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一（2月24日）宣布，由于新冠病毒疫情，今年最重要的政治会议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两会）将延后举行。这是一向严控政治日程的北京集权政府做出的又一重大决定。
新冠病毒疫情是习近平2012年接任中共总书记职务以来遇到的最大政治挑战之一。全国人大会议和全国政协会议的年会通常在3月5日举行，持续两个多星期。有几千名代表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参加讨论，发表讲话，举行政治仪式。
报道指路透社引用伦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曾锐生（Steve Tsang）的话说，疫情的爆发动摇了习近平的地位，他只有通过推迟两会，采取果断措施，控制损失，重新掌控局势才能够把“损失最小化”。据曾锐生说，人大并没有实权，所以没有理由要在中共控制人们出行、禁止大型集会的时候召开这两个会议。推迟两会可以“减少有人利用会议的机会发表过激言论的风险。”但曾锐生认为，尽管习近平一定感到了有自保的必要，但是他的这个做法是一种积极的防御行为，务实而不极端。
德国之声说，所以外界看到，在疫情大肆传染的关键阶段，有几天习近平在官媒版面上消失，传言他生病了。综合各种信息判断，习在疫情防控的前中期，处境应该很被动，因为社会的矛头都对准他，要他为疫情的惨重后果负责，即使此时党内高层无人出来挑战其权力，其形象和个人权威事实已经严重受损，官员很多都处于观望状态，看他能否挺过这次危机，随时准备反水。这可以理解他为自救，不得不成立调查组，调查李文亮被训诫一事，同时仓促作出武汉封城决定。后者即便从事后看来是必要的，但它显然是危机时刻的过度反应，是习近平在这次疫情中所作的最大一次政治赌注。因为封城之前没有任何预案和准备，对一个10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封城将给民众的生活、工作、防疫以及整个社会情绪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民众会有何种反应，都是未知数。实际来看，封城造成城市节奏被扰乱，社会陷于严重混乱，恐慌情绪从武汉蔓延全国。习近平的这个政治冒险，反映了在疫情应对的前中期，面对社会和党内压力的慌乱和进退失据。事后复盘，如果再给他选择，应该不会走这步险棋，就当时情形而言，弄不好这会是他的一次政治自杀。
●中国推迟两会 专家指习近平寻求自保
▲美国之音（VOA）2月24日报道：中国推迟两会 专家指习近平寻求自保
华盛顿 —中国周一（2月24日）宣布，由于新冠病毒疫情，今年最重要的政治会议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两会）将延后举行。这是一向严控政治日程的北京集权政府做出的又一重大决定。
路透社说，这个决定显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这次抗疫行动的重视程度。在这次疫情中，中国大陆有2500多人死亡，7.7万人感染病毒。
新冠病毒疫情是习近平2012年接任中共总书记职务以来遇到的最大政治挑战之一。全国人大会议和全国政协会议的年会通常在3月5日举行，持续两个多星期。有几千名代表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参加讨论，发表讲话，举行政治仪式。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之前报道说，参加两会的约3000名代表中有1/3都是省市官员，在抗疫前线发挥着重要作用。
路透社引用伦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曾锐生（Steve Tsang）的话说，疫情的爆发动摇了习近平的地位，他只有通过推迟两会，采取果断措施，控制损失，重新掌控局势才能够把“损失最小化”。
曾锐生说，人大并没有实权，所以没有理由要在中共控制人们出行、禁止大型集会的时候召开这两个会议。推迟两会可以“减少有人利用会议的机会发表过激言论的风险。”
曾锐生认为，尽管习近平一定感到了有自保的必要，但是他的这个做法是一种积极的防御行为，务实而不极端。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2月24日报道：新冠肺炎两会推迟 美媒指习近平求自保
中国周一（2月24日）宣布，由于新冠病毒疫情，今年最重要的政治会议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两会）将延后举行。这是一向严控政治日程的北京集权政府做出的又一重大决定。
据美国之音今天报道说，中国推迟两会，专家指习近平寻求自保。而路透社说，这个决定显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这次抗疫行动的重视程度。在这次疫情中，中国大陆有2500多人死亡，7.7万人感染病毒。
美国之音说，新冠病毒疫情是习近平2012年接任中共总书记职务以来遇到的最大政治挑战之一。全国人大会议和全国政协会议的年会通常在3月5日举行，持续两个多星期。有几千名代表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参加讨论，发表讲话，举行政治仪式。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之前报道说，参加两会的约3000名代表中有1/3都是省市官员，在抗疫前线发挥着重要作用。
报道指路透社引用伦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曾锐生（Steve Tsang）的话说，疫情的爆发动摇了习近平的地位，他只有通过推迟两会，采取果断措施，控制损失，重新掌控局势才能够把“损失最小化”。据曾锐生说，人大并没有实权，所以没有理由要在中共控制人们出行、禁止大型集会的时候召开这两个会议。推迟两会可以“减少有人利用会议的机会发表过激言论的风险。”但曾锐生认为，尽管习近平一定感到了有自保的必要，但是他的这个做法是一种积极的防御行为，务实而不极端。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2月25日报道：新冠肺炎 德媒指中共党内无男儿精英普遍堕落 习近平不倒重掌斗争主导权
在如何防控疫情以及问责问题上，新冠病毒疫情会引爆中共高层内部的分歧和权力斗争，当局前期的反应迟钝和应对不力，使习近平陷入被动状态，但随着一系列抗疫措施的部署和推进，在2月3日左右，习已摆脱这种被动局面，重新掌控党内斗争的主动权和主导权。德国之声说，尽管新冠病毒疫情是习近平上台以来遇到的最严峻危机，但疫情未能击倒习，只能说党内无男儿，社会精英阶层也普遍堕落。
据德国之声的时事评论以客座匿名评论指，习近平重掌病毒疫情斗争主导权。
斗争是中共的行动哲学。新冠病毒疫情自武汉大爆发后，虽然外界并不清楚它会引起统治集团内部怎样的权力斗争，但权斗一定是存在的。因为根据经验，只要重大事变，都会在统治集团内部相应体现出来，历来如此。就此次疫情而言，正如中央指导组成员、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日前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的，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场非常战“ 疫”，病毒来势之凶，疫情传播之烈，范围扩散之广，全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之大，堪称前所未有，既这样，它在统治集团内部引发的权力变化，也该显著。
据该报道称，在这场新冠病毒疫情中，最早撕开高层权力斗争一幕的是武汉市长周先旺，他1月27日接受媒体采访时不知是无意说出还是已抱牺牲决心有意透露“上面不批准公开疫情”；在这期间，媒体合力挖出8个被武汉警方训诫的“造谣者”实则是医生的事情，引发全国人民愤怒，特别在8个“造谣者”之一李文亮医生之死中民怨达到顶点，并直接演化成针对习近平个人独裁的强烈不满，以“二许”即中国学人许志永、许章润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公开发文呼吁让习下台。
民间舆论虽然不能即刻改变当局的游戏规则和权力格局，但它代表的是民心的变化，是一种重要变量，在当下的特殊时机，一定会促使精英阶层的某种集体转变，并被党内和社会上的反习者利用，用来作为向他施压的工具。
德国之声说，所以外界看到，在疫情大肆传染的关键阶段，有几天习近平在官媒版面上消失，传言他生病了。综合各种信息判断，习在疫情防控的前中期，处境应该很被动，因为社会的矛头都对准他，要他为疫情的惨重后果负责，即使此时党内高层无人出来挑战其权力，其形象和个人权威事实已经严重受损，官员很多都处于观望状态，看他能否挺过这次危机，随时准备反水。这可以理解他为自救，不得不成立调查组，调查李文亮被训诫一事，同时仓促作出武汉封城决定。后者即便从事后看来是必要的，但它显然是危机时刻的过度反应，是习近平在这次疫情中所作的最大一次政治赌注。因为封城之前没有任何预案和准备，对一个10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封城将给民众的生活、工作、防疫以及整个社会情绪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民众会有何种反应，都是未知数。实际来看，封城造成城市节奏被扰乱，社会陷于严重混乱，恐慌情绪从武汉蔓延全国。习近平的这个政治冒险，反映了在疫情应对的前中期，面对社会和党内压力的慌乱和进退失据。事后复盘，如果再给他选择，应该不会走这步险棋，就当时情形而言，弄不好这会是他的一次政治自杀。
该报道认为，在渡过此最艰难时刻后，疫情带给习近平的政治压力随着抗疫的展开和推进得已缓解，使他能够腾出手收拾“乱局”，作出一系列巩固权力的部署，至少在2月3日第二次政治局常委会前后，他重新掌控了大局，在这波党内高层的权力斗争中赢得了主动和主导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到这一点：
一是湖北和武汉两级政权的主要领导以及港澳办主任换上了习氏政法人马。党内高层权力斗争最直接和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人事控制权。谁掌握了人事大权，也就掌握了斗争的主导权。湖北省委书记和武汉市委书记的换马虽然在舆论的预期之中，但谁接任在目前这个时候则有较大不确定性，上海市长应勇和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两位出身政法系统的官员分别上马，前者为习的浙江旧部，后者虽然不是出自之江新军，但政法背景也使他受习器重，再加上同一时刻任命原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出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反映了习近平的权力并未因新冠疫情危机而削弱，依然牢牢掌控人事大权。
二是习通过密集的常委、小组和政治局等会议及一系列指示将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边缘化，凸显其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及对大局的统筹。既然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赋予它领导和统筹疫情防控的权力，按理习就不应再召开过多的常委会议和小组会议部署抗疫事务，以免存在两个权力中心，干扰小组决策，让下面不知听谁的好。但他在这期间召开会议的频率之高罕见，此外还频频就疫情发出指示。习这么做，一方面是担心外界指责他不关心和重视疫情，另一方面，也是要表明一种姿态，他才是中国的老大，是那个说话算数的人。
三是官方舆论对习的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大肆宣扬。媒体和舆论是检验中共领导人有无权力和权威及其大小的指标。习自成为唯一权威后，垄断了官方舆论。但在新冠病毒疫情发生的前期，官媒报道突破了当局的某些宣传纪律，对习的报道有所弱化。然而在2月3日第二次政治局常委会后，官媒重新加强了对习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疫情防控的宣传和造势。当局会议和大小官员也是言必赞习，本文开头引述的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在国新办的发布会上大谈习的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对抗击疫情的重要，在最新召开的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主持会议的李克强表示，习的重要讲话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使用的话语完全是习氏的，应勇在履新湖北的会议上甚至用“教诲”一词来表达他对习的尊敬。
四是全国两会的推迟召开也是习重掌主导权的信号。两会延迟对习而言当然影响不好，但在疫情还在扩散蔓延的时刻，若两会如期召开，习很可能要被问责。当年毛泽东在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后，面对来自党内压力，本想通过召开七千人大会摆脱被动局面，结果由于没有控制好会议反被刘少奇利用，引发干部对他更大不满，不得不在会上被迫检讨道歉。习如此时开两会也将面临这种追责状况。两会近5000代表委员参加，在这个场合，要做到统一声音非常困难，假如会上有“别有用心”者提出疫情责任问题，是否会引发与会者共鸣，将火引向习近平，很难讲。而在小范围控制不满则相对容易得多。推迟会议，等疫情被控制住后再召开，对习显而是有利的。
五是疫情电话外交，各国首脑纷同习通话，表明习的地位稳固，有助其地位强化。2月以来，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和重要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纷纷给习近平打来电话表示慰问和支持，不管他们出于什么目的，电话外交本身就在强化习的领导地位。在这些电话外交中，一些国家的总理虽然是该国的实际领导人，但名义上处于总统之下，按照国家之间的外交礼仪对等原则，应该是总理对总理，以前也是这样安排，可这次基本由习近平包揽通话，只有两个例外，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欧盟主席冯德莱恩打给了李克强，说明习主导了电话外交。
据德国之声称，尽管新冠病毒疫情是习近平上台以来遇到的最严峻危机，但疫情未能击倒习，只能说党内无男儿，社会精英阶层也普遍堕落。本来，疫情引发的群情激愤对习具有足够杀伤力，如果此时统治集团内部有人响应，是有可能促成变局产生。可除了几个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的几声公开呐喊外，社会基本以无声来抗议，它虽然对习的权力和地位也构成冲击，但力度远不够。更重要的是，党内高层特别是习的反对者不敢和不能有效利用社会不满，呼应反习声音，向习发难，可谓党内无一人是男儿。很多官员也许在默默做着沉船弃逃的准备，但都不愿做第一个公开的反对者，都想搭便车。这就是目前状况。
该报道还说，当然，习在此番权力斗争中能够重占主动和主导，也跟他直接掌握国家强力部门特别是警察和军队有关。在中国，军队是维护政权稳定和权力稳固的真正基石，如果强力部门和军队不背叛，高层要反水很困难。然而话也说过来，军方对最高领导人的忠诚也要看社会和党内的反对程度，如果最高领导人臭名昭著，人心尽失，社会和党内的不满和反抗已经公开表达，军方将领也会明白事理，顺应时势的选择。
据德国之声说，本文作者是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美国之音（VOA）2月25日时事大家谈：防疫优先？政局动荡？中共罕见推迟两会背后原因何在？
华盛顿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一表决通过，原定3月5日召开的人大会议推迟召开，预计全国政协也将跟进，两会确定延期。
中国官媒称，“两会推迟昭示当局对人民生命负责”。但评论指出，中南海怕病毒，怕感染，没必要扯上“人民”。也有评论说，严重疫情加剧了中共党内的分歧与不满，为了避免被炮轰和问责，两会当然要推迟。
究竟一向严控政治日程的北京为何推迟两会？这个罕见决定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影响？
嘉宾：香港执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郑
北京为何推迟两会？这个罕见的决定具有什么样意义和影响？
香港执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表示推迟两会无外是因为三个怕。一个是怕死，就是党国的领导人也怕死。因为如果要求下面的所有代表都不戴口罩，那他也怕死。要求代表戴口罩，卖相不好，真的是怕。
第二个‘怕’是怕潜在的政治斗争，因为有七千人大会前车之鉴，也会担心这个会不会给人家打开天窗说亮话，或者在会外就是说三道四的机会，这是有可能的。
第三个是全官全民全党的官员数以万计地从各地到北京来，他们当然是担心说话。这个情况也会引起大家的恐慌，那在卖相上对于全国的人民也是一个不好的交代。桑普先生认为中共的合法性本身就已经没有了，它现在能够维持的无外乎是运用军警的武力跟思想观念的吹嘘。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郑认为，推迟“两会”是正确的决定。他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于中国制度的特点。
他说：“首先从治理角度说，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从表面上看，我认为有三个原因。一是对民意的一种回应。二是在新增病例明显减少的情况下避免全国松懈，不论是各级干部还是民众。三是‘两会’三分之一的代表是来自一线抗疫情的各级干部，如果他们都到北京来，不仅会影响到对抗疫情，还有扩散的风险。但我个人认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中国这个制度的一个特点，即它的合法性是建立在绩效基础之上。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美国这样的制度下，不管政府应对的好或者不好，都不影响权力和体制的合法性。但在中国，如果做的不好，合法性就会受到损害甚至丧失。这个特点一方面要求中国政府必须对于任何问题要积极处理，但另一方面它也缺乏回旋余地，只能胜，不能败。另外中国体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政党的命运和体制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中共经常自己发出警告，就是‘亡党’、‘亡国’（的警告），这并不是吓唬人，确实如此。像美国这样的制度，即使一个政党失败了，甚至消失了，体制也不受影响仍然存在。所以，中共承担的压力也要比西方的政党大得多。这个新冠病毒被认为是中国建国以来最严峻的，中国政府没有任何退路，再也不能出现任何问题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推迟‘两会’是很自然的。而且这一年的‘两会’不涉及人事，比如说国家主席和总理的任命，重要性相对也要低。推迟了也不会产生多大的政治后果。”
宋鲁郑还表示，此次新冠疫情发生在地方，责任也主要在地方，虽然最终还是要由中央政府来“买单”，但只要中央政府应对得力，通常会增加中央的权威和声望。
此外他还认为，“两会”是否推迟和党内分歧与权斗没有关系。“
他说：“历史上看，只有两种情况下才会引发中共高层内部的分歧和权力斗争。一是中央做出的决定并导致严重的后果。比如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导致三年灾荒，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二是外部出现巨大危机和挑战，采取的措施却迟迟没有效果。比如1989年的那场‘学运’。但这一次，新冠病毒（疫情）发生在地方，责任也主要在地方，中央主要是善后和处理，而且中央介入之后很快就出现了效果。特别是现在韩国、意大利疫情暴发，日本防疫问题也很多，民众对中国政府的表现认可度也增加了，这也有助于党内的共识。更何况在习近平‘定于一尊’的情况下，早就没有权力斗争的可能性。可以说以修宪为标志，党内不可能再有人能够发起权力斗争。体制内和体制外肯定有问责的声音，而且这个问责也已经做出了，比如湖北省委书记和武汉市委书记也被免职。但这个问责不会是指向中央，毕竟疫情还是出在地方。民众的矛头也是指向地方的官员。当然了，在中国这样的体制下，任何的问题最终‘买单’的还是中央政府。但是只要中央的应对得力、正确，往往会增加中央的权威和声望。另外即使党内有分歧、有权斗，‘两会’也不是解决分歧的场合，这需要放到党代会上去。所以‘两会’推迟与否和党内分歧与权斗也没有关系。”
观众浙江庄先生提问嘉宾，习主席不去武汉的原因是什么？中央官员的子女为什么不去？
桑普先生回答说中央子女不去，很显然，怕死嘛。其实毛泽东比习近平勇敢多了，当时文革的时候也亲自到武汉去差点被杀掉了。但是他也亲自到武汉去处理那个武斗的问题。
但现在看习近平，没胆，难打仗，打败仗。中央子女不去，很显然，因为怕死。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中央的集权是相当的严重。你不要以为现在形成了一个东南互保了，形成一种地方的分权，诸侯各自为政的局面。
这种说法完全是中共最爱听的说法，因为这是谎言嘛。真正的事实就很简单，完全操控。真的好像习近平说的，他是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整个事情，哪一个地方封城，封到什么样的程度，基本上是下面往上报，经过他的批准才实施的。
●说了真话 新华社的天塌了？
▲德国之声（DW）2月23日报道：说了真话 新华社的天塌了？
一篇由官方媒体新华社刊发的评论，却在微信等中国社交网络平台上被广为封杀。这篇评论以“让人讲真话，天塌不下来”为题，引述了武汉疫情第一线医生的表态“不怕说真话、人命比天大”，并且指出，其中的“怕”字令人心酸。
（德国之声中文网） 这篇署名“杨金志”的评论，最初刊登在新华社主办的《半月谈》杂志上，原标题为“敢言是一种宝贵的品格”，2月20日就已经出现在新华社网站上。2月22日（周六），标题改为“让人讲真话，天塌不下来”的这篇文章开始在微信、微博中广为流传，但是短短几个小时后，此文就遭到了封杀。
评论以2月12日湖北省将CT影像也作为诊断依据、调整确诊标准造成单日新增病例数激增到14840例为引子，指出“大家心里很明白，数字’飙升’不可怕，不真实的数字才可怕”。随后作者强调，调整确诊标准应部分归功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影像科教授张笑春，她曾公开质疑用核酸检测确诊新冠肺炎的可靠性，建议用CT影像作为诊断主要依据。
新华社的评论接着写道：“依然忙碌在战疫前线的她说：’不怕说真话，多大的事情能有人命大？’”作者指出，“’不怕说真话’，这不经意的表达中，一个’怕’字令人有点心酸，更令人加倍警醒。”
春秋笔法 全文不提李文亮
这篇评论文章并没有提及2月7日凌晨病逝的李文亮。根据这名眼科医生自己在去世前所发的微博，他曾经在2019年12月30日看到一份病人的检测报告，检出SARS冠状病毒高度阳性指标，出于提醒同学的角度，所以在大学同学的微信群里发布消息说“确诊了7例SARS”。消息发出后，公安局找到他让他签了训诫书，指责他“转发不实消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李文亮在微博中说，签了训诫书后他仍在工作，在接诊了新冠病毒肺炎患者后 ，1月10日开始出现咳嗽症状，11号发热，12号住院，父母也住院。2月1日，李文亮在微博上表示，其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确诊染上新冠病毒。
官方至今没有对李文亮遭到警方训诫一事表示道歉。但是包括官方媒体在内的全国舆论都谴责了武汉警方的行为，并且高调纪念李文亮医生为“吹哨者”。国家监察委员会也已经派遣工作组前往武汉调查李文亮事件。不过，就李文亮事件呼吁落实言论自由的声音，依然在中国的网络上遭到打压。
在新华社的这篇评论中，作者则引述张笑春医生指出，“敢言是一种宝贵的品质，尤其是此时此地此情此景，每犹豫一分钟，可能都是以生命为代价的。”“我们要为这位女医生点一万个赞。说真话，很多时候需要一种’虽万千人吾往矣’的信念，需要不迷信权威、只相信事实的品格，需要敢于大声疾呼、为民请命的情怀。”
文章警告，“欺上瞒下、粉饰太平，就一定会带来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并且呼吁，“对于真话，一定要认真倾听；对于讲真话的人，一定要加以善待。对于一些不太准确、稍有偏差的善意忠言，也要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胸怀和担当。”
作者还着重强调，“不要枪打出头鸟，不要让讲真话的人瞻前顾后、胆战心惊，不要让讲真话成为一种悲情、一种冒险，更不要让怕讲真话、不讲真话成为一种自我保护和世故。总之一句话：让人讲真话，天塌不下来！”
目前，新华社的这篇评论已经基本在中国的各大新闻门户网站、社交网络上消失，但是用搜索引擎依然能够找到2月20日刊登在新华网上的全文，只不过用的是《半月谈》杂志的原标题“敢言是一种宝贵的品格”。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天塌不下来”这个说法，最早可以追溯到毛泽东1962年1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稿，原话为“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朝令夕改 武汉局部解封后三小时当局宣告措施无效
▲美国之音（VOA）2月24日报道：武汉封城解禁通告 宣布几小时后又转弯
经过1个月的封城之后，武汉市24日宣布，因特殊疾病治疗等原因必须出城的外地滞留人员，可以出城，但是应向所在地的疫情防控指挥部提出申请并获得批准。
根据管理规定，出城人员应不属于被要求隔离的人员，必须身体健康，没有发烧、干咳，气喘等症状。
武汉市还表示，进出城通道，都设有身份检查、消毒、体温检测、隔离救治、防护等设备与人员。
不过，几小时之后，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再发通告指出，稍早的通告是市指挥部下设的交通防控组“未经指挥部研究和主要领导同志同意发布的”，该通告无效，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严肃批评处理。
新通告还强调，武汉市坚决贯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关于“外防输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严格离汉通道管理，严格人员管控，严防疫情向外输出。
中国卫健委24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新增409例，湖北省以外只增加11例，再创新低。
至于湖北省的新增确诊病例是398例，其中武汉市就有348例，累计确诊病例64287例，死亡增加149例，累计死亡2495例。
▲自由亚洲电台（RFA）2月24日报道：朝令夕改 武汉局部解封后三小时当局宣告措施无效
2020年2月24日上午，“封城”超过一个月的武汉一度宣布滞留在武汉的外地人员，可以分批有序出城，在发出通告后约三个半小时，当局指有关通告是未经同意发布，宣布无效。
图为，安保人员在在湖北省武汉市的汉口火车站入口处设置路障。（美联社）
“封城”超过一个月的武汉周一（24日）上午一度宣布滞留在武汉的外地人员，可以分批有序出城。不过，在发出通告后约三个半小时，武汉有关部门却宣布这个通告无效。
从上月23日开始，武汉市一直处于“封城”状态， 1100多万居民与外界隔离。当地居民张人强说，过去一个月市民生活在惶恐当中，很多人都感到无法容忍。
张人强：“肯定是恐慌。一个是害怕瘟疫传播。另外也怕物资供给不上，又没有吃的，又被瘟疫困住，人都疯掉了。”
周一上午约十一时半，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出通告，宣布因保障疫情防控、城市运行、生产等原因，必须出城的人员以及滞留在武汉的外地人员，经疫情防控指挥部门批准，可以分批和有序出城。
武汉市民张毅对这个消息并不感到兴奋。
张毅：“好比我，如果现在解封你让我出去，我都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就算我出去了，可能还是好像过街老鼠一样，你走到哪里谁都不会待见你呀，都认为你们是带着病毒一样。”
决策反复或与武汉领导层更替有关？
在通告发出后大约三个半小时，当局说有关的通告是市指挥部下设的交通防控组，未经指挥部研究和主要领导同意发布的，宣布无效，对相关人员进行了严厉批评，重申武汉市坚决贯彻总书记习近平，关于“外防输出”的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严格执行离开武汉的通道管理。
广州社会活动人士王爱忠认为，这么重大的决策朝令夕改原因可能有两个。
王爱忠：“由于疫情关系，武汉进行了领导层的更替，他们是否与原来官员的磨合还没到位。另一种情况是，有关决定上报后，上面没有批准，导致武汉政府随后又进行了纠正。”
过去一个月，由于医疗资源缺乏，武汉不少患者都无法确诊，即使能确诊也面临病床不足的问题。
封城满月 各种物资匮乏 局部解封为解套？
王爱忠：“不仅是医疗资源缺乏，物资供应也缺乏，所有武汉人的日常生活用品和饮食，都需要外借，由政府统一供应。这都可能对武汉造成困扰，局部解封是否也考虑到这个问题，（希望）减轻（这一）紧张局面。”
王爱忠说，新冠肺炎的潜伏期目前仍然是一个谜，贸然让没有感染症状的人出城，有很大风险。
王爱忠：“即使武汉市政府进行了所谓拉网式的清理，就是把患病的人与密切接触者隔离，从过去的经验看，还是有可能发生漏网的情况，譬如所谓健康的人还是存在病毒，但是没有查出来，也没有进行隔离。”
世卫专家考察结束
另外，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组成的新冠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在湖北省的调研工作已经结束。
中国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周一在北京表示，考察组过去一个周末在武汉访问了两家医院，以及到省疾控中心调研湖北省和武汉市疫情防控、医疗救治等情况，也向卫健委回馈在中国考察的情况、主要发现和建议。中方将进一步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并继续与世卫加强合作。
▲德国之声（DW）2月24日报道：武汉允许外地人出城？ 通告四小时宣布无效
习近平周日要求各地加强疫情防控，隔天武汉市就传出通告，允许滞留在武汉的外地人出城。但是几个小时后，很快传出了通告无效的消息。此外，伴随着新冠病毒进入中东、在韩国、意大利等国迅速传播，专家认为，新冠病毒的发展方向已经在过去48小时当中出现了显著的改变。
（德国之声中文网）2月24日，中国官媒相继报导，四个小时前公布的武汉部份解封的通告无效，相关人员已批评处理。
环球网、新京报等媒体报导，武汉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市官微发布消息称，早前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的《关于加强进出武汉市车辆和人员管理的通告》，是市指挥部下设的交通防控组未经指挥部研究和主要领导同志同意发布的，现宣布该通告无效。对此也对相关人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处理。
报导提到，武汉市坚决贯彻习近平总出记关于“外防输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严格人员管控、严防疫情向外输出。
滞留武汉外地人可出城？
2月24日，新华网报导，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宣布，有条件开放滞留在武汉的外地人员出城。
文中提到，因保障疫情防控、城市运行、生产生活、特殊疾病治疗等原因必须出城的人员以及滞留在武汉的外地人员均可以出城，但是要秉持分批实施的原则。
这些“出城人员”应不属于被要求隔离的人员，且必须没有发热、干咳、气喘等症状。
此外，出城人员到达目的地后，须做好不少于14天的健康监测，并向当地疫情防控指挥部门备案。
其他如医务人员、捐赠物资、警车与消防车等人员及车辆，均在核对身份、检测体温正常后放行。公务人员需要由所在单位报请所属的地方层级疫情防控指挥部批准。
截至2月23日24时，中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77150例，累计死亡病例2592例。中国单日新增确诊409例，死亡150例。湖北新增确诊病例398例，新增死亡病例149例，累计确诊病例64287例，累计死亡病例2495例。
2月23日，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 “当前疫情形势依旧严峻复杂，防控正主在最吃劲的关键阶段。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定必胜信念，咬紧牙关，继续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
习近平也请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努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习近平强调，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但他认为目前疫情防控形势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 “实践证明，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各项工作部署是及时的，采取的举措是有力有效的。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习近平针对防控工作提出7点要求。他第一重点放在湖北、武汉的防疫工作，第二强调北京的疫情防控。之后又提及各产业，包括调配医疗力量和物资、加快疫苗研发、扩大国际合作、做好党中央重大决策的宣传解读、观察并维持社会稳定。
习近平提到，虽然疫情不可避免对经济社会造成冲击，但是疫情的冲击是短期的、总体上的可控的。习近平也提到要用8点要求有序复工复产。第一是落实分区分级复工复产，疫情风险低的地区要尽力将防控策略调整到外防输入上来，循序渐进的复工妇产，但疫情严重的地区继续集中精力全力防控。他也要求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强化就业举措、抓紧春季农业生产、切实保障基本民生、稳住外资基本盘等。
新冠病毒进军中东
周日，伊朗已有43起确诊新冠病例，8人死亡。该国死亡病例是中国境外最高。伊朗在周日一天当中新增了15名确诊病例。伊朗当局宣布，全国14个省的中小学、大学等教育机构将进行“预防性停课”。并在将来一周之内暂停举办艺术活动与电影放映会。
与伊朗接壤的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亚美尼亚相继宣布关闭和伊朗接壤的边界，当中还有三个国家对航班实施了管制。
黎巴嫩出现了第一名确诊病例。该名45岁妇女曾经到伊朗圣城库姆旅游。以色列政府要求将近200名与韩国患病旅客接触过的学生在家隔离。
专家担忧疫情突破防线
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的国际公共卫生教授、也是全球卫生治理计划的在爱丁堡大学的主持人席德哈（Devi Sridhar）说： “新冠病毒的发展方向已经在过去48小时当中出现了显著的改变。”她认为，世界卫生组织及其会员国现在需要将政策方向从“预防”转换到“控制”，也就是要最小化人传人的负面影响。
周日（2月23日），日本、韩国、意大利、伊朗的疫情都加速恶化。
日本本土累计感染新冠病毒者为136人，死亡1人。而钻石公主号游客中的确诊病患人数到达691人。当中有一名60岁妇人19日下船后乘公交返家，结果21日发烧，紧急送医后确诊。22日厚生劳动省记者会上，厚生劳动省大臣加藤胜信坦诚，有23人在14天隔离期之间都没有再实施新冠病毒检测，就被获准下船。他在记者会上表示“会深刻反省这次错误，防止类似案件再次发生。”并强调正在对这些人进行追踪检测。
意大利目前是欧洲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截稿时，病例总数到152例，3人病逝，众多密切接触者也被隔离。十多个城镇已经实施管制，禁止任何集会，就连威尼斯最著名的狂欢节也因为威尼斯出现确诊病例被迫提早结束。意甲联赛也推迟了两场比赛。
韩国感染病例激增 被多国入境管制
周日，韩国将新冠病毒疫情预警级别上调到了最高级。截至当地时间周一（2月24日）晚间，韩国已经累计确诊833例，而仅在周一一天，韩国就新增了231例确诊感染病例。
伴随着新冠肺炎在韩国的迅速传播，以色列、约旦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始对来自韩国的人员进行入境限制。香港于周一宣布，从本周二开始禁止抵达香港前14天访问过韩国的非香港居民入境。
张慈/邹宗翰（综合报导）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2月24日报道：武汉封城开门或高层争议朝令夕改
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今天朝令夕改，上午允许部份人员离境的通告下午就撤销，引起质疑。中央社说，中共外围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直指，中国民众对撤销通告的解释除了不太相信，还会觉得不舒服。
据中央社今天报道说，武汉放松封城朝令夕改，胡锡进说不相信且不舒服。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今天朝令夕改，上午允许部份人员离境的通告下午就撤销，引起质疑。中共外围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直指，中国民众对撤销通告的解释除了不太相信，还会觉得不舒服。
消息说，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今天上午发布第17号通告，内容为“因保障疫情防控、城市运行、生产生活、特殊疾病治疗等原因必须出城的人员以及滞留在汉外地人员，可以申请出城”。但要坚持“错峰出城、分批实施，适时安全有序”原则。但到下午，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却突然宣布，指第17号通告，是市指挥部辖下的交通防控组“未经指挥部研究和主要领导同志同意发布的”，因此宣布无效，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严肃的批评处理”。
该报道说，上述2条内容矛盾的通告，立即引起众多中国民众质疑，揣测四起，连一向被视为鹰派立场的胡锡进，也公开质疑这一政策急转弯。胡锡进透过新浪微博帐号表示，“一个疑问：交通组的胆子这么大？他们就敢擅自使用疫情防控指挥部的名义发通告？”希望“谁的责任谁来担”，实事求是最好。当然，如果情况就是这样，防控指挥部的内部管理可是要大大加强了。胡锡进强调，“重要的是，对武汉防控指挥部新通告中的解释，公众除了不太相信，还会觉得有些不舒服”。
据胡锡进说，“其实没有什么事情大得不得了，全国还有比这次疫情本身更大的事情吗”？而且武汉抗灾事急，“忙中出点乱子也在所难免。只要坦诚沟通，大多数时候人们是理解的。取信于公众，这或许最重要”。胡锡进说，自己的疑问可能就是搞错了，这件事本身很简单，是自己想复杂了。但问题是“忍不住像老胡这样想的人太多了，武汉指挥部新通告不足以打消人们的这种疑问”。
▲自由亚洲电台（RFA）粤语部2月24日报道：“习家军”难驾驭局面？解封武汉与否当局一天之内 “弹弓手”
武汉肺炎爆发后封城逾一个月的武汉市，周一（24日）上午一度宣布滞留在武汉的外地人，可以分批有序出城，但在发出通告后约三个半小时，当局指有关通告是未经同意发布，宣布无效。有网民指出，当局「朝令」夕（傍晚）还未到就「改」，令人无所适从。也有分析指出，这次事件也反映出空降湖北和武汉的一众「习家军」，似乎无法驾驭局面。 （高锋报道）
周一上午约十一时半，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出通告，宣布因保障疫情防控、城市运行、生产等原因，必须出城的人员以及滞留在武汉的外地人员，经疫情防控指挥部门批准，可以分批和有序出城。在通告发出后大约三个半小时，当局指有关的通告是市指挥部下设的交通防控组，未经指挥部研究和主要领导同意发布，宣布无效，对相关人员进行了严谨批评，重申武汉市坚决贯彻总书记习近平，关于「外防输出」的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严格执行离开武汉的通道管理」。
异议人士王爱忠认为，当局对如此重大的决定朝令夕改，怀疑透露近期空降的「习家军」未能与原地方官员顺利磨合。另一种可能是当地的物资短缺问题加剧，故有人「先斩后奏」，作出局部解封的决定，以图减轻地方上资源紧张的问题。
王爱忠说：由于疫情关系，武汉进行了领导层的更替，他们是否与原来官员的磨合还没到位。另一种情况是，有关决定上报后，上面没有批准允许，导致武汉政府随后又进行了纠正。不仅是医疗资源缺乏，物资供应也缺乏，所有武汉人的日常生活用品和饮食，都需要外借，由政府统一供应。这都可能对武汉造成困扰，局部解封是否也考虑到这个问题，（希望）减轻有关的紧张局面。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湖北省应对疫情的工作，逐步由「习家军」或有政法系统背景的干部主持。2月8日，被视为「之江新军」的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空降」到湖北，担任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导组副组长。被视为「习近平嫡系」的应勇，亦告空降湖北，出任省委书记。差不多同一段时间，原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也未能保住职位，新任武汉书记王忠林刚好也是政法系统出身。
这批空降的「习家军」能否驾驭湖北土干，最近成为大陆传媒的焦点。《湖北日报》周日（23日）就报道，湖北省委组织部报请省委同意，将「提拔重用」4名基层干部，「以激励更多党员干部」，并希望更多党员干部能在战「疫」中「冲锋陷阵、拼搏奉献」。对此，有湖北网民就质疑，这是否意味一众湖北干部不够「冲锋陷阵、拼搏奉献」呢？
武汉市被指是武汉肺炎的发源地，从上月23日至今以被采取封城措施长达一个月，但目前当地疫情仍然严重。对此，王爱忠说，假如在此关键时刻贸然让没有感染症状的人离开武汉，恐怕会形成很大风险。
王爱忠说：即使武汉市政府进行了所谓拉网式的清理，就是把患病的人与密切接触者隔离，从过去的经验看，还是有可能发生漏网的情况，譬如所谓健康的人还是存在病毒，但是没有查出来，也没有进行隔离。
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组成的新冠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在湖北省的调研工作结束。中国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周一在北京表示，考察组过去一个周末访问两间医院，以及到省疾控中心调研湖北省和武汉市疫情防控、医疗救治等情况，也向卫健委回馈在华考察的情况、主要发现和建议。中方将进一步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并继续与世卫加强合作。
●评论文章说习近平重掌病毒疫情斗争主导权，文革卷土重来？
▲德国之声（DW）2月20日发表时事评论家长平文章：新冠病毒让中国社会失控了吗？
基层“防疫人员”为非作歹，在新冠病毒肆虐的同时制造人权灾难。时评人长平认为，你所看见的基层社会“失控”，正是权力顶层“严控”社会的结果。
（德国之声中文网）一家人正打麻将，“防疫人员”冲进来掀桌子，稍有异议就扇耳光；一个人外出遛狗，“防疫人员”冲过来挥舞大棒将他的爱犬当场打死；一个女人上街没戴口罩，被拦住后争辩几句，就被锁上铁链游街，并强制录像认罪；一位老大娘在空旷的乡间路上行走，也因为没有戴口罩被铐住双手带走拘押；一个男子到河里游泳，也因为游泳时没有戴口罩被抓捕……人们惊叹：中国社会又回到了红卫兵时代！
“红卫兵时代”是中国人对“文革”灾难的一个形象记忆，作为一个现象描述并没有错。但是，这种描述里面同时包括着人们对这段历史的一个最大的误解。这个误解来自官方的刻意引导。在《长平观察：“六四”镇压，“文革”另一面》一文中，我曾经写道：
1981年在邓小平主导下制定、至今得到中国社会普遍称颂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文革”被描述成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尽管十分严重，但它“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犯错误的原因，不是国家权力过分集中于一党，而是“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
在这个“决议”定调之后，中国文学和影视作品出现了热闹一时的“文革”反思，着重点在于呈现红旗招展的街头游行，或者像代表电影《芙蓉镇》结尾时的“运动啦”恐吓。其他若干“文革”现象也被总结出来：大字报、红卫兵、个人崇拜、上纲上线……
这种规定动作之内的反思，回避“文革”灾难的真正原因即一党专制，而把一党专制的结果当作原因。红卫兵和个人崇拜都是专制社会权力失衡的表象，而不是相反，因为普通民众没有控制住心中的“人性之恶”，或者国家碰巧遇到一个喜欢搞个人崇拜的领导人导致了专制。
新冠病毒爆发之初，当局秘而不宣，打压“吹哨人”，是旨在美化极权统治而操控信息的社会管理常态。假如死亡人数有限，就会在节日的歌舞升平中被完全掩盖。结果错过了阻止疫情扩散的“黄金时间”，新冠病毒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灾难。中国当局的应对策略是进一步控制社会，而且把灾难当作理直气壮地演练社会控制的良机。
在“红卫兵时代”的思维模式中，人们看到基层“防疫人员”没有爱心，无视人权，飞扬跋扈，为所欲为，容易解释成“人性的恶”和社会失控。中国媒体的报道称之为基层官员“拿起鸡毛当令箭”。这些说法既表达了对于此种现象的焦虑，又巧妙地避开了批评权力的恐惧。事实上，从当局的立场看，社会从来没有从他们手中失控，而且“红卫兵”正是他们控制社会的手段。他们给出的就是明晃晃的“令箭”，而不是媒体为他们脱罪而谎称的“鸡毛”。
“治病造成的伤害，比疾病本身严重得多”
让我们来看看历史的真相。正如其名称本身所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红卫兵从来没有独立的人格，也没有拥有超出“卫兵”之外的更多的权力。他们的权力来自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授予。从1966年8月18日开始，毛泽东连续八次“接见”超过一千万红卫兵。因此，红卫兵串联全国，都由政府免费提供食宿和旅费，没有半点民间性质。
红卫兵的典型形象是头戴绿军帽，身着绿军装，腰间束武装带，左臂佩红袖标，手握毛语录，行动时高唱语录歌，大跳忠字舞。他们就是毛泽东的打手。无论是批斗校长，还是清除“四旧”，还是虐待“黑五类分子”，他们从来没有失控到超越打手（“卫兵”）身份的地步。
对于最高权力掌控者来说，红卫兵不过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蝼蚁。在长达十年的文革期间，他们的活跃时间也就一年左右。1967年，红卫兵组织分成不同的派别，互相倾轧，以致发展到大规模武斗。毛泽东说“现在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工宣队与军宣队相继进入学校等单位系统，红卫兵迅速失势、走下“文革”舞台。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出，红卫兵让权力掌控者对社会失控了？
斯坦福大学的社会政治学者魏昂德（Andrew G. Walder）出版了若干部“文革”研究著作。魏昂德指出，在“文革”期间，大部分杀戮的制造者不是学生或者红卫兵，而是政府。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尽管胡作非为的红卫兵制造的杀戮是最令人震惊的，但（杀戮制造者）主要不是他们，而是恢复秩序的军人。治病造成的伤害，比疾病本身严重得多（The cure was far worse than the disease）。”
1981年，邓小平接见香港作家金庸时说，“文革十年，就是一批红卫兵瞎捣乱”。这是处心积虑的打胡乱说和误导舆论。
你所看见的基层社会“失控”，正是权力顶层“严控”社会的结果
“文革”之后，作为无法无天的政治打手，红卫兵并没有消失。只不过，他们的身份变成了“计划生育”基层管理干部，“严打犯罪分子”的公安战士，“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单位领导，镇压“六四反革命暴徒”的军人，利用“双规”开展反腐斗争的纪委官员，抓捕人权律师的国宝，打击少数民族“分裂分子”的武警……今天，他们是“不惜一切代价迎战疫情”的“防疫人员”。
在上周发表的《长平观察：习近平为什么戴错口罩？》一文中，我指出民间讽刺李克强视察农贸市场的段子不真实，因为它假想总理被基层蒙骗，并不知情。
它折射的是一种千百年来皇权之下的子民幻想：皇帝爱民如子，或者宰相刚正廉洁，可恨奸臣当道，宵小遍地，忠谏路塞，皇帝和宰相惨遭蒙骗，十分无辜。假如他们知道了真相，那一定龙庭震怒，宝剑嗖嗖，天下清明。
同样的心理，很多人看到“防疫人员”作恶多端，以为原因在于社会失控，希望高层领导能够明察秋毫，体恤民情，加强管控。的确如此，正如毛泽东可以轻而易举地让貌似无法无天的红卫兵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一样，习近平一声令下，要求尊重人权，严守法规，这些肆无忌惮的“防疫人员”也会迅速变乖。可是，那是他想要的结果吗？
“治病造成的伤害，比疾病本身严重得多。”这是从社会和历史的立场来看问题。如果从专制权力的角度看，“防疫”给他们造成麻烦的同时，也带来了再次证明“伟光正”的机会。其中的要点就是打压媒体，管制社会。
因此，你所看见的基层社会“失控”，正是权力顶层“严控”社会的结果。如果当权者真的失控了，恐怕社会反而有机会恢复人伦道德和生活秩序。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德国之声致力于为您提供客观中立的新闻报道，以及展现多种角度的评论分析。文中评论及分析仅代表作者或专家个人立场。
▲德国之声（DW）2月24日发表邓聿文评论：习近平重掌病毒疫情斗争主导权
在如何防控疫情以及问责问题上，新冠病毒疫情会引爆中共高层内部的分歧和权力斗争，当局前期的反应迟钝和应对不力，使习近平陷入被动状态，但随着一系列抗疫措施的部署和推进，在2月3日左右，习已摆脱这种被动局面，重新掌控党内斗争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德国之声中文网）斗争是中共的行动哲学。新冠病毒疫情自武汉大爆发后，虽然外界并不清楚它会引起统治集团内部怎样的权力斗争，但权斗一定是存在的。因为根据经验，只要重大事变，都会在统治集团内部相应体现出来，历来如此。就此次疫情而言，正如中央指导组成员、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日前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的，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场非常战“ 疫”，病毒来势之凶，疫情传播之烈，范围扩散之广，全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之大，堪称前所未有，既这样，它在统治集团内部引发的权力变化，也该显著。
事实上，高层权力斗争的任何可疑迹象，都很难逃过敏感和老道的中国人的眼睛。对他们来说，当局的人事变化，政策转场，领导人行踪，官员的表态，官媒报道乃至各种传言，都是很好的观察工具，从中大致能够猜测和感知统治集团的权力斗争程度。
在这场新冠病毒疫情中，最早撕开高层权力斗争一幕的是武汉市长周先旺，他1月27日接受媒体采访时不知是无意说出还是已抱牺牲决心有意透露“上面不批准公开疫情”；在这期间，媒体合力挖出8个被武汉警方训诫的“造谣者”实则是医生的事情，引发全国人民愤怒，特别在8个“造谣者”之一李文亮医生之死中民怨达到顶点，并直接演化成针对习近平个人独裁的强烈不满，以“二许”（中国学人许志永、许章润——编注）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公开发文呼吁让习下台。
民间舆论虽然不能即刻改变当局的游戏规则和权力格局，但它代表的是民心的变化，是一种重要变量，在当下的特殊时机，一定会促使精英阶层的某种集体转变，并被党内和社会上的反习者利用，用来作为向他施压的工具。
所以外界看到，在疫情大肆传染的关键阶段，有几天习在官媒版面上消失，传言他生病了。综合各种信息判断，习在疫情防控的前中期，处境应该很被动，因为社会的矛头都对准他，要他为疫情的惨重后果负责，即使此时党内高层无人出来挑战其权力，其形象和个人权威事实已经严重受损，官员很多都处于观望状态，看他能否挺过这次危机，随时准备反水。这可以理解他为自救，不得不成立调查组，调查李文亮被训诫一事，同时仓促作出武汉封城决定。后者即便从事后看来是必要的，但它显然是危机时刻的过度反应，是习近平在这次疫情中所作的最大一次政治赌注。因为封城之前没有任何预案和准备，对一个10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封城将给民众的生活、工作、防疫以及整个社会情绪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民众会有何种反应，都是未知数。实际来看，封城造成城市节奏被扰乱，社会陷于严重混乱，恐慌情绪从武汉蔓延全国。习近平的这个政治冒险，反映了在疫情应对的前中期，面对社会和党内压力的慌乱和进退失据。事后复盘，如果再给他选择，应该不会走这步险棋，就当时情形而言，弄不好这会是他的一次政治自杀。
2019年12月底，微博上流传着一张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公告，内容首次提到“不明原因肺炎”。 另有一张文件照片显示，该不明肺炎的检测结果接近2003年爆发的SARS（非典型肺炎）。 这两张照片引发广大民众讨论，众人皆担忧SARS疫情重演。2019年12月31日，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该国1100万人口的武汉市发生多起呼吸性感染病例，病毒来源不明。世界各地疾病专家们迅即启动了对该病毒真面目的探寻。
在渡过此最艰难时刻后，疫情带给习近平的政治压力随着抗疫的展开和推进得已缓解，使他能够腾出手收拾“乱局”，作出一系列巩固权力的部署，至少在2月3日第二次政治局常委会前后，他重新掌控了大局，在这波党内高层的权力斗争中赢得了主动和主导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到这一点：
一是湖北和武汉两级政权的主要领导以及港澳办主任换上了习氏政法人马。党内高层权力斗争最直接和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人事控制权。谁掌握了人事大权，也就掌握了斗争的主导权。湖北省委书记和武汉市委书记的换马虽然在舆论的预期之中，但谁接任在目前这个时候则有较大不确定性，上海市长应勇和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两位出身政法系统的官员分别上马，前者为习的浙江旧部，后者虽然不是出自之江新军，但政法背景也使他受习器重，再加上同一时刻任命原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出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反映了习近平的权力并未因新冠疫情危机而削弱，依然牢牢掌控人事大权。
二是习通过密集的常委、小组和政治局等会议及一系列指示将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边缘化，凸显其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及对大局的统筹。既然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赋予它领导和统筹疫情防控的权力，按理习就不应再召开过多的常委会议和小组会议部署抗疫事务，以免存在两个权力中心，干扰小组决策，让下面不知听谁的好。但他在这期间召开会议的频率之高罕见，此外还频频就疫情发出指示。习这么做，一方面是担心外界指责他不关心和重视疫情，另一方面，也是要表明一种姿态，他才是中国的老大，是那个说话算数的人。
三是官方舆论对习的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大肆宣扬。媒体和舆论是检验中共领导人有无权力和权威及其大小的指标。习自成为唯一权威后，垄断了官方舆论。但在新冠病毒疫情发生的前期，官媒报道突破了当局的某些宣传纪律，对习的报道有所弱化。然而在2月3日第二次政治局常委会后，官媒重新加强了对习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疫情防控的宣传和造势。当局会议和大小官员也是言必赞习，本文开头引述的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在国新办的发布会上大谈习的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对抗击疫情的重要，在最新召开的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主持会议的李克强表示，习的重要讲话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使用的话语完全是习氏的，应勇在履新湖北的会议上甚至用“教诲”一词来表达他对习的尊敬。
四是全国两会的推迟召开也是习重掌主导权的信号。两会延迟对习而言当然影响不好，但在疫情还在扩散蔓延的时刻，若两会如期召开，习很可能要被问责。当年毛泽东在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后，面对来自党内压力，本想通过召开七千人大会摆脱被动局面，结果由于没有控制好会议反被刘少奇利用，引发干部对他更大不满，不得不在会上被迫检讨道歉。习如此时开两会也将面临这种追责状况。两会近5000代表委员参加，在这个场合，要做到统一声音非常困难，假如会上有“别有用心”者提出疫情责任问题，是否会引发与会者共鸣，将火引向习近平，很难讲。而在小范围控制不满则相对容易得多。推迟会议，等疫情被控制住后再召开，对习显而是有利的。
五是疫情电话外交，各国首脑纷同习通话，表明习的地位稳固，有助其地位强化。2月以来，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和重要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纷纷给习近平打来电话表示慰问和支持，不管他们出于什么目的，电话外交本身就在强化习的领导地位。在这些电话外交中，一些国家的总理虽然是该国的实际领导人，但名义上处于总统之下，按照国家之间的外交礼仪对等原则，应该是总理对总理，以前也是这样安排，可这次基本由习近平包揽通话，只有两个例外，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欧盟主席冯德莱恩打给了李克强，说明习主导了电话外交。
尽管新冠病毒疫情是习近平上台以来遇到的最严峻危机，但疫情未能击倒习，只能说党内无男儿，社会精英阶层也普遍堕落。本来，疫情引发的群情激愤对习具有足够杀伤力，如果此时统治集团内部有人响应，是有可能促成变局产生。可除了几个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的几声公开呐喊外，社会基本以无声来抗议，它虽然对习的权力和地位也构成冲击，但力度远不够。更重要的是，党内高层特别是习的反对者不敢和不能有效利用社会不满，呼应反习声音，向习发难，可谓党内无一人是男儿。很多官员也许在默默做着沉船弃逃的准备，但都不愿做第一个公开的反对者，都想搭便车。这就是目前状况。
当然，习在此番权力斗争中能够重占主动和主导，也跟他直接掌握国家强力部门特别是警察和军队有关。在中国，军队是维护政权稳定和权力稳固的真正基石，如果强力部门和军队不背叛，高层要反水很困难。然而话也说过来，军方对最高领导人的忠诚也要看社会和党内的反对程度，如果最高领导人臭名昭著，人心尽失，社会和党内的不满和反抗已经公开表达，军方将领也会明白事理，顺应时势的选择。
本文作者是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自由亚洲电台（RFA）2月24日高新专栏：夜话中南海：习近平欲借战胜自己制造的危机 以证明个人独裁的正确和专制制度的优越
按照习近平的最新说法：“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许多外部中文媒体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习近平终于承认……”为题，报道习近平的上述讲话。殊不知，这个时候的习近平恰恰是在故作惊人之语，籍以彰显他个人独裁的威力比毛泽东更甚，和专制制度的效率在他习近平领导之下，比中共建政之后的任期时期都还有效率。所以他信誓旦旦且、信心满满地接着表示：“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经过艰苦努力，目前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实践证明，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各项工作部署是及时的，采取的举措是有力有效的。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我们本专栏上周五播出的《习近平关注“生物安全”，是亡羊补牢还是不打自招？》一文中，介绍了已经被中国大陆多家媒体报道的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被采访的一段最关键内容： SARS爆发时，还没有建立直报系统，了解疫情就会比较慢。SARS以后，国家投资建立了这么一个直报系统（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但这一次的疫情，是在开始的时候没有用，再好的系统你不用，那也没有作用。
三年多前的2016年11月17日，出席世界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时任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表示，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中国政府主动顺应世界健康发展新趋势，把握重大机遇，全力推进“互联网+智慧医疗”发展，在“五大领域”取得了积极成效。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疫情信息从基层发现到国家疾控中心接报，时间从5天缩短为4小时，织起了快速捕获疫情的“天罗地网”。
按照杨功焕的回忆：虽然中国在1959年便启用了法定传染病报告制度，但很长一段时期，采用的是手工填写传染病报告卡的“原始”方式。一件病例的信息，需要通过一张填写好的卡片，经过乡、县、市、省、国家等逐级报告和汇总统计。最初的疫情信息往往需要1个多月，甚至几个月才能到达决策人员手中，获取疫情数据犹如大海里捞针，非常困难。
2003年，中国疾控中心着手搭建这套网络直报系统。至2004年4月1日正式上线运行，共投资11亿多元。此后，网络直报系统覆盖了全国所有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同时覆盖98%的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和96％的乡镇卫生院。按照中共官媒的话说，这套覆盖全国、由地方直报中央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是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在过去15年间持续监测我国39种法定传染病。
“武汉新冠” 爆发之前 ，如上所谓“天罗地网” 的建成和发挥作用，也一直被吹嘘成“制度的优势” 和共产党专制政权一大德政。
此次祸患全中国、殃及全世界的“武汉新冠”被中共卫健委官员称之为，“人类知之甚少的新疾病”；在卫健委内部文件中，它的最初称呼是“不明原因肺炎”。而“不明原因肺炎”是继2003年SARS疫情之后提出的名词，按照已经建立多年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报告制度，各级各类医院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应立即报告医院，由医院在12小时内组织医院专家会诊和排查。会诊后仍不能明确诊断的，必须注明“不明原因肺炎”进行网络直报。
但是，已经敢于对中共疾控中心问责的官方媒体引述“一位中国疾控中心内部人士”的话说：1月20日国务院将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作为乙类传染病按甲类管理后，才纳入网络直报系统。
汇总一下，那些一直都在参与“抗疫”过程的专家和医务人员不断公开透露出来的信息，这个“武汉新冠” 的局部传播已经被追源到去年12月初甚至更早。从那时开始到今年1月20日，延宕了将近50天的时间。
杨功焕任内曾分管网络直报系统的相关工作。据其介绍，这套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启用后一直有效运行。直到去年，她在基层社区医院和乡镇卫生院的电脑里都可以正常点开这套系统。并且，利用这套网络直报系统，中国疾控中心捕捉到了很多传染病情况，“像禽流感，甚至有一年，还在一个地方发现了鼠疫，都很早就及时有效的发现问题，然后处理病人，没有传播开。”杨功焕介绍。
对于现有39种法定传染病之外，新发现的或无法识别的传染病，这套网络直报系统是否会漏报？尤其是类似武汉此次不明原因肺炎，是否会漏报？杨功焕认为不会。她说：“因为鉴于SARS的经验，我们在网络直报系统中专门、特别设了一项：不明原因肺炎……。”
多名专家和中共央地两级卫健委官员在接受媒体公开采访时都承认，这套直报系统对各类传染性疾病展开监测，不明原因肺炎更是监测、报告的重点。但是中国疾控中心现任副主任冯子健1月31日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却不得不承认，在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网络直报系统的启用没有那么早”。
为什么“启用没有那么早”？“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是一个新发疾病，在现有传染疾病报告目录里是没有的，调整网络直报系统设置、人员培训需要一个过程。”这是冯子健1月31日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的回答。
中国大陆上立刻有媒体公开批驳了冯子健的理由根本不成立，因为根据中共当局的现行《传染病防治法》，报告法定传染病病例是相关责任人的法定义务。多年前中共官媒即有正式报道说，这套网络直报系统正式启用后，中国疾控中心对疾控和医疗机构人员进行了培训，并每年每过一段时间派人检查是否有漏报情况。
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的反驳更为有力：“人感染禽流感、鼠疫、腺鼠疫，很多刚开始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不明原因肺炎，又比较凶险，就用不明原因肺炎这一类来监测。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很多以后，在这个疫情报告里不会出来准确名称，但会去调查、核实以后上报。”
据一位疾控系统人士介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新发现的传染性疾病，但在宣布为法定传染病后就必须在直报系统报了，“新冠按甲类管理，所以都在2小时内完成上报、审核”。
据上述中国疾控中心内部人士介绍，在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纳入网络直报系统之前，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例数据直接报到国家卫健委，其所获得的数据也是从国家卫健委反馈回来的。
总的情况是，如今已经不在其位的这个国家疾控中心的原任官员或者专家相对敢说几句实实话。除了杨功焕，中国疾控中心原公共卫生信息首席专家金水高也公开接受了采访透露内情，他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共卫生监测与信息服务中心担任主任期间，主持了那个网络直报系统的建设。
金水高推测道，当时的武汉是通过卫生行政系统的应急办将疫情上报国家卫健委的，“否则，也不会在12月31日就以国家卫健委的名义派出专家组到武汉。”
只是，在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到达武汉以后，至1月20日疫情防控紧急升级的这20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给出了怎样的疫情研判？又给出了怎样的疫情防控指导意见？
金水高也还是不敢正面回答记者的这一最关键的问题。
照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在网络直报系统报告后，中国疾控中心可实时看到全国各地上报的传染病案例信息，并每天撰写检测日报，然后汇总成周报向国家卫健委提交，“如果发现重大疫情，会写专门报告，上报国家卫健委。”
但是，杨功焕强调：中国疾控中心没有对公众“发布疫情的权力”。这似乎，才是问题的最关键之所在。
外界都已经注意到，日前中共中央党刊《求是》公布习近平在2月3日中共常委会有一段讲话，开篇便是：“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后，1月7日，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就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1月20日，我专门就疫情防控工作作出批示……。从年初一到现在，疫情防控是我最关注的问题，我时刻跟踪着疫情蔓延形势和防控工作进展情况，不断作出口头指示和批示。”
接下来，就在2月23日举行的，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中，他习近平几乎原封不动地重复了上述内容。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即使把1月7日之前，事实上已经延误了控制疫情扩散和蔓延的最早量好时机的责任，完全为他习近平和以他为核心的党中央撇清，那么1月7日他习近平已经专门在政治局的常委会议上“就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那就说明，他习近平和以他为核心的党中央接获武汉疫情，并且已经被确认为“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报告至迟是1月6日，而从1月6日到1月20日这长达半个月时间里，国家疾控中心都没有把这一重大疫情纳入网络直报系统，从而彻底延误了防止瘟疫向全国乃至全世界传播扩散的次好时机，就完全没有理由归咎于湖北和武汉地方党政，以及中央和湖北两地的卫生主管部门了。
已经早有外界媒体揭露，习近平1月7日对疫情的“批示”内容中，特别强调了“有关措施不要影响节日气氛”。话也许不是习近平当时的原话，但思路是习近平的百分之千可以肯定。所以，疫情本身当然不是习近平亲手制造出来的，但疫情没有被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扩散和蔓延，绝对是习近平之罪。
现如今，至少是武汉人民还仍继续身处水深火热之中，武汉市各大火葬场的焚尸炉仍在和他习近平一样，夜以继日地连续工作。他习近平的思路，明显已对进入了筹备召开“抗疫取得全面胜利”的庆功大会的节奏了。说他习近平欲借“战胜自己制造的危机，以证明独裁的正确和专制的优越”，一点没错！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