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天网友半月谈沙龙，从2003年10月底开始，缘起张大军的书，我请的是祖桦。第二次是十年砍柴请的于建嵘，当时在社科院附近。第三次是请军宁，在后海的皇家园林。第四次是崔卫平。第五次是友渔老师，记得我坐华岗岩的车去接的，在路上，友渔老师说，该半月谈活动能写进中国民主史。后面的印象次序模糊了。就记得贺卫方那次人特多，刘晓波温克坚和我一起去的，刘晓波带个帽子避过国宝视线。
98年之后新左派浮出水面，并占据学院。自由右派受到挤压，互联网之崛起为自由右派又提供了广阔空间，北京关天网友半月谈沙龙为链接著名知识分子和右倾边缘知识分子开启了先河，然后各地纷纷响应，比较突出的印象中有王怡冉云飞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读书会，还有广州上海等地的。这种线上线下的同城聚会，是后来同城聚会的先河，饭醉一词至少在我的视野里，是莫之许首先提出的，在簋街的一个酒馆里，有华岗岩在。互联网之线上线下，链接知识精英与边缘底层精英，为后来依托于互联网的维权运动抗争打下基础，在网友聚会活动中活跃的，后来继续活跃于浩荡无际的维权海洋里。
记得军宁老师皇家园林那次，题目是从法制到法治。摩罗来了。我第一次见到李智英，在石子路上见面他就讲他做孙大午案件的事迹。讲座后吃饭前，公民维权网的创始人李健和我蹲在草丛边上，由李健讲他的公民维权理念计划，我频频点头。其后李健就成立了公民维权网，像后来的屠夫一样奔赴各地维权，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湖南黄静案。李健作为公民维权的先锋就是从那个皇家园林开始。只是他耗尽家财，后来不知所终。
前五次无定所，颠沛流离。军宁老师那次我担心有司关照，遂于天涯关天茶舍发帖邀请网友时，一并欢迎有司派员参加。也不知道有司派员了没有。但在后一次崔卫平老师的，本来也和皇家园林说好，没料到如期到达时，则大门紧闭。没法移师上次吃饭的饭馆。我记得有崔卫平老师的好友当当网总裁俞渝参加。第五次后，祖桦联系了北京三味书屋的老板刘原生，后面就固定在北京的文化坐标之一三味书屋二楼。北京关天网友半月谈，实现费用AA制，每人听讲座给茶水费20元，固定由吹口琴的猫收取，交三味书屋。讲座后在附近饭馆吃饭，还是AA制，费用三十到五十不等。讲座嘉宾没有报酬，而且还自掏车马费，就吃饭免掏。刘原生的北京三味书屋，在刘原生女儿的支持下，在八九之前是中国思想界重镇，举办新启蒙的系列会议，有王元化和方励之于浩成等参加。于浩成经常说起方励之在开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等情形。刘原生有意母承女业，把八十年代的三味书屋新启蒙光辉嫁接到北京关天网友半月谈之上，当做延续和重生。我对此窃喜，觉得验证了友渔老师的话。此后的讲座，由我和张大军轮流主持。04年初我在新京报评论部，国宝上门找领导，施加压力。评论部主任孟波对我说，不可能全得，你得做出选择。自此我逐渐淡出。但国宝后来还是为讲座的事情找我，我和他开玩笑说，我淡出了，你找张大军呀。再有一两年后，刘原生有意自己弄三味书屋讲座，张大军于是和郭玉闪的传知行研究所合作，一直延续了很多年。直到张大军去国。
国宝找我谈时，当晚崔卫平老师在小西天有个饭局，我捉急。国宝对我说别急，我开车送你。谈后，他开车从十里河上东三环，直接开到不允许走的最右边“生命线”上，然后说没事，我回局里解释下。东三环是北京最堵的地方，走特权路线那个感觉真爽，看着被堵住的一辆一辆车如凝固的河水，看着自己的飞速超过，优越感在心里油然而生:特权真好。然后心生忏悔。一边忏悔，一边继续油然而生优越感。从十里河到小西天，半个小时。
北京关天网友半月谈沙龙能坚持近十年之久，其功在于张大军。核心层的品质不差，虽然有三两个宵小之徒一度兴风作浪，摆弄人事，剑指军宁和祖桦。也不知道是不是国宝的人。还有的原因在于一开始就去组织化，去中心化。例如费用的AA制安排，网友聚散如云。在98民主党之后，这种网友聚会被当时共识视为准组党。所以我对莫之许说的饭醉概念念念不忘。网友聚会中也有组党的渴望潜流。国宝找我谈话，也对此施加压力。时崔卫平老师所翻译的《哈维尔文集》面世，她在讲座中所讲的“反政治的政治”，以及哈维尔所推崇的民间抗争的公开性，于当时的取向契合。去中心化和去组织化都在后来十余年的维权中得以维持，大放光彩。在我看来，北京关天网友半月谈沙龙，介于过去的启蒙和后来急迫需要的行动之间，也符合著名知识分子与底层边缘知识精英的链接的情形。底层边缘的处在上升过程中，同样夹在启蒙身份建构和行动之间，如同风箱里的老鼠。有的以行动的影响力冒充著名知识分子身份，例如后来的有些维权人士和维权律师。只有极少数人忠诚于行动，忠诚于行动的身份。然而行动的渴望是强大的。北京关天网友半月谈沙龙后来成了访民的聚集地。我所接触的东北访民领袖都在三味书屋认识，例如那个三春大地研究院长牛玉春。行动和行动的渴望蓬勃欲出，要成为主题词和关键词，从启蒙运动时代转到维权运动时代，北京关天网友半月谈沙龙起了一定的过渡作用。
北京关天网友半月谈沙龙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大约有耶鲁大学，伦敦大学等四五个博士生做博士论文找我做田野调查。吴强在03年底做政治哲学博士论文时，也找过我。我们两在新京报附近的饭馆聚。国内研究ngo的社会学和法政学者，也有不少介绍描述。互联网在国内外不同，在国内承担非常沉重的政治和公共性。因此是个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富矿。依托互联网的中国民间研究，属于政治社会学的范围。有可能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的新情况，老革命遭遇新问题。
左右兼收，超越左右。98之后的依托于互联网的思想活动，夹在右派左派区分的压力里，好在于底层边缘的知识分子，不仅有行动或行动的渴望，还有超越左右的渴望。知行矛盾和左右冲突都会集中混合地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有着几种面相，不同的人场合表现出不同的，有着分裂，很难坚持统一。灌木林之灌木，与乔木相比较，前者杂乱但扎根于大地，护住雨水不流失。乔木如剑直刺天盖，然天意从来高难问，乔木也仅仅是如剑的僵硬姿势而已。超越左右，灌木林自然比乔木有更多的民族主义和底层情节。北京关天网友半月谈沙龙讲座嘉宾讲座主题有底层情节的，例如第二次的于建嵘讲三农问题，但较少，相对更多的是民族主义。记得我还请过北航的韩德强教授，他是乌有之乡的背后人物。2005年全国各地爆发抗日风潮，民族主义大涨，我在网络上提出“宪政爱国主义”，同时沙龙活动中请了主张国家理性的《大国》杂志主编高全喜教授和民族主义代表人物王小东研究员。还有刘原生自己请的台湾政客某小党主席谢启大和反台独的郑浪平。杨飞（著名网友旺财是条狗）在凯迪猫眼看人论坛和天涯关天茶舍论坛，正话反说，故意捣蛋挑逗民族主义奋青，收获板砖好几屋，他和苦笑曹轶宁一起去听了王小东和高全喜讲座，我很担心嘉宾下不了台，果然旺财是条狗提问挑战了，但很温和，我放心了。高全喜老师的讲座有意外的收获，后半个月我在三味书屋，突然有很诡异的电话号码打进来，说他是国务院办公厅的，问说高全喜的《大国》还有没有，送他们办公厅。我说你找高老师，或者直接到北京大学出版社买。郑浪平和谢启大的讲座，人数也很多，仅仅比贺卫方的少。郑浪平讲中日必有一战，并指责在座的“中国知识精英”没有担负中国首要的政治问题，挨到板砖无数，我发言说，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专制体制的解决。
北京关天网友半月谈沙龙当时找温元凯，没找着。茅于轼被温克坚请来讲了一场。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替补队员，三宽部长朱厚泽，我和王治晶到他家请他，他答应了，后来受到压力临阵反悔。搞得祖桦都有话说。不过他在2008全国农民企业家协会讲话，有希望的刘永好，横店的老板，华西村的吴仁宝在场的，给他们分享最新的国家走向消息，提到我的名字和文章《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还把我与秦晖老师一起讲，着实让我高兴了一阵子。
主讲嘉宾淮生回忆说，另外主讲嘉宾王力雄，在书屋讲过递进民主。被杨支柱图书管理员，写评论“鸡蛋汤的汤的汤……”，说这种，民主形态，一次又一次地稀释了民意。
北京关天网友半月谈沙龙之后各地兴起但旋即关张，只有成都杜甫草堂讲座坚持很长，影响也很大。其开路先锋作用，还“似乎”带动了刘原生自己后来的三味书屋讲座，赵国君的嘉言论坛，还有乌有之乡。
温克坚说，北京关天网友半月谈沙龙开始之前，在杭州有着由他组织的茅于轼与徐向阳的两次讲座。如我前面所说，该时期的知识分子与准知识分子有着在知识和行动之间交织的张力。我对北京关天网友半月谈沙龙，有着很强烈的自觉之心，阻止仅仅堕落为知识启蒙，尽可能向行动之维度打开通道，尽可能有着行动的维度。我所邀请的嘉宾，基本都与之进行演讲主题策划，一个为了回避政治风险，另外一个就是通过主题策划，走向行动性。就像做新闻报纸编辑的新闻策划一样。八十年代以来的，把行动藏在知识里面，通过知识，例如把政治改革的诉求说成自然规律（如方励之）或者历史规律的知识，去政治化抹掉其政治性，已经被我们所渴望抛弃。这是一种准组党，在98民主党“一千年徒刑”之后，尤显如此，它在知识启蒙中蜕变出行动，尽管以知识传播的讲座名义。更本质的，尤其在后面再回首时，它是行动，是聚集共享乃至于行动之策划。随着时间之河的流动，其行动性越来越明显。其他地方的讲座，对此自觉意识不够强烈，还限于知识启蒙和启蒙知识分子身份影响力之构建。我和张大军本人，从未冒充嘉宾，而甘于主持人召集人的身份，一个是因为自由右派与新左派关于长江读书奖争议之后，对程序正义的自觉，另外一个是在知识分子身份构建之外构建其他行动身份的渴望所支配，例如主持人和召集人就是一种行动身份，而不是知识分子身份。记得张大军去国前一两年，在他后来搞网友沙龙的华清嘉园，我对他说，你要搞清楚你的身份建构，以你可以是很好的政治或社会活动家，不要做知识分子。总体来说，对行动和行动渴望有着很强烈的自觉之心。
2004年6.7月份间在成都杜甫草堂的讲座上，我一定程度背离了原来的讲稿，讲起维权，第一次命名维权。2004年命名为维权十大人物，其中为农民工维权的温家宝，八九分子98民主党转化为维权人士的李智英和李柏光，政治犯杨子立的老婆都在列，维权律师该词应该在宪政论衡论坛我更早提。该十大维权人物的文章副标题是公共知识分子死了。05年被高扬（政右经左）选为什么百大公知，我对高扬有过不满和批评，而且开始颠覆公知这一概念，要求少一些公知，多一些维权人士。互联网络降低了知识的门槛，降低了成为知识分子的门槛，以至于“人人都可以是公知”，尧舜满街走，公知多如狗，然而于我们所需要的政治转型，并没有直接的推动作用，更多的是如我在后面所言，在于消费民众的苦难，对火灾围着评论以挣名气和稀饭钱。行动是对知识分子身份构建的克服，让这种消费民众苦难的“吃人血馒头”嫌疑更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