚妻”。仲言因此事被判刑，那军官強占此女，但“強扭的瓜”当然不“甜”，婚后同床异梦。女方心情郁结，终至英年早逝。这当然又是社会体制造成的悲剧。仲言在坟前燃香奠酒后，又以一诗火化相吊。诗曰：

 

 

 

堪称情真意切催人淚下。“剪烛西窗”当然是李商隐“雨夜寄北”之典。我于是也不揣淺陋书或《代李君用咏》一首，即用李仲言的口气去再次吊唁那位不幸的女子：

   

 

2006年李仲言君因突发“心梗”病逝于他的老家泸县槽河乡，享年78岁.那时乡村不通电话，半个多月后，我才从他的一位亲戚处得知此事。因而連去老友灵前上一炷香以表达哀思的机会也没有了，不能不是一大憾事。只有以一诗遥思故人：

 

 

起始二句是对故人李仲言先生诗才的赞赏。“江郎才藻”是“江郎才尽”一典反其意的化用。“南溪”、“茶岭”皆地名，当年我与李仲言君同罹难之处。诗不敢说好，但却都是实情，故亦足聊以自慰矣！

 

 

这位张医师生于清代光绪年间，公元1902年前后。老家在四川省合江县，原名张益舟，后因喜愛东坡《赤壁赋》中：“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之句，遂以“一舟”为“字”。即另外一个名字。这在旧时是很时兴的。比如毛泽东，他就是名“润芝”，字“泽东”。他们张家祖上世代行医。不过那时的中医并不必医学院校培养，亦勿须文凭、学位。而是自读中医典籍，如“黄帝内经”、“伤寒论”等。而他家里更有长輩从医者教导，便自学医书而成才遂称“儒医”，就是既是读书人又是医生的意思。

 

在中华民国时代，张一舟在当地已是颇有名望的医生了，再加他为人正直、善良，受人尊重。因此在抗日战争后期，四十多岁的他，被当地士绅推举为国民党合江县党部主任。这其实是个荣誉性的虚职。因为国民党根本不像中共那样一党霸国专权，中共的县委书记便是一县的土皇帝。而国民政府是党、政分开的。县党部根本不能干预政事。政务实权都属县长。但就因为这样一个虚銜便差点送了命。在中共夺得大陆政权后的所谓“鎮反运动”中，张一舟被逮捕差点被杀。由于查不出他有任何政治活动，最后仍被重判十二年长期徒刑。送到四川泸州市“川南监狱”劳改。因为该监狱设在一座被中共查抄没收了的大廟里，该廟供的神是太白金星李長庚，故名“長庚宫”。所以中共的川南监狱也就被人私下叫作“長庚宫”。现在己改建为泸州警官学校了。当年这个“長庚宫”里，关押着近兩千所谓“劳改犯”，而近三分之二都是国民党的党、政、军人员。半数以上都是无期徒刑，几乎没有十年以下的，，还有更具“中国特色”的，叫“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犯”，可見当局的重刑滥用，令人叹为观止！

 

 

张一舟在这里一直把牢底坐穿十二年刑满后，虽然他家乡合江县近在眼前但也不放他回家，而是強迫其留在劳改队当所谓“就业員”。1966年文革开始后泸州的“川南监狱”按当时北京中央指令, 监狱一律要从城市中搬走，于是迁到百里之外南溪县乡下一个小地名叫“青龙嘴”的地方，旋即更名为“四川省第四监狱”。1967年笔者也在文革中由劳改队被送入四川省第四监狱，并在医院服劳役。1972年本人也刑满，也同样被強迫留在监狱当“就业員”。于是和张一舟医师由此相识相知成了好朋友。

 

虽然一舟年纪比我大三十多岁，但我们并无现代人说的什么“代沟”，反而是在许多事物上都有共识。更加张翁待人真诚,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所以很快我们便成了好朋友。也就在此时,另一位刚从狱中刑滿出来的前中华民国国军团长也加入了我们的“朋友圈”。

  

 

刘旭初先生，祖籍四川富顺县人。其叔祖刘光第，是名垂青史的“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刘旭初早年毕业于河北保定军官学校。服务于国军，参加抗日战争，由基层连级作起，最高升至上校团长。1949年大陆失陷，刘在四川被中共按“起义人员”收编。但不久中共开展“鎮反运动”刘旭初便被抓捕以“反革命罪”判刑二十年。所以我与他均在1972年同时满刑出狱.而刘虽系军人，却文学素养颇深，尤善诗词，几乎可以下笔成章。从此张、刘和我，三人便结成为诗友。但当时尚在文革时期，因文字、言语获罪者遍于国中。所以我们只敢私下悄悄聚会。而且写诗填词也很少涉及政治。

 

1974年冬，当时我与一农村姑娘结婚后已育有一女。妻子家离监狱有数里之遥。那年冬天我与岳父母家东借西凑，亲戚相帮下，总算在农村盖了几间土牆茅草房。“乔迁新居”后，又值岁暮，张、刘二兄亦来作客相贺。文革中的农民缺食少衣，家徒四壁。但诗友相聚不可无酒。只好在农村集市的“自由市场”去买一点劣质的玉米酝制的高价酒，再煎点花生、蚕豆，炒点小菜来待客。我和岳父母同住一处，一大家人加上宾客，物质虽匮乏，热情还是很飽满。欢声笑语充盈满室。一舟见狀即席便呤成四句：

 

 

旭初举杯便和道：

 

 

其实那年代的中国人尤其是农民贫穷到骨只差没餓死，何来什么“田家乐”？旭初此句，不过暗自鄙视嘲讽官场而已。 于是我也乘着酒兴回道：

 

 

吟毕一齐拍掌大笑。

 

我岳父一家都是善良的农民，他们无文化，却敬重有知识的人。当然就更不会去举报什么反动言论。所以在当时那样黑暗的中国，诗友在我家中相聚，是一种难得的快乐。以后几乎每月都有这样的聚会，留下篇篇诗稿，其乐融融，难以赘述……

   

 

然而那些日子已不再有，现在老友们都去了天堂，留下的只有美好的回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邓小平上台掌权召开了所谓的十屆三中全会，当局煽动的阶级斗争逐渐趋于缓和。与此同时在劳改队的所谓就业员也已一个个年华老去。因而这些人創造“剩余价值”（马克思语）的能力也就大不如前了。于是劳改队当局觉得这些人身上已沒多少“利润”可捞，反而要成“包袱”。于是便大力动员他们回老家。不但无任何退休福利，甚至“遣散费”也没有。以前这些就业员在阶级斗争年代是強迫“留场“，不准回家，让人家耗尽青壯年华，流尽血汗，现在人家快丧失劳动力时，又要赶人家走，实在是太无道理。然而张一舟医生此时己七十多岁，国人常有的“落叶归根”之念不免油然而生。于是便十分坦然地同意了离职回家，去他合江县城儿子处。

 

 我与旭初略备水酒为之送行。互有唱和之句。由于时间久遠，多已遗忘。只还记得旭初赠一舟诗中有句云：“一翁此去归梓里，属意东篱烟雨天，种菊不如种药好，酒錢自有酬医錢”。前两句用陶渊明之典来赞友人。后二句虽带有玩笑之意，实际上暗含着对一舟回家后生计的担忧。谁知后来的事情却偏偏被旭初不幸言中了。一舟回家后，开始还可以，时间一长，其儿子便觉是“包袱”，爱理不理的。再加隨着时间推移老人健康情况恶化，贫病交迫，如雪上加霜。一舟终于在1983 年5 月在贫病中含恨离世。他在劳改企业中辛勤执业于医，工作几十年，勤勤恳恳，救了无数中共狱吏及其家属之命，做了一輩子的好事，被榨干血汗后，最终被当成“包袱”扫地出门。这就是那个“体制”的冷酷与残忍！

 

刘旭初闻讯后当即命笔题诗云：

 

 

诗中所言的“魚尾山”就是当时监狱“就业队”所在地。我读后，亦步其原韻奉和一首：

 

 

在那个年代，交通既不便，经济又困难。更加每天要上班。根本无法前往吊唁，就只能以此来寄托哀思了！

 

在此之前的1990年，刘旭初因是所谓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官员，当局对其“落实政策”，被“安置”在成都市金堂清白江劳改农场作退休工人处理。其待遇相当于一个三级低级技工的工资。仅夠温饱而已。与我也长期保持通讯联系。1989年“六四”大屠杀惨案发生后，旭初在给我的信中痛斥当局的罪行。并谓“当局二、三子如此倒行逆施，必无好下场”。义愤之情溢于言表。又过了大半年，突然两个多月不回信，我当时还在上班，只好托人打听，才知旭初兩个月前突发脑溢血逝世，享年75岁。哀痛之餘，我写下了如后的几句诗：

 

乱世相逢念载情，谈诗议事兩知心。

共遭劫难嗟身否，同出铁窗庆倖生。

别后雁传书在手，突闻噩耗泪沾襟。

高山流水弦音断，谱就新词寄何人？

 

人生难得一知已，文字之交更难逢。我和我的这些诗友虽然都是社会里的芸芸众生，升斗小民。在那个黑暗的毛年代更是政治独裁高压的受害者。但他们却都是一些有良知、有学识、有见解、有操守的人，我在遭遇政治迫害的逆境中，能与他们相识、相知既是一种缘份，也是一件幸事。今天友人们都先我而离去，作为后离开者，我有义务、有责任把这些凡人小事介绍给读者。让更多的人知道那段罪恶的历史与那个社会黑暗的真实面目！这也是一个知识人应尽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